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7月，宁波镇海中学东南角的憩园里，两位年过七旬的老人站在一栋带弧度的二层小楼前，手指抚过一张颜色变旧的红木方桌。其中一位是朱枫的女儿朱晓枫，另一位是陈修良的女儿沙尚之。沙尚之盯着这张桌子看了半晌，记忆有些恍惚——"当时，我们一家人可是天天在这张桌上吃饭，我还在上面写功课。"
这张桌子是朱枫1946年掏钱买的，送给即将赴南京潜伏的陈修良。六十五年后，两位红色女特工的后人，在她们母亲少年时代读书论道的地方，完成了另一场跨越生死的相聚。
那还是1921年，16岁的朱枫和14岁的陈修良同时考入宁波女子师范学堂，一个被选为班长，一个当了学生会主席。朱枫比陈修良大两岁，瘦瘦长长，才德双全，功课很好。
陈修良后来回忆，自己很喜欢这个"和蔼可亲，很仁慈"的同桌。谁也没想到，这两个宁波姑娘的友谊，会延续近三十年，最终一个成为中共南京地下市委书记，一个成为牺牲在台湾马场町刑场的红色特工。
1923年，江浙军阀混战，学校提前放假。陈修良家道中落，无家可归，朱枫专程来找她："到我家去。"
陈修良住进了朱家花园的憩园，朱枫戏称那栋楼为"潇湘馆"。园内有竹篱假山，小桥流水，书房三间，藏书很多，字画满墙。
两个少女在书房里读书论文、写书法，过了一个多月。陈修良发现，这位富家四小姐"还是个多愁善感的人，深宅大院，平日里独处闺中，没有人可以谈心"。
但当陈修良讲到鉴湖女侠秋瑾，说要做一个女革命家时，朱枫"常露敬仰女侠的神色"。
1925年"五卅"惨案爆发，陈修良组织女师学生游行，被学校第一个开除。陈修良后来回忆，朱枫跟着她走上街头，事后"非常同情我，表现出很难过，她的温和之情，使我很感激"。
这是两人友谊的第一次考验——一个被开除，一个冒着同样风险声援。第二年朱枫毕业去了上海当家庭教师，与陈修良重逢时，陈已是共青团员。陈修良把朱枫介绍给宁波籍书法家沙孟海，应朱枫之请，沙孟海为她取名"谌之"，字"弥明"，取"诚然笃信、永远光明磊落"之意。
沙孟海同时也为陈修良取名"道希"。这段师生缘，让沙、陈两家结成通家之好，也为日后朱枫的入党埋下伏笔——沙孟海的四弟沙文威（史永），后来成了朱枫的入党介绍人。
1926年陈修良南下广州前，同朱枫在沙孟海的"若榴书屋"作别。
此后二十年，两人天各一方。
陈修良去了莫斯科中山大学，回国后给向警予当秘书，又在上海、南京从事地下工作。朱枫则奉父母之命远嫁沈阳，给张作霖兵工厂的总工程师陈绶卿做继室，生下女儿朱晓枫。"九一八"事变后全家回镇海，次年丈夫病故，年轻的朱枫成了寡妇，守着深宅大院"每日学写兰花，消磨光阴"。
抗战爆发后，这个"憔悴"的寡妇变了。陈修良后来听说，朱枫"对抗日十分积极，捐献家财，进行抗日宣传，跟随丈夫朱晓光参加党领导的新知书店工作，甚至到过皖南新四军军部"。
1938年，朱枫为新知书店捐款五百大洋，而当时书店总股本仅五百元。
1940年，她为给书店采购纸张，变卖了外婆传下的三克拉钻戒，自己押着货绕道香港、东江，一路送到桂林。
1941年皖南事变后，丈夫朱晓光被囚上饶集中营，朱枫化名"周爱梅"——"梅"是朱晓光的小名，她私下叫他梅君、梅郎——三次闯进集中营探监送药，硬生生帮丈夫策划了越狱。
1944年她在上海被捕，日本宪兵队严刑拷打，她咬紧牙关，拇指落下残疾，后经组织营救出狱。
1945年春，经徐雪寒、史永介绍，朱枫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
