齐鲁网·闪电新闻8月24日讯“你知道握手吗？那是把一首诗，印在，另一首诗上。”
初夏时节，我们到严阵先生北京的家中采访。一见面，他就握住了我们的手，吟咏了这首没有发表过的诗《握手》。虽然已经96岁，但他的手握得紧而有力，就像握住他一生中的自信一样。
严阵，原名阎桂青、阎晓光，1930年12月6日出生在山东省莱阳县一个叫沐浴的小山村。14岁时，严阵投身革命，15岁在胶东解放区新华印刷厂担任校对工作。1950年，他南下到华东人民革命大学学习，后被分配到安徽省参加土改。1954年，24岁的严阵在《人民文学》发表长诗《老张的手》，作为青年诗人在全国崭露头角。此后，他先后出版《淮河上的姑娘》《江南曲》《山盟》《中国梦》等诗集和长诗，共出版文学作品40余部。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起，严阵开始用绘画表达自己的情感，他的画作跨越地域和民族，从山东到安徽，从校对到诗人、画家，此刻，他用这双因长久握笔而变形的手握住了我们，开始讲述他将近一个世纪的诗画人生。
严阵先生接受采访（王咏梅 摄）
“从家门，通向我的世界”
严阵儿时生活在山东的小山村沐浴，原名木峪，后来才改了名字。在他记忆里，“春天河岸的梨花会开成一片白色的粉雾，夏天村头浓绿的黄杨树上黄莺鸣唱，秋天羊肠小道边开满金色的山菊花，冬天大雪覆盖河面宛如玉带”。这一切，到了晚年，依然在他记忆里历历如绘。
严阵的父亲阎子儒是乡村小学教师，晚年不教书了，就开药房当中医。诊室墙上挂着字画，还挂着一支洞箫和一把月琴。严老回忆，午夜时分，父亲常常独自坐在诊室里吹箫弹琴。父亲一生不写诗，但喜欢诗。过年时家家户户都要裱糊墙壁，别人家用白纸，他家用的却是父亲手抄的一首首唐诗。堂屋门楣上贴着四个字：“诗书传家”。进到卧室和客厅，墙上写的全是唐诗。严老记得，离家时还挂在堂屋墙上的是杜甫的两句诗：“花径不曾缘客扫，蓬门今始为君开。”给他印象最深的，是那些下大雪的深夜。父亲在被窝里教他读一首一首唐诗：“打起黄莺儿，莫教枝上啼。”大雪、漫漫长夜、唐诗，交织在一起，在他的幼年脑海里留下了对诗最初的感觉。严老说：“诗是在生活中自然出现的，儿时父亲在雪夜教我读诗，是我第一次感觉到世界上除了别的，还有诗。这不是语言可以讲的，仅可感受。”
严阵的母亲在户籍册上只写着“阎孙氏”三个字，村里没人知道她的正规名字。家里条件尚可时，母亲有一条原则：从来不让上门讨饭的人空着手离开。家里吃的是玉米饼子、红薯干，有时候饭还没做好，看到讨饭的人来了，她就让他们在门口等着。幼时，严阵经常看到生活困难的人在门口排队等着她的施舍。“母亲从来不教育我们该怎么做，也从来不流泪。她难过的时候，只是靠着墙壁默默地站着，不吭一声。”这种沉默的善良，后来一直影响着严阵。
《诗人严阵绘画艺术全记录》中写到，沐浴村里还有一个奇异的风俗。每年正月十五，乡亲们用木锨铲上草木灰，在打谷场上撒出各种昭示五谷丰登的图画——古代马车、迎战兵将、歌舞淑女。夜幕降临，家家户户用豆面捏成的各种家畜形状的灯被点亮，照亮地上的图画。严阵从小就跟着大人们参加这一活动，那是他人生最早的绘画。多年后他回忆：“大概就是这些童年时代的感觉，那些沉迷于内心的冥想和虚幻的记忆，日后被我无限放大，成就了我的绘画。”
十一岁那年，兵荒马乱，父亲去世，家境越发贫寒。为了补贴家用，严阵开始到几十里地之外的乡村教书。十四岁那年秋天，他跟着住在家里的八路军离开了家乡。为什么要参加革命？96岁的严老依然记得：“当时八路军住在我们家，每天看着他们的一言一行，感觉到他们是有自己的追求和理想的，也想追求和他们一样的生活。”
年轻时的严阵（来自安徽文艺出版社《文艺春秋》）
