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院长张某被推上舆论的风口浪尖。在一档财经访谈节目中，当被问及灵活就业群体的社会保障时，她回应称：“从劳动经济学角度看，灵活性本身就是一种福利。他们不像我们朝九晚五固定上班，虽然我们的工作有五险一金等保障，但那是用时间与自由换来的。”
视频源自微博用户
此言一出，质疑声四起。网友斥其为“何不食肉糜”，建议她亲自去享受一下灵活就业的“福利”。《环球时报》前总编辑胡锡进直言，他怀疑张丹丹当时“脑子里短路了”。考研名师汤家凤更是公开硬怼：“如果灵活就业真的有这么好，是人人羡慕的福利，那手握稳定高薪岗位的专家学者，完全可以主动放弃铁饭碗，去享受这份自由的福利。”汤家凤进一步指出，许多专家“从来没有踏足过底层的生活”，看不到灵活就业人群“夏天顶着三四十度的高温奔波，冬天冒着寒风雨雪劳作”的辛苦。
张丹丹并非个案。近年来，社会科学领域专家“雷人雷语”频出，一次次引发社会强烈反弹。这背后，是一个令人忧虑的趋势：社会科学的专家正在远离社会。
考研名师汤家凤炮轰张某的言论
专家的“金句”背离人间烟火
张丹丹的言论之所以引发众怒，直接原因在于这些言论和解释与现实老百姓的“体感”经历相去甚远。一些评论者在相关视频下留言：“大多数灵活就业者并非主动选择自由，而是“被裁员之后别无出路，投出上百份简历石沉大海，才无奈点开接单软件。” “外卖骑手不是厌倦办公室才去追风跑单；网约车司机不是嫌弃打卡才日夜在路上奔波。所谓的时间灵活，很多时候不过是手停口停的被动生存。”
把没有选择说成自由，把生存的迫不得已包装成馈赠，这是对劳动者真实困境最大的漠视。
张丹丹的遭遇绝非孤例。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研究室曾梳理过一批学者的“雷人雷语”：“腐败是改革润滑剂”“三聚氰胺基本无毒”“强奸陪酒女比强奸良家妇女危害性小”等。
2012年，北京大学教授李某在茅台集团发布会上公开宣称“三聚氰胺基本是无毒的物质，成人继续喝下去不会损害人体”。复旦大学经济学院特聘讲座教授黄某曾建议“实行一妻多夫，可解决3000万光棍和生育问题”，将女性当作“调节资源”来分配。厦门大学经济学教授赵燕菁主张“不生孩子的人，少拿养老金、少分保障房”，将生育与个人社保、养老金挂钩。经济学家王某曾公开表示不提倡学生拥有“拉屎自由”，甚至直言“不提倡普通人过年”，称“年味就是落后味”。清华大学教授许某曾建议“低收入者应该把空闲房子出租出去，利用私家车拉客增加收入”。社科院雷某教授称“中国人现在说的话，绝大部分来自日语，离开日语，我们就基本上没办法说话”。武汉大学莫洪某教授曾在论文中提出“立法层面应当免除全部女性的死刑适用”。
这些言论有一个共同特征：观点与民众的基本经验和常识严重背离，甚至将一些社会不良现象进行粉饰和合理化。“腐败是润滑剂”为腐败正名，“三聚氰胺基本无毒”为食品安全危机卸责，“灵活就业是福利”为保障缺失寻找合理性。若是学者以专家身份向社会散布这些奇谈怪论时，“就有可能颠覆社会基本常识，挑战人们日常经验和理智，伤害公众情感和利益”。这样的“专家”被网友戏称为“砖家”“叫兽”，也就不足为奇了。
问题显然不是出在某一个人身上。如果这些被外界认为掌握某一领域专业知识的人群，将社会作为研究对象的高级知识分子群体说出都是反常识、反人性的话语，这背后一定有某种系统性的东西在起作用。
社会科学体制性困境造就一批伪“专家”
社会科学专家频出“雷人雷语”，绝非偶然的个人失误，而是社会科学研究体制深层问题的集中暴露。
