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7月25日，北京一所普通住宅内，开国上将王建安病情突然恶化。家人原本遵照他的交代，没有通知外界，也没有安排仪式。可谁也没有料到，老人最终还是被送进医院，没能在家中走完最后一程。
这件事后来被概括成一句颇有冲击力的话：上将去世，身边却没有前来吊唁的人。实际上，所谓“无一人吊唁”，并不是战友无情，更不是组织遗忘，而是王建安生前留下了明确要求，后事从简，消息迟发，不惊动同志，不增加部队负担。
他一辈子不喜欢排场。
在军队里，王建安的名声很特别。熟悉他的人都知道，这位将领脾气直，讲话硬，办事却很稳。战场上敢于承担责任，生活中极少向组织提出个人要求。有人评价他“有火气”，也有人说他“不好相处”，但在关键时刻，部下往往愿意跟着他冲。
这种性格，早在鄂豫皖革命根据地时期便已形成。王建安出生于湖北黄安一个贫苦家庭，少年时代没有优越条件读书，却很早接触了乡村武装和农民运动。大革命失败后，黄安地区斗争异常残酷，他参加地方武装，在枪林弹雨里学会了如何带队伍、保干部、找粮食。
那时的部队，装备十分简陋。没有足够的枪支，就想办法缴获；没有完整的编制，就靠骨干维持。王建安并非一开始就是成熟将领，他是在一次次突围、转移和恶战中成长起来的。部队减员严重时，他常常亲自清点人员，重新编组，再把队伍拉回战场。
他带兵有一个明显特点：要求严格，自己更不例外。行军时，他不愿意骑马长时间走在队伍前面；战斗打响后，也很少躲在后方指挥。这样的做法未必符合所有人的脾气，却能让士兵相信，指挥员并不是只会下命令。
1936年，王建安与许世友在西北战场并肩作战。两人都出身于艰苦环境，也都具有鲜明的个人性格，发生争论并不稀奇。可到了战场上，他们能够把个人分歧放在一边，围绕部队行动统一部署。
有一次，身边人听到两人争得面红耳赤，担心影响指挥。没过多久，二人又坐到地图前研究敌情。许世友问：“这一处能不能突破？”王建安回答：“能，但要把预备队压上去。”争论归争论，作战归作战，这种关系在当时的高级将领中并不罕见。
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王建安先后担任重要职务，参与过华东地区多次战役。济南战役是他军事生涯中极具代表性的一战。1948年9月，华东野战军发起济南战役，守军依托坚固工事负隅顽抗，攻城部队必须在有限时间内撕开突破口。
王建安参与了战役组织和攻坚指挥。济南城防并非轻易可取，城墙、护城河和层层火力点构成了复杂障碍。攻城部队靠炮火掩护、爆破开路和连续突击，逐步压缩守军防线。9月24日，济南宣告解放，这场战役为后来的大规模城市攻坚提供了重要经验。
1955年人民解放军首次实行军衔制度时，王建安没有出现在首批授衔名单中。第二年，他被补授为上将。这件事曾引起外界议论，但王建安本人并不把军衔看得很重。
有人向他表示惋惜，他只说：“军衔是组织给的，仗还是要靠大家打。”这句话未必华丽，却很符合他的作风。对他来说，肩章上的星星不能代替战斗力，也不能代替士兵的牺牲。
新中国成立后，王建安继续担任军队领导职务，并参与国防建设。长期战争留下的伤病不断发作，身体状况并不好，但他仍然习惯到部队和基层了解情况。医疗人员多次提醒他减少劳累，他却常说：“不去看看，心里没底。”
他对公私界限看得很严。出差、用车、住房，凡是能够节省的地方，都尽量不占集体便宜。生活待遇改善后，他仍然保持旧日习惯，衣物能穿就不换，用品能修就不丢。家属有时觉得过于苛刻，他却认为，干部与普通群众之间不能只讲待遇，不讲责任。
在部队建设问题上，他同样寸步不让。涉及训练场、营房和工程用地时，他会反复询问是否占用耕地，是否影响群众生产。有人解释施工方便，他便追问：“方便是谁方便？群众的地怎么办？”工程方案因此被重新调整，并不是因为他喜欢唱反调，而是他始终把部队建设与群众利益放在一起衡量。
晚年以后，王建安的病情逐渐加重。他不愿意因为自己住院而让工作人员忙碌，也不愿让老战友专程赶来探望。家人知道他的脾气，只能尽量在身边照料。
病危时，儿子提出立即送医院，老人起初不同意。儿子急了，说：“爸，先把病治了。”王建安没有再争辩。救护车赶到后，家人把他送往医院，可抢救最终没有挽回生命。
按照他的遗愿，讣告没有立即公开，追悼活动也尽量简化。等一些老战友得知消息时，已经错过了见他最后一面的机会。许世友闻讯后十分悲痛，只是站在遗体安放处久久没有说话。多年并肩作战的老朋友，竟以这样的方式告别，谁心里都不好受。
王建安留下的遗物并不多。几件旧衣服，几本工作笔记，一些战役资料，还有使用多年的办公用品。那份尚未整理完的战史材料，记录着他对部队建设和战斗经验的思考，字迹密密麻麻，修改痕迹十分明显。
墓碑和仪式都没有刻意铺张，名字却留在人民军队的战史里。对王建安而言，安静离开并非拒绝战友深情，而是他不愿让个人身后事占用公共资源。那场没有喧闹仪仗的告别，和他一生的选择一样，简单、硬朗，也不肯为自己多添一分特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