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0年前后，奉天城内，一则关于张作霖到学校“选姨太太”的传闻，后来被反复写进报刊和故事书。最惹人注意的，不是女学生的容貌，而是其中一名走路不便的姑娘。
按照流传最广的说法，张作霖原本想从奉天中学挑一名年轻女子纳为姨太太。校方安排学生逐一见面，漂亮姑娘不少，却没有一个能让他满意。偏偏角落里出现了一张清秀面孔，张作霖问过几句话后，态度突然改变。
校长解释说，这名学生叫于芳，腿脚有残疾，担心大帅嫌弃，所以没有安排她参加。张作霖却没有立即离开，反而让她坐下交谈。故事讲到这里，往往会添上一句：“长得好看只是皮相，能不能办事才要紧。”
这段故事很有传播力，但也必须说明，关于“于芳”其人及其成为张作霖姨太太的细节，缺少足够可靠的一手史料支撑。在张作霖家属、部属和奉系档案的常见记载中，于芳并不是一个十分明确的人物。因此，把它当作确凿家史，未免过于武断。
不过，传闻之所以能够流传，并非完全没有背景。张作霖确实有多房妻妾，也确实重视身边人的办事能力。他出身贫寒，早年做过保险队首领，后来投身清末地方武装，又逐步扩充势力。这样的经历，使他对“会不会办事”格外敏感。
张作霖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儒将。他文化程度有限，处理军政事务却有一套粗中有细的办法。看人时，他不只看出身，也不只看表面顺眼不顺眼。谁敢说真话，谁能在关键时刻顶住压力，往往更容易得到他的注意。
传闻中，于芳真正被看中的原因，便是能替张作霖解决难题。故事说，张作霖收编了一批地方武装，人数约有千人。队伍里不少人原先习惯单打独斗，连操练时的左右脚都分不清，教官喊“一二一”，队伍立刻乱成一片。
有人建议把口令改成“黑、红、黑”，给士兵分别配上黑色和红色的鞋，先让他们通过颜色辨认左右，再逐渐改回正规操典。这个办法听起来土，却符合新编部队的实际情况。对于缺乏训练基础的士兵来说，简单、直观，比复杂口令更有效。
张作霖听完后，据说说了一句：“那就试三天。”结果如何，史料没有形成统一记载，但这个细节很能说明民间故事对张作霖形象的塑造：他不怕办法不体面，只要能够解决问题。
奉天中学本身也有一定来历。学校前身为奉天中学堂，创办于1907年，即光绪三十三年，后来逐步扩充课程和设施，在奉天教育界颇有影响。把这样一所学校写成张作霖挑选妻妾的地点，正是利用了“军阀与新式学生”之间的反差，故事因此更具戏剧性。
张作霖身边确有一些文化程度较高、办事能力较强的人。他在处理军政问题时，常常会听取幕僚意见，却不喜欢下属一味迎合。有人只会点头，他未必放心；有人敢于顶撞，反倒可能被他记住。
东三省官银号的故事，便常被用来说明这一点。据说，一名银号负责人拒绝了张作霖提出的借款要求，哪怕面对威胁，也不肯松口。张作霖当时十分恼火，事后却没有报复，反而任命此人担任重要职务，理由是守规矩的人更适合管钱。
这类故事未必每个细节都经得起档案核对，却反映出张作霖用人的一个特点：他可以接受部下能力不足，却很难容忍关键时刻没有主见。军阀政治当然谈不上现代意义上的制度治理，但在权力竞争中，识别人才、控制部属，确实是他能够坐稳奉天的重要本领。
至于“瘸子姨太太”曾在日本人设下的宴席上救过张作霖，现有公开史料同样难以完全证实。张作霖与日本方面的关系，早期有借力与合作，后来因铁路、驻军和政治控制等问题逐渐恶化。1928年6月4日，他在皇姑屯事件中遭到日本关东军预谋爆炸，伤重身亡，终年53岁。
真正可以确认的是，张作霖晚年面对日本压力时，确实越来越不愿完全受制于人。至于某位女眷是否担任“编外高参”，则不能仅凭民间轶闻下定论。
东北讲武堂毕业典礼上的那段话，也常被后人引用。张作霖据说对学生说，什么都可以给，唯独自己的老婆不能给。这句话带着明显的军阀式玩笑，未必能证明他是所谓“重情重义的好男人”，却能看出他的说话风格：粗直、机敏，而且善于用玩笑缓和正式场合的拘谨。
把一个腿脚有残疾的女子写成“被张作霖慧眼识珠”，符合传奇叙事，却不能遮盖张作霖多妻纳妾、以权势左右婚姻的事实。所谓眼光毒辣，更多应放在他的用人和权力经营上，而不是替他的私生活粉饰。
传闻中的于芳究竟是否真实存在，仍需更多档案材料来判断。能够确定的，只是张作霖在乱世中形成了一种非常现实的判断标准：人是否漂亮，能带来一时满足；人是否有用，才关系到局面能不能撑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