离家时，母亲给了他家里唯一的一条狗皮褥子，送他出门，站在门口，望着他沿着村前小路远去。严老回忆：“我再回头时，看见母亲还站在那里，高高举起右手，示意平安。谁能想到，这竟是最后一次看见母亲的面容。”青岛解放第二年，他寄信回家才得知，战争结束前一年，母亲等他哭瞎了眼，在期待中去世了。严老曾经写道：“我千百次梦见母亲那只高高举起的右手，就是这双在襁褓里抱过我、在我蹒跚学步的时候扶过我、在茅屋的灯下为我缝过衣服的手，像灯塔一样照亮我的行程，在我充满风雨的人生中，守望着我。”
1945年，15岁的严阵到胶东解放区新华印刷厂当校对。因为战争，严阵初中读了不到半年，他知道自己的不足，所以他的桌上永远摆着一本《辞源》，一本词典。严老说：“我在那里工作了几年，就等于上了几年大学。在那里，我进行自我启蒙。当时读到《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保尔·柯察金坚强的个性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也是在这段时间里，严阵一字一句通读了所有能够看到的文字，从李白、李商隐的诗到李清照、辛弃疾的词。当时的严阵并不知道，年少时读过的诗词，对他后来的写作和绘画影响深远。
安徽日报报业集团《徽商》杂志社原总编辑韩新东是严老最为钟爱的学生，曾在严老创办的《诗歌报》工作多年。他认为，严阵先生早年的校对工作，让他在做人做事时有了“规矩、规范”，正是这种一字一句抠过去的基本功，给他日后的创作打下了最扎实的底子。
采访严阵的学生、安徽日报报业集团《徽商》杂志社总编辑韩新东（站中者）
1950年，严阵作为胶东解放区南下的一批干部之一，被调到苏州华东人民革命大学学习，后来被分配到安徽，参加土改。土改间隙，严阵趴在安徽老乡家的煤油灯下写了两首诗：一首是《张二嫂分田》，写穷困农民分到田地后的喜悦；一首是《“拖不动”换工》，写分到土地的农民在缺少牛马的情况下互相换工种地。他不知道该往哪里投稿，在当地的报纸上发现了《皖北文艺》的地址，抄好寄走。当时通信条件极差，严阵工作流动频繁，一直到第二年从土改队调到安徽省委宣传部工作，才无意间发现了那本刊物——两首诗早就发表了。署名都是“严阵”，这是他第一次用这个笔名。严阵说：“这两个字不容易重复，也有自我要求严格的意思。”
1954年安徽省文联成立，宣传部领导认为严阵爱好写作，不如到文联工作，于是把他调到文联编辑《安徽文艺》。这一年，他还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山东到安徽，从校对到编辑，严阵的人生正式转向了文学。
面对“黎明时分天空的颜色”开始写作
调到文联后，严阵开始了一种近乎苦行僧式的创作生活。每天早晨四五点钟起床写作，一直写到七点，然后吃早餐，再赶到单位上班。“所以我最熟悉合肥黎明时分天空的颜色——蓝中带点灰，”他说，“多少年，我每天都是这样面对着它，开始自己的写作。”他选择这个时间段，是因为可以摆脱一切纷扰，整个世界都是安静的，只有他和他的笔。
1954年，长诗《老张的手》在《人民文学》发表，让严阵作为青年诗人在全国崭露头角。这首诗写的是土改中一位老农的形象，老张身上有着淮河两岸孕育出的坚韧和坚强。严老回忆，这首诗被退稿多次，他已经不敢再投了。是夫人朱英民悄悄把稿子装进信封，替他寄了出去。发表之后，他深受鼓舞，决定“这条路就这么走下去”。
严阵的《老张的手》（部分）
朱英民是上海富庶大家族出身的小姐。1950年，像当时许多投奔革命的上海青年一样，她悄悄离开上海，到苏州华东人民革命大学追求前程。在那里，她遇见了每天坐在窗前埋头写作的严阵，一个当时还远未成为诗人的山东农村小伙子。两人相爱、在安徽结婚。
