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知青在延边：七载长洞村，一辈子难忘的回忆
在有沧桑、有磅礴、更有憧憬的十二年知青生活的岁月里，七年是在长洞村里度过的。长洞的人，长洞的山，一直萦绕在脑海之中。
一、下乡伊始
1969年4月15日上午九时，依依不舍地离开了“满怀激情庆九大”氛围之中的县城龙井，乘上了军用卡车，在光新公社大兴大队山顶坎坷不平的土公路上飞驰。在汽车尾汽吹起的土尘中放眼眺望，春寒料峭的山区，除偶见绿色的马尾松林，重峦叠嶂、沟壑纵横、残雪未消、田地荒芜。
忽然，戛然而止，带队的大队书记金昌浩说，前面没有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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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了车，我颤颤巍巍走到山崖边低头望去，哇！山下面一排房子就是长洞大队部，小广场上站立着许多扎着漂白纱巾的妇女，都穿着蓝色棉大衣，手挥着红宝书，激情昂扬地高呼欢迎的口号。
自4月9日下午，我们乘坐着工农兵4号轮在水天一色的吴淞口外看着上海国际饭店的朦胧身影消失在地平线之后，历经了一个星期的多地行程，目的地长洞村终于到了。大队书记给我们每个人发了一本毛主席语录和一枚毛主席像章。
与长洞一队13名知青们反 向告别后，一头老黄牛头颈上套着牛车，拖（照片为大队赠送的毛主席语录和毛主席像章）着长洞五队13名知青沉重的行李，轱辘沿着车辙吱嘎吱嘎地往长洞五队最高坡的上村走去。
走到了接近山顶的山沟尽头，在一座低矮的草房前停了下来。这座草房子有四间屋子，从方格糊纸门向里望去昏暗模糊，左面第一间住着神经质的单身老人（是志愿军烈士的父亲），第二间里住着一位老阿迈和一位不善言语的中年人（据说在大学政治运动中受到刺激），第三间是我们九个男生的宿舍，第四间是四名女生的宿舍兼集体户食堂。只见一个阿妈妮蹲在灶坑里，呼啦呼啦地揺着圆形风箱在烧坑做饭，还有三个阿妈妮手脖子上套着谷草圈，捧着掺有牛粪的土在抹坑，加热后的一阵阵嗅人肺腑的牛粪味扑鼻而来。
伴着熏人的牛粪味，开始了下乡第一顿午餐，黄色诱人的小米饭尚可，猪肉、海带、萝卜、豆腐一锅烩，掺入了农村黄豆大酱，一顿狼吞虎咽，就是觉得肉没有烀烂。
在想家的气氛中愰然觉得接受再教育从吃饭开始了！
二、难以忘怀
长洞村，（现在合并为南阳自然村）位于延吉县城龙井镇的东南部，德新公社八道河火车站的最西面，地处于长白山余脉山区自然环境，很早就有人类聚居历史，是小有名气的古村落，居住着朝鲜族、俄罗斯族和汉族移民。
听老人说，很久以前，长洞村被四周参天大树所包围，长有天然人参，山沟溪水潺潺、鸟语花香。日本人来后，为了消灭抗日联军，树全部砍光，山顶挖了战壕，修了交叉纵横的公路。进入长洞村的入口主干道，就可以看到人民英雄纪念碑矗立于此，庄严肃穆，象征着英雄不朽，精神长存。由东西和东南二条主要沟壑汇成长洞南阳大沟，向东流向八道河火车站铁路桥。而我们长洞五队，位于长洞山峦海拔最高处，26户居民户分上村、下村二处居住，其中仅一户华侨，其它均为朝鲜族。
下乡第二天去长洞小卖部回来的路上，碰到慈祥的邻居老阿迈，她始终跟在我身后三步，头顶着一大包刚压好的玉米面条，拄着拐杖颤巍巍地走着，风儿吹拂着阿迈银色的白发、白色的飘带和浅蓝色宽大的裙子，为此我觉得很不自在。我上前去帮她拿，她揺揺手，嘴里却说着“上海阿的利，我的埃给（孩子）一样，谢谢”坚决不肯让我拿，就这样我们一前一后地走了四里上山路。阿迈善良而又礼节的形象让我佩服不已。
