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诗人詹澈的诗歌，“长”在台东的田野里。务农20多年，他种过梨，也“种”过诗。“梨的甜度我一尝就知道，大概13度算及格，12度、11度就不行，上不了市场。‘种’诗也是如此，笔耕跟锄耕是相似的。”
吴撇的诗则源自另一片土地。出生于福建泉州狮东村，他认为“生活本身就是诗歌的片段”。“我喜欢田野里玉米的形态，一粒粒像牙齿一样咀嚼自己的命运，抽出自己的须，又在盛夏里成熟，仿佛藏着很多夏天的秘密。”
诗可以诞生于不同的地理故乡，却连着同一个文化原乡。第十一届“海峡诗会”近日落地福建三明，来自海峡两岸的诗人、学者与文艺嘉宾齐聚闽山闽水，赏荷揽胜、酬唱论诗。诗会期间，中青报·中青网记者专访了台湾诗人詹澈、张晓风，大陆诗人吴撇、杨碧薇，听他们共叙两岸同根同源的文脉情缘，回望诗歌的故土，也抵达诗歌的彼岸。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来到福建三明，哪一处场景最能激发你的创作欲？
张晓风：我现在写作常只源于一点平淡心绪。今天我来到这里，看见院子里种着梨树，随手摘了一颗品尝，这件事听着富有诗意，可我心里又生出一丝淡淡的怅然。如今果园都是标准化运营，对比从前在山野偶遇，敲门询问主人能否摘果的松弛自在，两种心境截然不同。身处当今时代，如果能用心体察生活里细碎的情趣、微小的情绪，也是一件很珍贵的事。
詹澈：我的本科专业是农业，昨天走进现代农业科技基地，看到稻种育种的场景，我感到很震撼。农业的种子就是“芯片”，而文学的“芯片”，正是诗歌，最简短，也最精华。我们的基因种子掌握在自己手里，从《诗经》一路走来，诗歌的基因种子也同样握在我们手中。我想写的，正是诗歌的基因与土地的基因之间的呼应。
杨碧薇：甘露岩寺嵌在丹霞地貌的崖壁之上，借着大自然的天然构造，填入崖壁的孔洞之中，外观很夺目。这让我想起卡尔维诺《看不见的城市》，他在书中虚构了许多奇特的城市形态。将甘露寺放大来看，也是一座可以承载想象母体的“看不见的城市”。大自然以鬼斧神工凿出虚空，人又去填满它；人的意义与自然的意义，就在这一凿一填之间，达成某种契合。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如果用几种意象描绘你的故乡，那会是什么？故乡对你的创作有怎样的影响？
詹澈：我生于台湾彰化县，后随家人迁至台东生活。3种意象是握笔、荷锄头、向海洋。我认为自己“在边缘的前沿写作”，台东是中华版图东部最边缘的地方，也是最早看到太阳的地方。我长期在海水与河水交界的地方生活，也种西瓜，所以我的诗写海浪和河流，写人的劳动，也写人与土地的关系。
吴撇：我的故乡是福建泉州的狮东村，依山傍海，与湄洲湾相连，和莆田共用一片海。我跟爷爷去捡海螺、挖花蛤、追小螃蟹、捡海带……山水的意象自小植入我的血液和心灵，最初的海洋意识和山水情怀，就在家乡土地上被滋养建构。大海无限广阔，落到个体生命里却是具体而微小的，故乡的大海可能仅仅是我额头上的一块汗渍。我把故乡的大海放在身上，放在头颅的高处。大海有盐分，人的身体里也有盐分，“心中的大海”会与“现实的大海”相呼应。
杨碧薇：一是潮湿的气味，二是被阳光充分晒过的味道。我是云南昭通人，云南带给人的影响是对“自我”的坚守，在多元文化中保持自己的坐标。在困顿环境下，云南人依然能欢笑、歌唱、跳舞，那是一种面对外在事物的侵袭、笼罩、包裹，依然捍卫自己独特性的能力。故乡的“山”也教给我自由的意志，“自由”意味着为自己设立内心的法度，能够掌控驾驭它。在我家乡那座小县城里，放眼一望，外边都是山。我的视线被山包围，所以很渴望能去别的地方，是山给了我想要冲破山本身的勇气和决心，能在诗里“四海为家”。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曾经，“乡愁”是不少台湾诗人书写的情愁。如今，技术使“万物互联”，“乡愁”的定义有没有发生改变？会不会觉得“乡愁”已经过时？
詹澈：乡愁不论何时都存在。它有很多种。一种是余光中笔下因海峡阻隔而产生的乡愁；另一种是社会变迁、结构转型后，离乡者对故乡的怀念；第三种是知识分子的乡愁，比如长期接触西方理论、文学，有人意识到翻译作品终究不同于中国古典文学，这是一种文学的乡愁，是人类最原始、源头的乡愁。
吴撇：一个人只要活在这片土地上，就有所栖居。只要没有丧失情感，会感动，会望向来路，乡愁就一直存在。具体到想吃妈妈做的长寿面、想吃爷爷做的海蛎煎，都是乡愁的表达。随着新农村建设、城市扩张、人口迁徙，故乡可能从地理概念变成精神坐标。对有的人来说，地理上的故乡已回不去，生活空间里不再有鸡犬相闻、小桥流水，不是丢失了故乡，而是故乡变成一种寄托迁居到了生命里。不仅要向着故乡的方向眺望，更要向内眺望，向内眺望的人永远有故乡，“吾心即是故乡”。