严老的女儿严雪瑞告诉我们，“婚后母亲带父亲回上海省亲。那时的父亲没有手表，没有像样的外衣。母亲把自己的欧米茄女表换上男表壳给他戴，又跑遍全城，用几乎全部积蓄买了灯芯绒布料，连夜为他缝制了一件夹克外套。在上海国际饭店，西装革履的亲戚们客气地让父亲宽宽衣，我母亲直接说：‘他宽不出来，以后他会穿西装的，穿起来比你们都英俊。’”严老与女儿谈起妻子，语气里充满感激：“没有上海这座城市，没有你的母亲，没有她给我的一切，我的一生都是苍白的。”
严阵与夫人朱英民
1955年，严阵在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了第一本诗集《淮河上的姑娘》。1956年，他以全国优秀青年诗人的身份参加了新中国第一次全国青年作家代表大会，同时加入了当时只有数百个会员的中国作家协会。1959年国庆，他作为安徽省劳模代表团成员登上了天安门观礼台。也是这一年，他写了《长江在我窗前流过》。臧克家曾说，中国青年诗人中有五位杰出的，严阵就是其中之一。
严老写诗有自己的坚持。韩新东回忆，有一次在严老家里聊天，他忽然说：“新东啊，你看现在都在鼻烟壶里面雕唐诗了，这有什么意思呢？就算在一粒米上把唐诗雕上去，只不过是工匠而已，并不是你的创作。而作文学、作诗歌，就是要讲究一个‘创’字，这才是作为诗人真正的内涵。”这是严老唯一一次当面跟韩新东谈到写诗的道理，因此韩新东的印象极深。
文革十年间，严阵被上纲上线地批判，“从文联副主席变得一无所有”，在大会上被批斗。严老的同事温跃渊记得，严阵被喊到台上发言时，“并不趋炎附势，只是说出实情”。温老说：“我很佩服他。”严老自己谈起那段日子，只说：“没有时间想更多的东西，最宝贵的东西就是时间。因此要拼命地写更多作品，把所有的时间都用在创作上。”他的长诗《山盟》就是在那种环境下写成的。夫人朱英民半夜把煤球箱掏空，将手稿藏进去，这部诗歌体小说得以保存下来。文革结束后，才拿到安徽文学出版社出版。
严阵同事、安徽省报告文学家协会名誉主席温跃渊接受采访（林小木 摄）
温老介绍，1985年，安徽文联在全国文艺界比较活跃，已经办了七个刊物，这时严阵提出要办《诗歌报》。省里批准了，但“经费自筹”。“我在《合肥晚报》工作过13年，性格活络、朋友多，所以严阵请我来做《诗歌报》编辑部副主任，负责拉赞助、做广告、筹经费。”温跃渊和严阵认识很早：“1957年我刚工作，参加合肥市文艺活动时，听严阵做报告后请他题字，他写了‘祝你成功’四个字。我的日记里还记录着1961年7月严阵做的一次报告，标题是《勇敢的、深沉的去思索》。”因为亲身经历了严阵文革十年间遭受的曲折，所以当严阵请他到《诗歌报》帮忙时，他二话没说就去了。
改革开放初期，严阵在《诗歌报》倡导办了两个大展：爱情诗大赛和探索诗大赛。韩新东回忆，那时候全国诗社蜂起，各种流派层出不穷。爱情诗大赛让经历了文革压抑的人们找到了宣泄情感的出口，引起了全国广泛的关注。探索诗大赛则为各地诗社的精品诗歌提供了展示的舞台。“当时的情景蔚为大观，每一天都要到邮局拿七八麻袋的邮件，都是到诗歌报投稿的。每天早晨取一次，下午取一次。严阵先生作为总编辑，站在了八十年代中国诗歌浪潮的潮头，对于诗歌创作，他从来都是支持探索，鼓励创新。”韩新东介绍。
《诗歌报》创刊40周年，严阵题词“勿忘初心”
文革结束后，1988年，崇拜、喜爱严阵的40人团结起来，把他重新选上了作协主席。韩新东说，严老大度、思想解放，“当时安徽文联大院里许多去他家吃过饺子的人，文革期间也有骂他、斗他的，他都是淡然一笑，从来没有记仇”。他与严老相识将近四十年，从来没有听他评价过别人。韩新东感慨地说，严老“一半是细腻，一半是粗犷。粗犷是他的豪情，细腻是他内在的文字、内心、对情感的表达方式。”