队里安排我住到仓库保管员金光充家，和他的哥哥—一个双腿残疾的阿爸依安排一间屋，我忐忑不安地搬了进去。真想不到，这个残疾阿爸依操着掺杂朝鲜族口音的汉语，能够熟练地和我交谈。
晚上临睡时，这个阿爸依忽然捧出珍藏的一套多年线装大清古汉书，放到老人专门吃饭的六角形小饭桌上，让我欣赏。封面用隶书印着“唐诗三百首”，纸质发黄了，阿爸依说是古代人用马粪纸印的，价值连城。阅读时，翻书不准用手，按规矩讲要一边焚香一边用竹签翻书。在这样封闭的山沟沟里能有这样的文物，让我看傻了。
在农村生活上，最让我头疼的是跳蚤虱子，记得第一次洗头时，脸盆水面上飘浮着一层各色各样的虱子，更糟糕的是内衣内（照片为2012年，在上海知青联谊会组织的回乡省亲活动中回到了长洞五队，与原老房东交谈）裤骚扰不断，贴身衣缝里潜伏着一排排虱籽。
刚下乡前半年，我分别住到金光允、朴六万他们二家期间，换下来的衣服阿茲妈依们经常会主动地帮我洗好，放到淘米水里煮沸，晒干，棒槌敲打，叠好。这样，让我逐步减少了虱子的骚扰。
1971年初春，去光新公社大兴山里打柴的时候，脖子上被毒虫刺了一下，第二天早上起来脖子肿得不能动了。下放干部老权见后，马上领我到大队，找来军医，为我开刀放脓。不巧，右眼睛也感染了，脖子上贴了一块白纱布，右眼也粘了一块白纱布，真是苦不堪言。
朱队长看到后说是营养不良造成的，要增强我的免疫力，安排了生产队食堂的崔阿妈妮领了小队黄豆，做了一大块豆腐，放到盐水锅里，煮沸后沥水，然后切成块状，用小小的煤炭炉，放上平底锅，还拿出自己家的鸡蛋，一起用豆油煎了给我吃。在当时的环境条件下能吃到嫩黄色的煎豆腐和煎鸡蛋，则是一种非常奢侈的享受。物稀为贵，情谊无价。
1972年冬天，去智新公社圣地大山里砍柴。刚砍时，天高云淡，微风拂面，好不惬意。俗语道，山里的天，小孩的脸，说变就变。不大会儿，一阵寒风吹来了一片乌云，随接鹅毛大雪飘然而至。大雪止，又下起了面粉似的细雪，越下越大，像一袋袋面粉从天上倒了下来，四周如白色的幕布把我们同整个世界屏蔽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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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赶着牛车，在迷宫似的大山里来回转悠，柴禾翻车了拆开后再装车，装好了又翻车，反复多次。时间过得真快，不知不觉地天漆黑一团，又饿又冷，踩在很深的雪地里，发出吱吱的声音，棉胶鞋和裤管都冻了硬梆梆的，我们真的迷路了。没有办法，只好把车卸了，牵着牛慢慢地往前走去。
好大会儿，忽然，隐隐约约听到了不远处有二个赶路的朝鲜族男人在讲话的声音。大家扯开了嗓子大声呼叫了起来，终于找到了热情的向导，把我们带上了龙井去三合的公路。凌晨二点左右，一行步履艰难地走到了集体户。
集体户里灯火通明，小队领导班子、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赵得发排长和鲍志根班长，还有一些贫下中农都在焦急地等我们。炕火熊熊，室内暖烘烘的。我坐在炕口，把套了盔甲似的腿伸进炉膛，想烤化后脱胶鞋、换裤子。忽然只觉得有人拉住我的膀子，一下子把我拽出来。回头一看，是朱队长。
站在边上的赵排长心痛地说，“你如果把裤管和大头鞋上的冰烘化了，那二条腿也完了……”说着把我拽到了坑上，脱下了羊毛军大衣，把我那穿上盔甲似的腿脚裹得严严实实……