1946年，两位竹洲女师的高材生在上海重逢。陈修良的母亲陈馥租下法租界景华新村22号，作为地下党联络点，同志们称陈馥"众家姆妈"。朱枫的入党介绍人史永领着她来见"众家姆妈"，老人一眼认出："朱家四小姐来啦！"史永告诉老人："四阿姐现在是'自家人'了。"
朱枫进屋一看，家中空荡荡的，连张像样的桌子都没有，警察来检查也不像样。她二话不说，自己联系家具公司，花钱购置了一张红木方桌、四把靠背椅，还有大衣柜、大床等高档西式家具，帮这个"豪宅"装点门面。
陈修良后来回忆，两人坐在那张红木桌前，"亲热地手牵着手，有说不完的话"。
可惜时间太短，陈修良只在家住了两三天，就又要去六百华里外的南京——那里是"虎穴"，八任地下市委书记都牺牲在敌人屠刀之下。
这一别，竟是永诀。
此后三年，陈修良在南京以"张太太"身份潜伏，指挥两千多名地下党员，策反了国民党空军、海军"重庆号"巡洋舰、首都警卫师九十七师，被陈士榘惊叹为"温文尔雅的小女子"。
朱枫则在上海、香港从事财经和情报工作，1949年奉命赴台湾，与潜伏在国民党"国防部"参谋次长吴石建立联系，传递绝密军事情报。
赴台前，朱枫本已安排好与丈夫、儿女在上海团聚。她给丈夫朱晓光的信里写："我也常想念你们，只要脑子一有空，无论在船上、在车里，或在夜深人静时，都会念念不已。"
但组织需要她去台湾，她只说了句"服从安排"，在给爱人的信里隐晦地说："兄须去菊处小住，须两月方与妹聚首……个人的事情暂勿放在心上，更重要的应该去做。"
临行前寄给丈夫一张照片，背面写着："她已深深体验着：'真实的爱'与'伟大的感情'，从此，将永远快乐而健康！"
1950年1月，中共台湾省工委书记蔡孝乾叛变，朱枫被捕。2月18日，大年初二，她在舟山定海被捕时，距离家乡镇海只有几十公里水路，"阔别十多年的故乡就在烟波迷茫的对岸"。
她在看守所把贴身金锁片和大衣肩衬里的金手镯咬碎，二两多重的金子分四次吞下，决心以身殉职。
敌人用飞机把她送到台北医院抢救，X光片至今还保留着那些金饰的残影。
1950年6月10日下午4点30分，朱枫在台北马场町刑场身中七弹，临刑前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时年45岁。
陈修良得知朱枫牺牲的消息，是在新中国成立后不久。她"一直抹不去思念和哀痛"，好好保存着朱枫1946年买的那套红木桌椅，"几十年了，我留着纪念"。
她还四处打听朱枫遗属的下落，把朱枫当年购置的大衣柜、大床等两件高档家具，辗转退还给了朱枫的儿子朱明。
1983年，76岁的陈修良再赴镇海朱家花园。憩园还在，但人去楼空，面貌全非，唯独朱枫住过的那个小楼依然保存着。她站在楼里，"慨叹人生如梦，聚散匆匆，不胜哀痛"。
这一年，朱枫被正式追认为革命烈士。陈修良在多个场合评价这位同窗好友为"世界上最伟大的女性"——这句话不是客套，而是一个同样从鬼门关里走过来的地下党女书记，对另一个把命搏在信仰上的战友最沉重的认定。
1998年，陈修良在上海华东医院去世，享年91岁。她生前留下四十盘口述历史录音带，反复提到要把"真实的历史留下来"。
但她似乎很少对外人细说朱枫——有些名字，有些痛，是说不出口的。只是在女儿沙尚之的记忆里，母亲晚年偶尔提起那位"朱大姐"时，眼神会突然放空，然后轻轻叹一口气。
那张红木方桌，如今摆在朱枫故居的展厅里。桌上的时钟已经定格，仿佛还在等两个少女从书房里走出来，一个说要当革命家，一个说敬仰秋瑾。
她们都不知道，这一等，就是一辈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