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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燕志华
近日，网传北大教授张丹丹“灵活就业自带的灵活性本身就是一种福利”的言论，在网络引发大规模的吐槽与争议。
在“灵活就业”这个提法进入大众视野、但是并未获得网民充分接受的时候，这种说法引爆了网络不满。再加镜头前的张教授妆容精致，很容易在形象上给人一种知识界“不食人间烟火”的高高在上之感，加剧了言论在网络群体传播中的冲突性和撕裂感。
但是如果完整看完张丹丹教授谈话的上下文，我们会发现事情比我们想象得更为复杂。
张丹丹其实一直在关注零工人员的研究，比如在今年两会期间，接受《腾讯网》采访就提出，“零工劳动者工时明显偏长，缩减工时前提是保障工资水平”。在其论文《零工就业，如何在灵活与保障之间寻求新平衡》中通过调查发现：零工群体既想获得与城市户籍人口相当的公共服务和保障，又希望在工作方式上保持自由度。因此，“如何在提供基本保障的同时，尽量保留零工灵活性的优势，是社保制度设计需要权衡的关键”。
也就是说，张丹丹其实一直是关注和研究灵活性和社保之间的关系的。因为很多调查显示，收入不同的零工劳动者，交纳社保的意愿是不同的，收入稍高的意愿就比较低，他们更愿意拿到现金收入。就以此次引爆网络关注的《聊一波》的内容来看，如果结合上下文，就会发现她完整的表达是：“（灵活就业者）有些人是主动选择灵活就业；有些人则是没得选，因为找不到一份带有劳动合同、五险一金的稳定工作。”结合这样的上下文，就能明白张丹丹说的“灵活本身就是一种福利”，并不是如网传那样的字面意思，而是需要结合交纳社保的意愿来理解。
但是即便这么说，依然不能“洗掉”张丹丹的责任。因为她所谈论的“零工就业”在今天，依然是个困难话题。宣传话语希望赋予它积极的意义，毕竟就业是最重要的民生。但是网络舆论却呈现出更为复杂态势。这个词语及其内涵，在网络意见市场中，依然处于被各方竞夺的状态，各方都在争夺定义权，希望自己所赋予的涵义能够被社会网络接受。生产网络标签，就是制定话语标准，本身是个权力争夺的过程。就目前来看，在情感上，它尚未被广大网民全面接受，依然处于一个大众认可度不稳定状态，此前某个平台推出的宣传片因为正面肯定这个就业角色而翻车了。
这意味着，在处于意见博弈的时候，我们需要以更为丰富的话语生产形式获得其定义权。需要防范的风险，是警惕类似“预制菜”那样遭遇了污名化，从而导致一个产业的挫折。需要从舆论层面、公共关系和声誉形象的战略高度，来理解类似“零工就业”等关键的网络标签词汇的舆论工作。甚至从制定名称开始，都需要反复斟酌。毕竟按照福柯的观点，“命名即管理”。
张丹丹应该意识到，就这个容易“化反”的词汇和话题在面对访谈的时候，她作为北大学者，言论可能会被刻意解读和放大，从而导致风险。那么她在进行相关表达的时候，应以更为谨慎、以更多限定词作为前缀的完整表达，来追求公共言说的安全。不应寄望于公众完整看完上下文来全面理解你，因为网络传播更多是情绪传播，更多在只言片语和意义的浅表层面扩散。她应该尽可能在一句话或者紧密相连的上下两句中，追求完整无误的表达，主动避免被断章取义。
实际上，传播常常抛弃上下文，更多进行“断章取义”，这在大众传播时代就是一个痼疾，在今天的网络传播时代，更是变本加厉。甚至可以说，断章取义，是由传播的逻辑决定的。比如，媒体的标题有个字数的限制，不可能完整展现上下文，再加媒体本能包含着“哗众取宠”的效果追求，这使得媒体将一个完整的对话取其一部分放在标题或者导语之上进行传播，就成为现实的选择。媒体标题往往就是新闻本身，这意味着，标题一旦“断章取义”，信息传播就不可能那么全面了。专业媒体在制作标题时候，还有专业主义进行传播伦理的约束，但是今天铺天盖地的自媒体，制作标题就是直指人心、直击痛点，愤怒流量往往瞬间引爆。
就是说，张丹丹的访谈内容，即便有上下文，但是一旦其中一句话包含着完整的风险信息，就会被单独拎出来进行传播，结果是舆情暴发，百口莫辩。所谓的“断章取义”，其实就是脱离上下文。
对于学者来说，学术和舆论之间，存在一个典型的扩散陷阱。事实上，我们也可以看到近年来学者不断因此翻车。因为学术研究总是充满各种严格条件限定的，比如大多用“……条件下”“……视域下”等来设定研究条件和框架，但是大众传播和网络传播，却存在无条件的开放性，开放给各种知识水平、认知水平的阅读者的。这意味着，充满各种严格限定条件上下文的研究内容，任何一句话一旦进入或者暴露于网络空间，就可能出现风险传播，从而可能引爆一场危机。