严老在安徽工作生活了整整六十年。他和朱英民在安徽结婚，有两个孩子在合肥出生。他说：“山东是我的故乡，安徽是我的第二故乡。两个省份对我都有恩，两地人民对我都有恩，我永远感谢他们！”
严雪瑞小时候很少见到父亲。十岁之前对父亲的印象是：白天写诗，夜晚通宵写诗；几个月、半年不见人影，因为他到农村体验生活去了。到了年末父亲才回到家，但还是披星戴月地写诗。她曾问父亲为什么要写诗，他没有直接回答。后来她在一篇父亲写的散文里找到了答案：“人心是什么呢？人心就是人的感知，人的灵魂。钱和权虽能一时取悦，但不能永远理服于心。不管东方和西方，不管贫穷或富有，能够真正征服人们灵魂的，唯有至真至善至美的诗歌。”
谈起这段定义，严老说：“说这些的时候我还年轻，那时候坚信诗歌超越天穹的威力。随着历史变迁，我感觉到天空之大，万物之盛，人之微小，文字之极限，直到我拿起画笔。色彩，不仅给了我无穷的创作空间，它让我的灵魂继续自由飞放。”
从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起，严阵开始用色彩表达自己。起初只是写作累了，用水墨来缓解疲劳。但一段时间以后，他发现水墨接触宣纸之后，“产生了许多意想不到的奇幻美妙的效果”。他渐渐领悟到，中国的水墨不仅仅是水墨，水墨里面有另一个世界。“水墨里面的艺术世界，是文字达不到的境界。”从此，家里的字纸篓里开始出现被攥成纸团的宣纸，上面有各种色彩墨迹。严雪瑞记得，大约从七十年代起，那些纸球越来越多。而严阵的绘画之路，就这样开始了。
“艺术离真实越近，离艺术越远”
严老画了很多画，有一幅让他印象深刻的叫《不乖的小鸟》。画面上是一个被踢倒的鸟笼，笼门已经打开，有的小鸟还迟疑着不敢走出笼门，有的站在笼门口张望，有的在笼子周围彷徨，有的已经远飞了。这幅画后来被澳大利亚一位大使买去。
严老说，这幅画代表了他对艺术的看法。人们评价中国画，总是先问像不像，像就好，不像就不好。但他从一开始就不遵循这个原则。“艺术离真实越近，离艺术越远。艺术是一种创造，‘像’未必就能触动人的灵魂。”他把现实世界叫第一空间，思想空间叫第二空间，“绘画艺术应是一种感情的表达。好多画都没有跨越对客观物体的描摹，没有思想的高度，仅仅是客观事物的再现，这是一种低层次的艺术品。”
2008年，严老的个人画展“通向我的世界”在美国纽约著名的纽豪夫画廊开幕。画廊选了他的水墨画《家门》作为邀请函和开幕背景图。画面上，是老家沐浴村那两扇在风雨中斑驳的木门，门上还留着儿时他用碎瓦片画的划痕——那些最原始的星星、月亮、太阳，那些人和鬼的形体，以及树木和河流。严老说：“家门，通向我的世界。”
严阵画作《家门》
对严老而言，画与诗从来不是非此即彼的选择。他说：“绘画是一种有生命的色彩组合，诗是灵魂的产物。画借助于色彩，诗借助于文字。需要用什么形式表达，我就选择什么形式。”
2012年党的十八大召开前，《人民日报》向严老约稿，请他写一首诗迎接大会。当时严老正在创作一幅油画，题目就叫《中国梦》。这幅画是用中国五千年来的代表性元素与现代标志，加上色彩和线条融合而成的，表达中国人民若干年来如何追求自己的梦想。严老想：“《中国梦》那幅画是我用色彩写的诗，那么我就把这幅画的色彩再变成文字。”就这样，他只用了一个小时，就把画变成诗，写出长诗《中国梦》。
严阵画作《中国梦》
《中国梦》在《人民日报》全文发表后，《河北日报》《甘肃日报》《上海法治报》都整版转载。这首诗在文艺界反响寥寥，但全国各地的普通老百姓纷纷来信，南至海南岛，西至新疆，北到黑龙江，东到上海，都是普通工农兵在叫好。有一个县甚至用百米长卷书写了全诗，在全县展览。
严阵《中国梦》节选