在劳动经济学的学术语境中，“福利”（welfare）是一个中性的效用概念。此次舆论事件中的张某也许试图表达的是，灵活就业者以社保保障为代价换取了时间自主。但在大众语境中，“福利”意味着实实在在的社会保障与制度关怀。当经济学家用学术术语讨论“利弊权衡”时，公众听到的却是在为保障缺失寻找合理性。
学者们过分重视宏观理论、行业数据，将一个个活生生的人抽象为模型中的变量，脱离了社会具体的人的处境与感受。他们在学术框架内看到的是“灵活VS稳定”的权衡，而公众感受到的是灵活就业者在算法催逼、收入波动、保障缺失下的生存焦虑。在生存焦虑面前谈论“自由”，在被迫选择面前谈论“福利”，这不是逻辑问题，是共情问题。
当前，人文社科领域存在一个普遍现象，即紧跟政策热点或社会热点做研究。国家社科基金、部委和地方政府项目等往往紧密围绕重大现实问题设定选题指南。在这种科研资源配置机制下，学者更倾向于从事“有用的、立竿见影的研究”。有学者坦言，自己的研究具有一定的“智库”性质，“希望对国家建设有参考价值”。这种导向本身并无不妥，问题在于，当“有用”被狭隘地理解为“服务于既定政策框架”时，研究就可能从客观分析滑向“奉命论证”，从绝对的政治正确角度为社会现象合法化，让研究贴近整个社会的正面叙事，将社会问题以扭曲方式强行与社会政策挂钩。正如有学者指出，中国人文社科学界“至今还未能形成独立、成熟而有担当的学术共同体”，“学术工作的创造性和批判性受到了极大的削弱”。社会科学研究者失去了主体性，研究在他们手中从探索真理的工具，变成了讨好上层的敲门砖。
另外，为了获得社会科学基金或者各类赞助，学者们开始有意识地避开政治争议点，选择“安全”的研究方向。“饱和式研究”由此泛滥——以“自主知识体系”为例，截至2025年8月，知网上收录的篇名为“自主知识体系”的文章有上千篇。本应严肃对待、认真调研、给出建议的科学问题，被大量同质化的“亮点研究”所淹没。学者们不是在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而是在为既有政策寻找理论注脚，将研究变成“当下时代的亮点”，粉饰太平。
有人曾提出：应当建立“知识分子下乡下基层体验锻炼的机制，让专家学者深入民间社会做调查研究、体验研究，才能提出真正利国利民、紧贴实际的研究成果，而不是天天靠自己在大学的办公室里、节目讲台上空想。”当下的学者培养体系，过度重视论文发表、课题申报等学术指标，却忽视了学者对基层社会、对普通人生活的亲身感知。一个从未送过外卖、跑过网约车的经济学家，如何能真正理解灵活就业者的处境？一个从未种过地的学者，如何能为农民提出靠谱的建议？学问与生活的疏离，已经成为社会科学整体学术范式的深层危机。
此次舆论风波不应止步于对个人的道德审判。它暴露的是一个更深层的系统性问题：如果社会科学研究不扎根于真实的社会土壤，不以独立、客观的态度直面社会矛盾，而是沦为讨好权力、追逐资源的工具时，这个学科就失去了它最根本的价值——理解社会、服务社会。
社会科学需要重新回到“社会”中去。学者们需要走出办公室，走进市井街巷、田间地头，去体察真实的民生。正如汤家凤的诘问所揭示的：如果一种“福利”连倡导者自己都不愿意去享受，那它究竟是福利，还是精致的谎言？
学问的终极意义，不该拿冰冷公式去丈量众生苦难，而是看见普通人肩上沉甸甸的生存重量。社会科学若继续远离社会，最终被社会抛弃的，将是这个学科本身。
撰稿：张勇、王子翼
编辑：钟映萍
审核：吴增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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