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摊贩一直存在于城市生活的缝隙里。
清晨的早点摊、学校门口的小吃车、夜晚小区外的炸串和水果摊，它们既是城市最日常的一部分，也长期处在城市管理的边缘。只是近几年，随着工作越来越难找、收入变得不稳定，摆摊又多了一层新的意义：对一些普通人来说，它不只是做一门小生意，也是一条可以迅速开始挣钱的退路。
它不需要重新通过学历、年龄和履历的筛选。一辆车、一门手艺，加上足够长的劳动时间，就可以开始。但这种退路从来谈不上稳固。它依赖人流，也依赖街道；依赖天气，也依赖一座城市愿意给流动摊贩留下多少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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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年入夏以后，郑州持续开展占道经营规范整治。《人间像素》在这个夏天，记录了三位郑州摆摊人的故事。张伟的米粉摊停了，一个月少掉约9000元收入；王丽娟离开市区，继续在乡镇、集市和安置房之间寻找可以落脚的地方；李梦受到的影响最小，她已经做出三个摊位，还有微信顾客和线上订单，最近开始看商铺。
同一场变化，把三个人推向了不同的方向。对他们来说，摆摊并不只是街头的“烟火气”。它更像一层自己给自己搭起来的就业缓冲：门槛低，启动快，也允许一个人用更多时间和体力换取更多收入。
一份工作不够
晚上五点，郑州的气温还没降下来。张伟把最后一只一次性餐盒塞进三轮车，母亲在后面喊："辣椒油带了吗？"他应了一声，蹬车出门。
他的米粉摊在小区附近已经支了两年多。牛肉粉、牛杂粉，加配菜和方便面，一大碗23到30元。下班的上班族、周边商铺员工、出来遛弯的一家人，构成了这条街的晚高峰。一晚上45到60份，营收1400元左右，毛利35%，落到手里一天500元。一个月出摊18天，9000元。
这9000元，是张伟给自己买的"保险"。
张伟有两份工作，白天是网约车司机，晚上是米粉摊主。
这是他给自己规划的理想工作，一主一副双保险。白天的车和朋友合伙跑，下午四点多结束，他把车交出去，再回家接上另一摊活。母亲从下午两点开始替他准备食材，处理牛杂、调汤底、配菜，辣椒油、一次性饭盒和筷子一样样装好。张伟回来后，把这些东西搬上三轮车，五点准时出摊。
最开始，他和朋友租车，一个月租金3600元，加上平台服务费、小零件维修费和其他零碎开支，每月固定成本4000元出头。后来趁比亚迪秦降价，两个人干脆合伙买了一辆。车成了自己的，挣钱却没有变得更容易。张伟记得，以前8小时能跑到的收入，现在往往要12个小时。小单多、大单少，再扣掉电费、轮胎、保养和接近30%的平台抽成，一个月两个人分下来，他大概能拿5000元。
摆摊9000元，加网约车5000元，这是张伟一天至少忙碌14小时换来的全部收入，也是这个家能够正常运转起来的一笔账。两个孩子，一个篮球班一年8400元，一个英语班每个月1500元，房租1900元，再加上衣食住行和其他开销，每个月至少需要6000元。
6月以后，张伟摆摊的那条街开始整治流动摊贩。
那条路原本就一直有人抱怨。双向四车道最外侧划了停车位，第二层的缝隙里又塞满了摆摊的三轮车。到了晚高峰，车辆要多等几个红绿灯才能进小区。摊贩散去以后，油污、塑料袋和废弃餐盒还会留在路面上。