这告诉我们，虽然科学研究无禁区，但是进行公共表达，却是有很多禁区、存在很多禁忌的。尤其作为学者、大机构的学者，更需要提前认识到这样的舆论风险。这本质上是一种舆情素养。
但是今天的学者，各种原因注定了，他们反倒更可能缺乏这种素养。当下进入著名学府或者其他研究机构的学者，其教育履历要求之高，客观上是在进行名校出身、家庭出身、留学经历的筛选，而他们人生几乎很少离开学术领域，和社会基层常常脱节，研究可能更多基于各种假设、学术模型或者西方理论。西方经济学在一些方面，恰恰难以解释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伟大实践。他们的共情，更多表现为悲悯，仅仅是知识分子的情怀，而缺乏真情实感。最后，他们也需要传播，但是内心又认为传播是社会领域的一个商业行为，在社会分层中是低于学术境界的，这连带着每个大学的新闻传播学院，几乎都处于学术鄙视链的末端。但是传播学正在成为显学，理应和人工智能那样，成为大家的一门通识课。
张丹丹的问题在于，在“零工就业”尚未被大众稳定认可的时候，她知道自己处于传播状态中，却并未理解其风险，终于以一句包含了完整风险信息的表达，引爆了舆论场。
这种学术观点出现风险传播的现象，又导致了一个严重的后果。那就是学者噤声，舆论环境变得严苛，进一步钳制了言论自由，网络中的舆情风险土壤进一步发酵。知识分子阶层往往乐于为弱势群体呼吁，因为他们的道德学识决定了他们具有社会关怀的价值情怀。如果他们不愿意发声了，弱势群体受损更大。今天危险的现象是，弱势群体更多选择了网络大V作为自己的代言人。这是社交时代和算法时代的悲哀，是情绪传播主导的错配，是群体认知的盲区。宗庆后被网民集体捧到神坛，最后集体心碎，殷鉴不远。
我不会认可“灵活就业自带的灵活性本身就是一种福利”这样的观点，但是我不反对张丹丹进行类似的学术表达。她的观点你不一定支持，甚至反对，但是需要尊重言论表达权，也可以有理有据地进行反驳，这样才是一个健康的社会。
现在不少网民希望看到张丹丹本人或者北大就此发声。但是问题在于，如果张丹丹向北大相关部门完整复原了上下文，相关部门只能认可，也很难就此进行发声。机构的沉默，又加剧了网民的愤怒。
这就是今天的困境，个体一旦引爆舆情，往往是机构、城市和负责人承担了压力。
所以我想提醒研究者注意到，在网络表达中，需要营造一个紧密相连的“上下文”，尽量一句话完整表达，或者关键限定词不要相隔过远。有时候中间隔着一句话或者一个符号，在理解和传播中就是两个阶层的距离，产生疏离和对立。
但是问题的根源不在于此，不仅仅在于学者谨言慎行就安全了，因为在严苛的舆论环境中，任何一个词汇都可能自带滤镜和舆情敏感。这需要全社会都推动建设一个健康社会。没有健康理性的社会，动辄得咎、因言获罪就是常态。
在这个事件中，我还想讨论一个话题是，现在网络大V需要更多关注自己的影响力后果。很多作为拥有较多粉丝的意见领袖和网络大V，已经不仅仅是个评论者的身份，更经常呈现为新闻通讯社的角色。因为很多人看新闻，可能更经常是其账号里首次触及的。今天网络自媒体更多是个体的通讯社，他们不光传播了信息本身，其评价和态度本身，就定义了事件本身，也直接决定了事件传播的后果。就是说，信息传播、个体评论、信息定义、舆论态势是同步完成的。影响越大，责任越大，不是空话，而是一个社会责任的问题。
再看各种访谈的自媒体，也存在一个话语权争夺的问题。我的看法是，网络话语权争夺的问题，正给中国网络社会带来较大的风险变量。因为争夺是以风险方式进行的。
各种访谈节目和自媒体视频，希望通过题材和观点获得关注。背后是话语权的争夺。但是在今天的网络环境下，中规中矩的正能量、主旋律的内容，反倒无人关注，只有偏激的、愤怒的、迎合性的观点才能够出圈。这带来一个悖论：越是愤怒，越是粉丝增加；越是愤怒，越是可能成为大V，越是可能偏离传统价值观。这或许意味着，粉丝越多，风险越大！
这进一步警示我们，如果不能通过健康理性的舆论引导，更加尊重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网络环境将深陷螺旋式下沉漩涡，社会将被越捆越紧，各种工作都被掣肘。
我们不能因此指责网民。他们更多时候承受了社会后果，而且，他们的网络情绪表达更多是一种反作用力。主动的作用力更多是来自权力资源集中的主流社会的所作所为。群体情绪更多是一种后果，而不是原因。社会网络的问题，常常折射出知识界和主管部门的社会责任。理解了这一点，更有利于我们做好工作。
作者简介：
燕志华 博士
高级记者/紫金传媒智库研究员/舆情管理顾问（具体参阅百度百科）
对近日两个热点事件的舆情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