往事如云，有许多事都淡泊了，这些事你会忘记吗？
三、素质教育
延边大学中文系朝鲜族老教授玄南极阿爸依，他是一位志愿军烈士的父亲，老共产党员。平时，他总是戴着近视眼镜，满脸笑容可掬，一身简装，撑着助行的拐杖。
1970年到1974年，我参加了五七干部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负责长洞一打三反运动的文字工作。其间，大队五˙七排长郑风洛安排（照片中的蜡纸油印的书是玄阿爸依送给我的，现还保存着）玄南极老教授辅导我学习文化。阿爸依告诉我，要想在延边扎根一辈子，首先必须要学会朝鲜族语，他拿出一本油印的朝鲜族语教材，谆谆教诲，如细雨润物。如，句子中意思表达完了用“斯米达”表示，惊叹号用“塔塔咱”，顿号用“依斯妙”，问号用“斯米嘎”，还有许多政治术语的灵巧运用……
在他的辅导下，学习了许多生活日常用语，学会了读朝鲜族文版的“延边日报”，还可以完全欣赏用朝鲜族语言放映的电影“英雄儿女”。五十多年后的今天，我还能用朝鲜族文字十分熟练地写出当时的部分政治用语。
玄南极教授，对于汉文同样颇有造诣。例如，反映下放干部权钟风的去上海的事例赢得了社会上的极大反响。长洞党支部让我脱产住在玄南极阿爸依家，由他辅导我写出了“上海延边万里远，一根红线结深情"文章，被社、县广播站和多家新闻媒体采用，为此邀请我为公社、县广播站通讯员，并被评为“延吉县第七届民族团结模范”。
接着，又接到大队党支部交给的任务，要求结合批林批孔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编写一部描写长洞村新人、新思想、新面貌的幻灯片解说词，在农村电影放映队影前宣传用。于是，阿爸依又撑着拐杖带着我爬到山顶实地写生。站在这一块贫下中农世世代代赖以生存的土地上，眺望着迭嶂起伏的山峦，观摩着如诗如画的玉米地、高粱地、谷子地、大豆地……的长势、长态。
最后，幻灯宣传片的题目定为“长洞人民多奇志，敢叫日月换新天”。有一次影前放映后，一队的刘阿迈当场即兴自编，手舞足蹈唱起了“我们长洞就是好”的朝鲜族语歌曲。
玄南极阿爸依看着我写的文章，高兴的笑着夸奖我，帮我讲解写文章的技巧，讲解主谓语的运用，讲解中国文字博大精深，指出文章中的病句和错字。
永远记住延边大学老教授玄南极阿爸依，感谢他为我人生补上生动而难忘的文化课。没有底基，那有高楼大厦！
记的1970年春耕大忙一天早晨，生产队朱队长兴冲冲的来到了集体户，高兴的对我说:"经小队领导班子讨论，同意让你去龙井学习电工，地点在龙井镇南面的光新公社革委会，吃饭、住宿费用回来报销"，说着便把一份延吉县五·七办公室知青技术培训的通知递给了我。
当时我心潮涌动，暗暗自喜，仿佛腰间皮带挂上威武铮亮的电工皮套和工具，肩膀挎着脚登钩，一个崭新的形象已经出现在大家的面前。“是，我一定好好学习，不辜负大家对我的期望，回来更好地为贫下中农服务”，我认真的对朱队长说。
愉快的学习很快的结束了，期间我们聆听了上海交通大学土木工程系教授关于电工学理论知识的讲座，还实地参观了边境上的白金公社中朝友谊水电站。打那以后，大队分别在1972年和1974年又二次送我去参加县里举办的农村电工培训班。
