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历五年，张居正的父亲去世，满朝官员盯着他的官帽。
按礼，他该回江陵守制二十七个月。可他若一走，刚推开的新政，马上就会有人伸手合上。
这一天，北京张宅里，丧服、奏疏、宫里传来的旨意摆在一处。一个内侍奉司礼监的命令进门，张居正没有摆首辅的架子。
他向那内侍叩头致谢，还撂下一句：“此头寄上冯公公也！”
这一下，磕的不是一个小太监。
磕的是权力的门槛。
张居正年轻时并不缺硬气。
他原名张白圭，湖广江陵人，嘉靖年间入仕。十六岁中举，二十六岁中进士，后来入翰林，进裕王府讲读。裕王登基后，就是隆庆皇帝，张居正也由此一步步进了内阁。
内阁不是宰相府。
明太祖废丞相后，文臣再想掌握全国政务，只能借皇权行事。张居正明白这一点，越明白，越不敢把自己当成孤臣。
隆庆六年，十岁的朱翊钧即位，是为万历。宫中有李太后，司礼监有冯保，外朝有内阁。张居正要推政令，就必须让这三处力量咬合在一起。
他做到了。
万历初年，张居正推考成法。各衙门办事不再只写漂亮公文，事情要登记，要限期，要查验。谁拖，谁误，谁担责。
旧官场最怕这个。
过去一件公事从京城发下去，路上慢慢磨，地方慢慢拖，最后不了了之。考成法一下来，账册压到桌上，名字写在纸上，差事不能再躲到云雾里。
《明史》说，当时政令有时能做到“虽万里外，朝下而夕奉行”。
这是张居正硬的一面。
万历六年，他又下令清丈土地。隐田、漏田、豪强田，都要重新丈量。万历九年前后，一条鞭法在更大范围推行，赋役合并，按亩征银。
国库渐渐有了银子，边防有了支撑，官场也被勒紧了缰绳。
可缰绳勒在马身上，马不会不疼。
张居正得罪的不是一两个人。他得罪的是一套已经习惯松弛的官场秩序。有人骂他专权，有人骂他不讲祖制，有人等着他摔下来。
机会很快到了。
万历五年九月，张居正的父亲张文明病故。丁忧守制，是士大夫的纲常。张居正若留下，别人就能说他贪恋权位；张居正若走，改革就可能被拆。
这不是一道清清楚楚的选择题。
他自己心里清楚。
这时能把他留下来的，不只是小皇帝的一道旨意。十五岁的万历还在李太后管束之下，宫里的票拟批红又绕不开司礼监。冯保的态度，分量很重。
冯保不是普通太监。
他掌司礼监，又得李太后信任。张居正在外朝推政，冯保在内廷通路。两个人一外一内，许多事才能落地。
所以那个内侍进张宅时，张居正低了头。
《定陵注略》记下的场面很刺眼：内阉络绎而至，张居正叩头谢，强令内侍站着代受，还说那一头是寄给冯保的。
一个首辅，向一个传命内侍叩头。
这就是代价。
他不是不知道难看。越是熟读经史的人，越知道这一跪会被士林记住。可张居正要的不是面子上的完满，而是手里这几年不能断的权柄。
很快，反对声压了上来。
吴中行、赵用贤等人上疏谏止夺情。两人本与张居正有师生关系，这一刀砍得更深。奏疏进宫后，廷杖落下，吴中行、赵用贤被重杖，艾穆、沈思孝等也受处分。
竹杖落在午门前，声音比奏疏更响。
张居正留下来了。
他在京守制，辞俸，穿青衣角带，照旧办事。万历六年神宗大婚后，他又回江陵奔丧，再奉母返京。改革继续向前推，清丈、赋役、驿递、水利，一件接一件压下去。
可这件事也把他钉住了。
《明史》后来写他，既说他“通识时变，勇于任事”，也说他夺情以后“益偏恣”。同一个人，功业和裂缝挤在一起，谁也没法把另一半抹掉。
万历十年六月，张居正病逝。
那时他仍在首辅位上，死后赐祭赐葬，一时哀荣还在。可万历十二年，风向陡变，官爵被削，家产被抄，长子张敬修自尽，家人遭祸。
门关上了。
江陵张宅里，箱笼被翻开，册籍被搬走。那个曾让万里之外朝下夕行的人，最后只剩身后清算的脚步声，在自家院子里来回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