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坐在演播室里，拿着高校编制，享受着五险一金，对镜头说：“灵活就业本身就是一种福利。”2.4亿灵活就业者笑了——风里来雨里去，没有劳动合同，没有社保，手停口停，这叫福利？
8月中旬，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院长张丹丹教授，做客财经访谈节目《聊一波》。
主持人问她：灵活就业这个群体有什么社会保障？
张丹丹的回答，让很多人愣住了。
她说：“通常我们认为正规就业更好，非正规就业或者零工没有保障。但从劳动经济学角度看，他们灵活本身就是一种福利。”
她接着说：“正规工作社保待遇非常好，有五险一金，但需要牺牲自由、朝九晚五换来的社保；灵活就业需要的是自由度，是最大化的自我管理和时间自主的选择权。”
然后她又补了一句：“代价就是社保保障相对薄弱，因为他们自己管自己，就不会有单位为他们缴纳社保，或者说为什么要为他们支付这么多东西。”
在她看来，灵活就业者用社保换来了自由，这是一笔划算的买卖。
这段视频被截出来之后，网络瞬间炸了。
网友的评论，句句扎心：
“北大的张丹丹教授，您既然认为这是福利，那你为啥不去享受一下？”
“我们普通百姓不要什么自由，我们要一份实在的工作，我们需要五险一金，我们需要基本生活保障。”
“你享受着好待遇，还觉得委屈了？”
连《环球时报》前总编辑胡锡进都看不下去了，发文说张丹丹的话“违反常情常理”，怀疑她当时脑子里“短路”了。
胡锡进还说：“大多数灵活就业者除了少数闯出来的网红等，都是不得已做的那样选择，如果有一份收入还不错的正式工作，有五险一金，恐怕很少有人会拒绝。”
一句话，把一位北大教授送上了热搜，也把她推到了2.4亿灵活就业者的对立面。
01 2.4亿人的“福利”：风里雨里，手停口停
先看一组数字。
截至2024年底，我国灵活就业人员已达2.4亿人。预计2026年将突破3.2亿人，占城镇就业比例超过四成。
这2.4亿人里，有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工厂零工、家政服务人员。张丹丹教授在节目中也说了具体数据：外卖平台大约有1300多万人，制造业零工大概3000万左右。
他们中的大多数，不是厌倦了朝九晚五主动选择“自由”，而是在就业压力下，不得不以碎片化的时间换取碎片化的收入。
没有劳动合同，没有五险一金，没有工伤赔付，手停即口停。
可张丹丹教授说，他们拥有的是“自由度”和“时间自主的选择权”。
什么是灵活就业者的“自由度”？
是凌晨4点起床接单，晚上11点还在路上。
是下雨天单多，但路滑危险；晴天安全，但单少挣得少。
是平台算法不断压低单价，你不敢不接，因为不接就没有收入。
是生病了不敢歇，歇一天就少一天的钱。
这样的“自由”，你管它叫“福利”？
这2.4亿人，不是不想要保障，是没得选。
一位网友的评论说得很直接：“以为有人需要自由，想灵活就业，那是坐在办公室里教授们的想象。普通的老百姓才不想什么灵活就业，老百姓就是要稳定工作。”
还有网友说：“假如张丹丹教授先跑一个月滴滴，再跑一个月外卖，再干一个月快递，之后再来谈其中的‘福利’，才会更接近真实的现实图景。”
张丹丹教授说自己长期研究灵活就业群体，可她研究的方式，大概是看数据、写论文、做模型。她大概没有真的送过一天外卖，没有真的在雨里跑过一单。
坐在办公室里研究“自由”的人，和风里雨里讨生活的人，对“自由”的理解，是完全不同的两码事。
02 自由和保障，从来不是二选一
张丹丹教授的逻辑是：正规工作用自由换社保，灵活就业用社保换自由。这是一个“二选一”的交换。
可问题是——为什么一个劳动者不能既自由又有保障？
这根本不是“二选一”的问题。这是制度设计的问题。
在很多国家，灵活就业者同样享有基本的社会保障。不是因为他们“不自由”，而是因为社会保障制度本身就是覆盖所有人的，不管你是什么就业形态。
而在中国，灵活就业群体参加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的比例不足40%。近3亿人的社保缺口，是实实在在的社会隐患。