在农村七年中除了日常种地、放牛、积肥，忘不了和下放干部权钟风一起科学种田相处的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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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住，什么是科学种田，就是变着法子向土地多要粮，增产、多产是目前农村经济发展的方向……”曾经记得他对我说过。当下放干部老权提出在大豆地里搞玉米串带试验，引起不少异议和反对，恐怕玉米生长争夺了大豆的肥源，恐怕玉米长高了影响光照，恐怕通风不畅，耽误大豆传授花粉……甚至有个别人上纲上线。
当时正在大力贯彻毛主席提出农业“八字宪法”，中央也发表了“农村发展纲要”和“抓革命、促生产”的文件。通过老权坚持不懈、苦口婆心的申辩和公社农办、大队党支部的支持，最终生产队通过讨论，勉强同意拨出了防空洞边上的地作为实验田，抽调了两个年轻人(包括我在内)组成了由下放干部老权为组长的三人科学实验小组。
从选种、耕地、施肥、除草、薅苗，直到行距、间距、风向，老权都恭恭敬敬的写在纸上。他苦思冥想，翻阅了多种农业科技资料，总结出了种植玉米的肥料比例公式，1∶2∶1∶1，即1份牛粪、2份草滩、1份大粪、1份化学肥料。玉米地、谷子地里串带划线也是他根据森林勘察的经验创造出来的。划线人右手掖着一根长竹子，站在地头，瞄准好对面的目标，向着目标缓缓前进，所经之处就会划出一条笔直的直线。
按照直线的划痕，第一个人用三尺小锄头刨出一个个土坑，第二个人往坑里浇水，第三个人放肥，第四个人放种子，第五个人用脚拢土、盖土，这样大豆地玉米串带工序就结束了。这一套先进的生产工序得到了延边州农业管理部门的肯定。我当时曾经多次想到，他作为国家干部，每个月都可以到公社拿到固定工资，但他偏要顶住多重压力，不遗余力的搞设计、勘察、下田劳动，究竟为什么……
1970年冬季打完粮后，粮食总产量比1969年增加了四成，这是在不增加一分土地的情况之下夺得的四成的粮食。
1971年又继续把大豆地里搞玉米串带全面推广到谷子地里搞玉米串带。1971年粮食总产量又比1970年又多打了四成，1972年整个粮食总产量比1969年翻了一番，社员们的经济收入明显地提高了。
打那以后，延边州军分区司令员、第一书记多次亲临指导生产队的工作，先后三次参加在牛舍边的我们积肥组的劳动。长洞五队成了省电台、州电台、县广播站、州报、省报的座上客，省、州、县、社领导干部多次亲临我们长洞五队，召开现场会。上海市革命委员会还赠送了一台上海生产的手扶拖拉机给生产队。
回想起老权教我科学种田，岂止是教我种田，是教我做人……
四、永远怀念
2019年，我参加了延边州政协召开的上海知青赴延边插队落户50周年座谈会，其间接受了延边广播电视总台的采访，最后结束时记者问道，此时此刻您最想说的是什么？对着摄像机的镜头，我情不自禁地说了一句，“朱队长、老权、仁子姐，我想念你们！”两位女记者的眼里顿时泪水盈眶。（这段录像和录音分别由延边卫视和延边人民广播电台用朝鲜族语和汉语于2019年7月1日播送）
提到朱队长，大队党支部委员，朝鲜族，五十岁左右，头发对开分，平时和我们在一起时总是一边笑咪咪地讲着很不地道的普通话，一只手比划着，一只手喜欢插到裤子皮带里。上身长期穿着洗了又洗的大翻领运动衫，下身穿着宽大的灰色裤子，饱经风霜的脸庞，一双凹进的大眼睛，黑黄的皮肤，他的穿戴、相貌与他的年龄极不相衬。平时很少看到他发脾气，干活时嘴里老是吹着朝鲜族韵味的口哨，没有一点点当队长的架子，一看就知道是一个十分憨厚而能干的老人。
我也特别喜欢和他在一起，田边休息时，天南地北、乱七八糟的胡扯，他总是颇有兴趣、似是而非的倾听着。有时他家逢年过节做打糕、（照片中最后一排中间的是朱队长）豆腐还悄悄的拉着我上他家去吃。