摊子被清走以后，道路一下子空了。很多业主发现，回家比之前快了7分钟。
张伟的米粉摊也停了。
最开始，他以为是“运动式管理”，一阵风就过去了。三轮车先停几天，等管得松一点，再把摊子支起来。但一个星期、两个星期过去，一个多月过去，摊子一直不能摆，三轮车上都落了一层灰。
之前囤下的一批牛杂、米粉和配菜还在冰箱里。最近半个月，家里没敢再买多少新菜，能吃的就先留着自己吃，但食材总有保质期，最后还是扔掉了一批。
他算了一下，4500元没了。
张伟又出去找过新的摆摊地点。有些地方太偏，没有足够的人流；有些需要交摊位费，成本一加上去就不合算。原来看起来只要有一辆三轮车就能开始的生意，真正换一个地方，并没有那么容易。
原先的位置迟迟不见“解封”，张伟坐不住了。这一个多月，他没敢真的休息，白天照常跑网约车，空下来就问身边的人还有什么能干。
前两天，他决定去送外卖。
朋友告诉他，一天跑40单，一个月做到1000单，差不多能有六七千元。张伟很快又开始研究装备。他看中一辆九号M385C Max，空车3999元，整套锂电版4899元，续航120公里。
如果妻子同意，他准备买下来。
米粉摊停了，他还得再给自己补上一份工作。
一个接近40岁的女人，不想再回工厂
王丽娟的摊车没有停，只是总在换地方。
6月以后，市区不好摆了，她就往更远一点的乡镇、集市和安置房跑。逢一三五去一个乡镇赶集，逢二五八换到另一个地方，偶尔市区还有夜市，再加上大量安置房，这些人口密集、距离又不算太远的地方，构成了她现在的摆摊地图。
最近，她更多去离家不远的安置房。没有摊位费，采购方便，人流量也不小。一个小区十几二十栋楼，住着两三千户人家，几个小区连在一起，就是上万人。
王丽娟只卖炸鸡，早上8点开始腌制，中午能休息两三个小时，下午3点开始炸，5点多出门摆摊，一般晚上9点半左右收，晚的时候也会拖到10点以后。
去年生意好的时候，她一天能卖到四五百元，最高的一天超过700元。今年明显差了，平均一天300元左右，偶尔做到四五百，“600想都不用想”。
她手里有几个几百人的微信群，以前还会经常发红包招揽生意。今年群里也冷清了不少，红包发出去，抢的人零零散散，她渐渐有些泄气。
即使这样，王丽娟也没有认真考虑过重新回工厂。
她是周口人，嫁到郑州以后一直在附近生活。家里的耕地后来被占，单靠种地连温饱都很难顾上，她就出去打工。当地原本不缺工厂，有方便面厂、养猪厂、啤酒厂、石材城，还有大大小小的工业园，过去找一份工作并不难。
但疫情之后，一些企业倒闭，一些企业收入下降，她的年龄也一点点接近40岁。几次上门找工作，对方问完学历和年龄，给出的工资都差不多：最多3500元。
摆摊是前同事带她入行的。
刚开始，她跟着别人学了一个月。脸皮慢慢磨厚，胳膊被热油烫出过几个泡，等到手艺差不多稳定下来，才敢自己单干。“必须跟别人学，自己瞎琢磨做不出这个味道。”
最初，她从前同事那里拿配料，一箱10公斤200元。后来和厂家熟了，自己联系进货，再加上优惠券，一箱最低也要170元。三十块钱的差价看起来不多，对这种小生意来说，一点一点省下来的都是利润。
真正下本的是那辆摊车。九五新的二手车，加上改装一共花了9600元，再加上改锅、灯箱、广告布，又花掉一千多元。液化气以前用私气，现在换成正规燃气，一罐11公斤120元。没有哪一笔投入特别大，但加起来，也足够让一个普通家庭认真算上几遍。
王丽娟每周留一天陪孩子，其他日子一天不落地出摊。家里的房贷和大额支出主要由在啤酒厂工作的丈夫承担，孩子的补习费、平时零花钱，则从她摆摊的收入里出。两口子分得很清楚，各管一摊。