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要健全灵活就业人员社保制度。各地也普遍放开了灵活就业人员参保户籍限制。
但参保比例依然偏低。为什么？因为灵活就业者收入不稳定，既缺乏持续缴费的能力，也缺少主动参保的积极性。
这不是“他们不想保”的问题，是“他们保不起”的问题。
一个外卖骑手，一个月挣七八千，要自己交社保，每个月可能要扣掉一两千。他不敢交，因为交了房租可能就不够了。
这不是自由的选择，这是生存的无奈。
03 “何不食肉糜”：精英的傲慢，刺痛了谁？
张丹丹教授的言论之所以引发这么大的争议，不只是因为她说了句“灵活就业是福利”。
更深层的原因是——她刺痛了无数普通人对“精英阶层脱离现实”的愤怒。
一个拿着高校编制、享受着五险一金、每年还有寒暑假的教授，坐在灯火通明的演播室里，对着镜头说：你们灵活就业者拥有的是“自由度”，社保薄弱是“代价”。
这就像一个人吃饱了饭，对饿肚子的人说：“其实饥饿也是一种体验，能让你更清醒。”
有评论说：“现在高校里面的教授隔三差五就放雷人言论，足以看出这个群体有多么的脱离群众，已经成为了一个特权阶级。”
这话可能有点重，但反映了一种真实的社会情绪：专家离老百姓越来越远了。
当张丹丹教授说“自己管理自己，肯定不需要别人给他缴纳社保”时，她可曾想过，那些没有单位为其缴纳社保的人，是否有能力和意愿独自承担全额保费？
当她说“灵活就业要的是自由度”时，她可曾问过街头巷尾那些骑手和司机，他们要的究竟是自由，还是一份能养家糊口的稳定收入？
一位网友的评论很扎心：“我们现在对经济学家越来越不信任。关键是怎么信任？到国外上过学，就在学校里呆着，锦衣玉食，过着人上人的日子，怎么能理解普通百姓的压力和诉求？”
信任，是在一次次“何不食肉糜”的言论中，被消耗殆尽的。
04 学者的责任：不是美化现实，是改变现实
胡锡进在批评张丹丹的同时，也提到一个细节：回看她此前的文章和采访，她是对灵活就业群体研究很深的学者，做了许多给灵活就业者上社保的呼吁。
也就是说，这位教授原本是帮灵活就业群体说话的，结果在节目上一句话，把自己送进了舆论的火葬场。
这提醒我们两件事：
第一，一句话的杀伤力，可能大过十篇论文。 一个学者，在公开场合的每一句话，都可能被放大、被传播。尤其是当这句话涉及亿万人的生存状态时，更需要谨慎。
第二，学者的责任，不是美化现实，是改变现实。 公众想听到的是：如何完善保障、如何推动平台担责、如何织密安全网。结果听到的是：“你们挺自由的，社保少点算啥？”
一个真正有责任感的学者，研究的价值终究要体现在对社会现实的回应上。坐在办公室里用理论推演出来的“福利”，和外卖骑手风雨无阻跑出来的“自由”，是完全不同的两码事。
有评论说得好：“知识分子的双脚，应当始终站在大地上；学术研究的目光，应当始终注视着最广大人民的悲欢。若只是端着架子、装着样子，用一套脱离地气的理论框架来解释甚至合理化民生痛点，那么这样的学术将毫无价值。”
05 福气给你，你要不要？
张丹丹教授说“灵活就业本身就是一种福利”。
那我想替2.4亿灵活就业者问一句：这福气给你，你要不要？
如果你觉得这是福利，那你愿不愿意辞掉北大的编制，去送一个月外卖？
如果你觉得这是自由，那你愿不愿意放弃五险一金，去当一个没有保障的零工？
如果你觉得这是划算的买卖，那你愿不愿意让你的孩子，也去享受这种“福利”？
答案，我们都知道。
胡锡进说，张丹丹“有必要对舆论做一个回应，该说明的说明，该致歉的致歉”。这个建议，是合理的。
但在道歉之外，更值得思考的是：为什么一个研究灵活就业的学者，会对灵活就业者的处境说出如此脱离现实的话？
因为学术研究可以坐在办公室里做，但民生疾苦，得走到街头巷尾才能看见。
2.4亿灵活就业者不需要“自由”的赞美诗。他们需要的，是一份体面的保障，是一个可以安心老去的未来。
这才是真正的“福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