媷二遍谷子的季节是生活上最苦的五月，青黄不接。山下县城龙井镇菜队种的青菜已经开黄花了，而我们种的青菜则刚刚出苗。去年秋天埯的咸菜都变味了，没有办法吃，只好用生豆油加浆油拌饭，或者用糖精水、盐水泡杂粮饭吃。
记的有一天上午，队里安排我和生产队长一个小组，媷着媷着，太阳火辣辣的升上了头顶，汗水大颗大颗的往下掉，只觉得头昏、胸闷、眼花，不自主的一屁股坐在苖沟里。跟在我背后铲地的朱队长看到后急忙跑过来，问我是怎么回事。
朱队长听我讲述后，不安的情绪立刻呈现在脸上，着急的对旁边的阿妈妮和其他社员们叽叽咕咕说了许多话，最后在一片“曹斯米达、曹斯米达”的赞许声之后，朱队长笑咪咪的对我说：“你的，明天的，空木里的木咕（喝豆浆）”。
我听了以后，茫然的点了点头。(听说当天晚上，朱队长安排家人，用生产队调拨的黄豆放铁锅里炒熟，然后磨成粉，用开水冲泡、过滤、放糖精便可)第二天上午，薅谷子干到了十点左右，组里的阿兹妈依们叫了起来：“来啦！来啦！”
我回头一看，从很远处看到了老阿迈（朱队长的嫂子）头顶着双耳水桶，一只手拎着篮子，一步一晃、步履蹒跚的从山下往山上走了过来。这时，队长用朝语大声的说：“休息吧，过来喝豆浆！”
慈祥的阿迈拿了一只碗，首先在桶里舀了滿滿一碗送到了我面前，笑咪咪对我说：“阿德里，木咕（孩子，喝吧）”。我端过碗一看，啊，久违了，是白花花的豆浆。我眼里噙着泪水，先轻轻的呷了一口，奶白的豆汁散发出大豆的清香，加上糖精的甜味，胜甘霖，似琼浆，无与伦比。我一口气喝了三大碗，朱队长站在旁边看着看着欢畅的笑了。
而今，再也喝不到那种难忘的豆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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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使我们长洞大队全体上海知青难忘一件事是1972年3月份修水库时，长洞二队女青年崔京子在排除哑炮时，忽然炸响，左手的主神经脉络被炸断，当即送往延边州医院抢救，州医院决定转到当时上海断手再植非常有名的第七人民医院继续专科治疗。
经上海医学专家会诊，决定截肢。就在崔京子截肢后这个护理期的关键时候，在上海护理京子的哥哥崔相男（大队民兵连长）因患急性脑膜炎抢救无效死亡。
崔相男死亡，崔京子截肢后躺在病床上，消息传到了延边，家属在悲伤之余一时不知所措。党支部、革委会迅速地召开了紧急会议，决定派老权代表大队和患者的亲属一起前往上海处理后事。老权二话没说，当晚乘坐东方红拖拉机去了延吉火车站。
在上海第七人民医院短短的六天里，老权没有睡过一夜囫囵觉，他总是躺在病房门口的长椅子上，迎来一个又一个的黎明。他时常和医护人员进行交流，取得他们的在医疗方面关照和帮助，不敢有半点马虎大意。积极地挖掘渠（照片第一排中间的是下放干部权钟风，右为本人）道，和知青家长们进行多方面的交流，取得家长们在精神、物资、人力上的支持。
由于老权非常认真、科学地处理了这起突发事件，在社会上产生了极大的社会影响力，受到了上海多家新闻媒体和上海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办公室的重视，但他一概拒绝了记者的采访，一概婉言谢绝了上海26家知青家长的宴请。
1974年秋天，因落实政策，老权要调到延吉市的吉林省森调二大队工作。临行前，老权推心置腹的对我讲：“夏良怀，只是希望你一如既往，记住，任何情况下只要有百分之一的希望，就要尽百分之九十九的努力！我们也都是这样走过来的……”