杨碧薇：“乡愁”在今天依然成立。我们面对一个不断变迁的时期，可能会感到焦虑、漂泊、无所归依，却也催促人去建构精神原乡。苏轼在颠沛流离中，把每一处异乡都过成故乡，乡愁便找到了依托，“此心安处是吾乡”。我的精神原乡在自己身上，我是自己的土地，也是自己的星空与大海。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在如今现代化、城市化的浪潮中，很多人在离开“土地”。你觉得“乡土”对诗歌创作来说还有生命力吗？近年来，诗坛呼吁创作要扎根泥土、回归大众，这有什么现实意义？
詹澈：大陆诗歌正在形成一个“新的高峰”。“外卖诗人”王计兵，“钻探工人诗人”张二棍，“烧烤诗人”温雄珍，“渔民诗人”许海钦……这一群诗人有着新写实的诗风。如今，有的诗歌“悬浮”到不知所云；而AI一晚上可以写好几首，难辨真伪。这一批诗人的意义就在于此，只有亲身体验、有血有汗、有泪水、诗与人互证的诗，才能经得起考验。在诗里，我们听得到他的心跳，感受得到他的呼吸，看得见他的眼泪。
吴撇：诗歌回归乡土和大众是必要的。好的文学一定反映“现场”，人间的现场才是文学的现场。诗人的目光需要回到大地，关切一草一木、大众的喜怒哀乐。文学不应只是满足个人表达欲，更要揭示真理，表达理想，感动人、激励人、启发人、引领人。我曾经提出，要重建“《诗经》精神”。《诗经》的诗歌是与生活、与土地“接壤”的。《诗经》里好几首诗，比如《生民》《硕鼠》等，都直接反映劳动人民的生活，甚至于对水稻的品种，碾米、剥米的整个过程，都讲得很清楚。
杨碧薇：乡土的书写永远都有生命力，因为它仍然是人类生存的根本，只要还需要吃饭、需要农业，人永远都会和土地发生联系。很多“新大众文艺”的诗人有农业经验，后来又离开故乡、来到城市，他们的诗也与当下的城市生活紧密相关。“回归土地”不能狭义地理解为只回归“农村的土地”，它还指现实的生活、在场的呈现。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这次诗会的主题是“为荷而来”，你如何理解荷花在文化交流中的意义？
詹澈：周敦颐赋予了荷花很好的含义——“出淤泥而不染”。我希望诗人的品格、诗歌也都“出淤泥而不染”，能够净化人心。
吴撇：在建宁，一个很重要的古典意象是荷花。古诗里“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讲的是生命的盛大；周敦颐“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讲的是清澈和高洁。还有朱自清的《荷塘月色》，从“曲曲折折的荷塘上面，弥望的是田田的叶子，叶子出水很高，像亭亭的舞女的裙”。这种阔大、辽远，“思接千载，视通万里”，意味着生命的延伸、漂泊与探索。每个地方的荷花可能不一样。这次“为荷而来”，台港澳与大陆诗人相聚，就是一种诗意的碰撞。
杨碧薇：荷花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代表君子、廉洁，就像周敦颐的《爱莲说》。古人用文学作品赋予植物意义坐标，在新诗里，这些意义可以被打破、重建。新诗的乐趣便是发明创造，我期待在创作中写出不一样的荷花，赋予它新的意义。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诗歌如何成为两岸文化交流的桥梁？
詹澈：中国是诗的国度，两岸都用汉字创作诗歌。时至今日，台湾乡间春节仍沿袭贴春联的习俗，春联正是最早的诗，可见交流从未中断。诗歌是所有文学体裁中最简洁的形式，表达也最为直接，诗歌能突破隔阂，因为它能连通心灵，抵达灵魂深处。
吴撇：台湾诗人的诗风特别细腻，细腻到对灵魂“抽丝剥茧”。大陆诗人厚植于中华大地深厚的历史文化和广袤的土地，更厚实、更有天然的力量。几种写作风格应该互融、互通、互学，就像不同水土的荷花，都在共同的文化和文学池塘里各自摇曳，有各自的姿态和芳香。观察事物，就要让自己的心进入事物本身，要成为那个事物，否则很难形成滔滔的文字、绵绵的文字。
杨碧薇：当下，台湾诗歌与大陆诗歌在审美和受众方面有不同的路径，像是一根茎上开出的两朵花，从同样的根系长出来，各自有不同的风景。我也在思考，大陆诗歌如果要摆脱同质化，或许可以学习台湾诗歌的语言个性；而“对岸”也有需要向我们学习的地方，这是积极的交流互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