这种分工也有顾不上的时候。
今年好几次孩子生病，她都抽不出身，只能让婆婆带着孩子去医院。晚上回到家，孩子早已经睡了。陪孩子写作业的时间更是难以保证。
但相比起在工厂里拿固定的工资，她还是宁愿出来摆摊。
摆摊至少还有一点腾挪的余地。多跑一个地方、多卖几份炸鸡，收入就可能多一点；哪天家里真的有事，她也能自己决定出不出摊。
当然，所有风险也都要自己承担。
去年10月，王丽娟骑车闯了红灯，剐蹭了一辆小轿车。炸鸡洒落一地，右腿也被蹭掉一层皮，血珠子密密麻麻地渗出来。
王丽娟全责，好在对方车辆损伤不严重，也没多为难她，双方最后“私了”。她丈夫找了汽修厂的熟人，给小轿车单幅面喷漆加划痕抛光，花了640元。
“这两天白干了。”
更让她懊恼的是，前后耽误了三个多小时，车上的炸鸡还没有卖完。处理完事故，她又继续出摊。附近有工厂上夜班的工人，她多买多送，一直卖到凌晨1点，才把剩下的货清了出去。
返程路上，王丽娟有些害怕，索性把大灯开到最亮，灯光在路面上左右摇曳。
第二天，只要身体还能撑住，她还是要继续出摊。
微信里5600多个好友，
算不算一条后路？
李梦倒是不太担心这轮整治。
她的摊位主要在乡镇，本身受到的影响有限。更重要的是，她早就想过，如果有一天流动摊位摆不下去，这门生意还能往哪里走。
摆摊之前，李梦在县城卖房，做过销售冠军，最多一年收入超过30万元。2021年以后，房地产市场越来越差，一年接不了几个客户，完不成业绩成了常态。有一个月，仅罚款就交了2500元。2023年，她心灰意冷，裸辞创业。
在她看来，摆摊和卖房很像：都是站着，都要做产品介绍，都注重品牌和口碑，口才要好，要有亲和力，也要知道什么时候给顾客一点优惠。
李梦分别找了三个师傅学鸭货、卤菜和凉菜，光学费加起来就花了1.7万元。她也算过别的项目。炸鸡一两千元就能学会，但在她看来，即使卖得好，一天也就挣几百元，最后还是选了学费更高、利润也更高的卤味。
接着是摊车。车花了14000元，广告布和灯箱2900元，再加不锈钢盘、包装袋、打包盒和其他零碎工具。
只要出摊，每天就是一条超过14小时的流水线。
早上6点50起床做早饭，7点50送孩子上学，回来吃饭、刷碗，8点半左右开始拆包装、穿串、卤东西，通常要熬三四个小时。11点接孩子吃午饭，忙到下午2点，中间挤两个小时补觉。4点半准备出发，5点到镇上出摊，一直忙到晚上9点半。
天气最热的时候，摊位后面总放着几个装满凉白开的杯子。接近40摄氏度的高温里，李梦的短袖被汗浸得发皱，脖子上搭着一条泛着潮气的毛巾。趁着没人，她赶紧灌几口水。
忙起来时，吆喝、挑选、推荐、称重、打包，一气呵成。
2023年，她还只有一个摊位。到今年，朋友圈已经更新到了第三个摊位。一个自己守，另外两个交给家里人。卤制必须她自己做，拆包、清洗、穿串等准备工作，则交给堂姐，一个月工资2400元。
收入也慢慢稳定下来。一天营收通常在1200元左右，六七十笔订单，净利润约四成。
她的微信里有5600多个好友，其中2700多个是在摆摊以后新增的。她每天会发两三条朋友圈：今天出不出摊，主要卖什么，有没有优惠。后来又接上美团、抖音和微信订单，线上部分已经增加了大约三成收入。
一辆三轮车停在哪里，开始变得没有以前那么重要。
前年，李梦就开始考虑，万一流动摊位受冲击怎么办。她家距离乡镇只有五分钟，即使不再摆摊，在家做好以后也可以送货，损失的主要只是实体展示和经过摊位的人流。
现在，她又开始看商铺。
这两天下雨，没有出摊，她去镇中心和大学城附近转了几个门面。其中一个一年租金2万元，年付还能再便宜一点。