记得有一次谈心时我对老权讲过，我一生中最大的愿望是上大学。老权听说后千方百计地帮我想办法，分别在1971年和1974年两次帮我取得了考试机会，全因家庭政治成分问题，未能成行。
朝鲜族下放干部权钟风，一个普通的共产党员、国家干部，他用实际行动，践行了中国共产党的最高崇旨。
还有一位让我难忘的是公社妇女主任崔仁子姐姐，她比我大三、四岁。她曾任小队妇女队长、大队妇女主任、公社妇女主任，是我们集体户的生活户长，她和她的全家都非常的关心知青集体户的生活。
1973年冬天，随着大搞大寨梯田运动的深入，随大队机耕队来到了邻山的英东五队。我的工作是坐在拖拉机后面掌握双轮双铧犁粉碎、平整土地。由于起早贪黑，不惧严寒，劳动表现突出，我被工地团委批准火线入团。
当我捧着“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入团志愿书”时，郑重其事的填写好，交了上去。二天后的下午，公社团委副书记在梯田上找到了我，态度生硬地撸了我一顿，什么入团动机不纯，没有全部如实地交代父亲的历史问题，说完屁股一拍走路。
完了，我的革命情绪一下子从巅峰跌到低谷。回到生产队后，仁子姐主动找我谈话：“你来农村后从政治上积极要求上进的表现大家都是看到的，这次不行，还有下次。组织上入团只不过是一个形式问题，最主要的是思想上入团，这种考验应该对你是一种锤炼，一辈子都是会有用的！”
后来我才知道，她在一次公社党委会曾经厉声地质问公社团委书记：“你如果和他一样的年纪，生在新社会、长在红旗下，你是否也能看见和知道你父亲解放前所做的一切吗？你们经常讲唯成分论、不唯成分论、重在政治表现，那你们觉得他政治表现怎么样？……”
尽管我在农村是“团外人士”、“可以教育好的子女”，但仁子姐姐和农村的干部、群众一直在帮助我，鼓励我。仁子姐姐在1975年长洞党支部推荐我进延边制革厂之后，还特地从公社赶回来，关照我如何填写招工登记表，避免重蹈覆辙。
曾记得在1971年深秋的一天清晨，我和崔仁子姐在一起收割大豆。崔仁子姐姐轻轻地从披满白霜的枫树上摘下了一片大 的红叶递给我：“你看，这片叶子红得真好看，红颜色像涂上去一样，压在玻璃台板下或者夹在笔记（照片左一是公社妇女主任崔仁子，右为本人）本里可以放好多年！”这一放，枫叶从夹到笔记本里到压在我单位办公桌玻璃台板下就40多年，一直放到我2015年从党务工作岗位上退休。
崔仁子姐姐1997年离开了我们，但我们没有忘记她。2007年仁子姐的妹妹崔英爱患了晚（照片前左一是知青，前左二是妹妹崔英爱，后侧站立的是姐姐崔仁子）期肝癌，消息传来，我们万分的着急和悲痛，急忙聚款汇去。崔英爱收到钱后，喃喃自语十多遍，“你们还是那么关心我……”尔后䧟入昏迷状态，含笑离去。
站在长洞村郁郁葱葱的梯田上，掺合着玉米叶青香的微风轻拂着我的脸颊，由感而发，那一张张亲切而熟悉的面容，他们已经一一地远去了，却把背影留给了我们。感恩这一块块长满故事的土地，我无以回报，只有通过手中的笔，在知青历史上留下庄重的一页，永远记载着故乡——延边——这群最可爱的长洞人！
只要我们还记得，他们就会永远地活着。（感谢刘乐亮老师荐稿）
本文作者
作者简介： 夏良怀，1951年生，网名长洞大叔。上海市前锋中学67届，1969年4月赴吉林省延吉县德新公社长洞五队插队，1975年招工至延边制革厂，1980年调江苏省常州金坛市教育系统工作直至退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