谈到什么是一首好诗，严老说，一首诗好不好，不是自己说了算的。年幼时追随理想参与解放战争，虽然只是一名校对，但他意识到，个人的命运与祖国的衰落盛兴紧密相随。“《中国梦》之所以受到老百姓的欢迎，是因为它在最重要的时刻呼喊出人们最想发出的声音。文艺不是脱离时代、脱离政治的，写诗自己喜欢还不够，要写出人民群众的心声。”
在韩新东看来，严老会用自己的观察思考当下的中国。“这是那个时代的诗人自然而然拥有的一种责任感，是诗人内心价值感使然”。他曾经写道，严老的诗有一种独特的时代感。“只有站在时代的高度和前沿的人才能把握好时代感。所以，我们从严阵先生的字里行间，甚至所有的标点符号中，能感受到一个时代的温度和激情。”
2018年，韩新东陪严老到上海，向上海图书馆捐赠手稿和画作。在现场，已经88岁的严老把自己29岁时写的《长江在我窗前流过》全文背诵了一遍，然后说：“我老了，但是这首诗从来没有老过，它永远是那么年轻。”韩新东印象很深：“严阵先生告诉我，这就是文学的价值，让人在觉得年龄老的时候，内心永远不曾老过。”
梦中的家门
2015年以后，严老的视力开始急速退化。眼前的世界从斑斓逐步变成黑暗。他却很平静：“我的心灵和幻想，是一座守护我创作的灯塔。我的艺术作品一向不是写实，而是探索视线看不到的迹象。所以，看见和看不见，并不影响我想表达的情感。只是，落笔时，像在梦中。”他常常闭着眼睛想：“我就是一棵树。我就是一枝花。我就是一座山。我就是一条河。我就是一片云。我就是一弯月。我用我的灵魂去感觉世界。别人怎么评论我的画，我不在意。因为我不管画什么，画的都是我自己。”
严老接了一句：“眼睛，无论睁着和闭着，都是上天给予人类的礼物。”
而这闭着眼睛看见的一切，源头在哪里？严老自己回答了：“我的心灵和视觉，永远被自然所吸引。我从小就被莱阳老家的山、树、河流还有青岛的海触动。那些纯自然的景色，有着生命、自由和活力的隐喻，给了我充满象征主义的力量和创作畅想。”
2015年以后严老视力基本消失，夫人朱英民就是他的眼睛。2022年8月，夫人走了。严老说：“光，留在我的心里。”在九十多岁高龄、眼睛几乎失明、又面临失去人生伴侣的时刻，唯一让他倾注全身心的事，就是思念山东老家。“我这一生在文字间做梦，也在宣纸上做梦，”严老说，“梦是另一种无规矩的世界，满足了我在现实中无法实现的欲望。我走回过去，走进未来，一切纯粹而随意，我行我素。”
九十二岁生日那天，亲朋好友欢聚。热闹中有人问他：“严老，您德高望重，现在您最想要的是什么？”他没有回答。后来他告诉女儿，他脑海里时常在想出生的那个小山村，幻想着在敲打家门的门环，大声喊着：“妈妈，我回来了！”
韩新东追随严老整整四十年，从安徽到北京，从《诗歌报》的编辑部到严老家里大大小小的事务，都有他的参与。他说：“严阵先生对我跟对自己的孩子一样亲，这不是亲人，胜似亲人。”韩新东用了一句话来总结严老的大气、隐忍、豪迈、细腻：“修养、修为、修行，筑就了严阵高度。一个人有自己独有的风骨、独有的价值、独有的精神追求，他就是这个世界独一份的。”
严老总说，边缘自己，才能有距离地看待人生。“如果没有这种固执，没有孤独自守，就没有我的诗、我的绘画。”又叮嘱：“在这个垃圾与珠宝并存的时代，我们决不能盲目地磕头。不管过去还是现在，不管经济还是文化，我们都必须从‘中国制造’迈上‘中国创造’的台阶。”而对想要从事文学创作的年轻人，他的话简短而有力：“这是一条艰难的路，但必须坚持，才能实现自己的追求。”
严阵先生签名（杜馨语 摄）
采访结束，严老再次握住我们的手。那双握了一辈子笔的手，画过草木灰、写过诗稿、染过水墨的手，在梦中无数次敲响家门的手，此刻温暖而有力。赠与我们《诗人严阵绘画艺术全记录》时，严老拿起笔，在扉页签上自己的名字。
他叫严阵。严于律己，阵马风樯。(文：杜馨语 指导老师：王咏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