李梦有点心动。
她准备先把一个流动摊位固定下来，看看效果。
碰上顾客砍价，她也很少纠结：“抹个零头吧。”22、23元算20，17、18元算15，超过100元的零头也经常直接抹掉。她自己测算过，一天下来可能少赚百十块钱，却能换来更多回头客，反而有机会多挣两三百元。
原材料也尽量往好里选。比如锁骨，别人用M号、最多L号，她一律用更大的规格。卖房时学到的客户关系、口碑和复购，没有因为离开售楼处消失，只是被她搬到了街边。
一个流动街摊，被她一点点做成了一套小型生意系统。
只是这套生意仍然离不开她本人。
晚上9点以后，人渐渐少下来，李梦会用毛巾抹一圈脸。她现在出摊必须穿医用弹力袜。从卖房时开始，她就因为长期穿高跟鞋站立，小腿一直不舒服。从去年起，已经很难连续站两个小时，否则就会发胀发酸，有时候夜里还会抽筋。
她换了运动鞋，也去医院做过下肢动静脉彩超、凝血四项和血常规，医生给她开了药和二级医用弹力袜。
摊位被重新划进城市
张伟、王丽娟和李梦经历变化的同时，郑州正在重新整理流动摊贩与城市之间的边界。
入夏以后，占道经营进入高发期。郑州市数字化城市运行中心的数据显示，仅5月，市民通过12319热线和“郑好拍”反映的占道经营类案件就达到7122件。交通拥堵、垃圾、油烟、噪声和安全隐患，是投诉里反复出现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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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起，郑州开始持续推进占道经营规范整治，并推行“5+2、白+黑”的全天候延时执法。到了7月，多个城区仍在进行专项治理。
张伟摆摊的那条路，只是其中一个很小的现场。
但这座城市并不准备彻底取消街头摊贩。全市已经布局106个临时经营疏导点，实行定点、定时管理，希望把流动摊贩引导到不影响交通、不扰民、不破坏市容的区域。
对管理者来说，这是一种“疏堵结合”。
只是对摊主来说，有地方可以摆，和这个地方能不能挣钱，是两回事。
张伟后来找过几个新位置，要么太偏，要么摊位费太高。他白天还要开网约车，母亲下午开始准备牛杂和汤底，五点以后才能出摊，一个位置离家多远、有多少人经过、要不要另外交钱，都会直接改变这门生意还能不能做。
最终，他没有找到合适的地方，开始考虑送外卖。
王丽娟的摊位在市区不好摆了，她就去乡镇赶集，去安置房附近，逢一三五一个地方，逢二五八再换一个地方。哪里人口够多、离家不远，又不用承担太高的固定成本，她就往哪里走。
李梦受到的影响最小。她原本就在乡镇，又已经积累了微信顾客和线上订单。即使以后流动摊位受到影响，她还可以从家里配送，或者把一个摊位搬进正在考察的商铺。
三个人都没有真正停下来。
摆摊的特别之处，也许就在这里。它很难被称作一份稳定的职业，却长期承担着一种稳定生活的功能。有人失业以后靠它重新挣钱，有人把它放在固定工作之外，多添一份收入；也有人像李梦一样，从一辆三轮车开始，慢慢试着把它变成一门可以留下来的生意。
它之所以能成为退路，是因为进入足够容易；它之所以始终只是一条退路，又因为太多事情并不掌握在摊主自己手里。
天气、人流、成本、身体，以及一块街道还能不能继续留下他们。
作者 / 青山客
编辑 / 唐云路
版式 / Alice
图片 / 青山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