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理，作为物质，它无处不在，似乎稀松平常，但是它又如此神秘，从茶余饭后的话题到探索星辰大海的课题，绕不开。为什么？除了其中隐藏的奥秘令人着迷之外，很重要的缘故，或许在于大地并不是只有冷冰冰的物质，还透着活生生的思想。一个有着思想的大地，如何不让人着迷。于是地理学家便也有了思想，有了思想的地理学家是可亲可爱的。《短长篇》（雅学堂丛书第3辑，甘肃文化出版社，2006年4月第一版）的作者唐晓峰教授，就是这样一位有思想的地理学家。
他的思想是哪里来的呢？首先，用他自己的话说，地理学的思想层面（不是具体的理论），“这是慢慢看出来的。因为它们的存在是散漫的，有些是在言辞或行为的背后。而正是因为这个特征，它就很吸引人。特别是当你对一些讲法或一些做法不解的时候，忽然发现了它们背后的‘想法’，你会有茅塞顿开之感。”（第178页）
但是如何看出大地的思想来呢？比如说敦煌，今天的人们一谈起它，自然会想到莫高窟藏经洞，想到美丽的壁画，想到它的被盗掘，想到那些坚守在敦煌的学者，如此等等，这个时候，敦煌就是带着思想的敦煌了。但是只是到这里还是不够的，敦煌的景观还会告诉你，它“是怎样生成的，它的滋养系统是什么，人类为什么选择这里做他们向往的事业”。（第202页）在唐晓峰看来，敦煌的地理，所构成的形象景观，是“一个布满痕迹的地方，风的痕迹，水的痕迹，人的痕迹”，它们引人好奇；敦煌又是一个反差强烈的地方，“荒漠与甘泉并存，水流在荒漠中的奇特形态；一座座古城遗址，其规模与今天的环境很不和谐；那是汉代的长城，墙体之中为什么有一层层的芦苇？人类为何要在这个似乎一片荒芜的地方驻守？”唐晓峰认为，这些景观最终将引发，“人类在这里是怎样生存的，他们仅仅是生存吗？是什么给了他们与众不同的意义？又是什么让今天的我们感受到了价值？”（第203页）这就是设问，唐晓峰认为，地理本质的秘密就在那里，但是能发现多少，解读多少，则在于设问，没有设问，就没有思考，就发现不了，更不会进一步去解释。
每到此种情况，我都会问，你怎么想到的，我怎么想不到呢？这个问题换个问法，就是唐晓峰教授面对大地的时候，怎么能问出那么多的问题，把大地的思想变成自己的思想呢？通读了好几遍《短长篇》，我觉得答案似乎在这样几个方面。
首先，他与大地特有的亲密经历为他提供了地理的直觉感知。1968年9月26日晚，青年唐晓峰背着行李与一众知识青年从北京火车站出发，第二天到了土默特左旗，住了一晚，第二天上了大卡车，进村，编入生产小队，开始了下放生活。正是这个村里，这北京来的理工男生，脑子里逐渐装进了一批观念，虽然有了这些观念之后他开始“昏乱、焦虑”，不再无忧无虑，但是思考大地的法门，也就在这个时候缓缓地打开了。特别是在这样的环境下，他居然还保留着每年出门远行一趟的习惯。黄河的浮桥、无边的库布齐沙漠，让他忘记了在包头车站的木头长椅上白躺三天，白花三天的饭钱的肉疼；半夜10点，没钱住店，在榆林空旷街头的徘徊，与到延安后见老同学、新朋友，参观故居、遗址，这些让他“仿佛出了一回世”。（第261-268页，《插队杂感》）
到了1980年代后期，他又出国留学，来到了美国地理学的重镇Syracuse University，唐晓峰教授称之为雪城大学。在这里，他住在一个临近马路的小屋里，被外面的汽车声吵醒，或者被射入室内的阳光晃醒，如果是8点来钟起床，会觉得“自己尚有朝气，这一天大约不至于荒废，胸怀便显得清爽”。如果是10点10分起床，便“心情不太好，只冲了杯咖啡，边喝边考虑上午要做些什么”，然后“回想这几年是怎么虚度的，很是懊恼”，于是开始写论文。（第269-276页，《雪城一日》）窗外的雪下大了，窗外的雪它消融了。
其次，老师的学术人生引领着他探索大地的思想。土插队、洋插队的经历，为他提供了见识广阔天地的场域，但是仅仅这样还不足以引领他成为一个有思想的地理学家。1975年唐晓峰从北大考古系毕业，回到插队的内蒙古自治区工作，一开始在内蒙古人民广播电台编辑室。北大老师不同意他脱离专业，经过吕遵谔、俞伟超、贾洲杰先生的帮助，调到内蒙古大学蒙古史研究室的考古组工作。这个时候，他参与长城的考古调查，读内蒙古地区的考古文献，读到了《考古》上刊登的侯仁之、俞伟超合作的《乌兰布和沙漠的考古发现和地理环境的变迁》，觉得眼前一亮。1978年国家恢复招收研究生，由于当年俞伟超先生的秦汉考古方向不招生，他又不喜欢旧石器、石窟寺，便报考了侯仁之先生历史地理学。这是一个转折点。
还没有入学，七八月的时候，就接到侯先生的信件，到安徽芜湖参加考察实习。在侯先生指导下，学习如何在大地上寻找古城遗址的线索，学习如何从湖泊、河流、岗丘、遗址，以及人类借助环境所进行的各类活动，讨论城市的历史，用综合的眼光来关注城市的发展。唐晓峰认为，这个考察与撰写报告的过程，“是具有根本意义的学术视野的开启。”（第31页）但是侯先生在当地，面对大众的历史地理学讲座，用现代历史地理学的科学思维，“突破常识，破解传说，为地方历史提供了一种新鲜的观察角度、历史证据、论述逻辑。”可能不仅仅是让当地民众吃惊地反应：“我的家乡原来是这样的！”（第32页）同时，也让青年唐晓峰领略到了地理学的魅力。
第三，世界上各家各派地理学家的著作为他提供了思想的养分。唐晓峰教授强调，地理学是有思想的，当他领悟到这一点之后，他“才真正开始喜欢作为学问的地理”（第207页）他又说，留学美国的收获，归根结底就是雪城大学梅尼教授讲的，“Geography is a way of thinking”（地理学是一种思想方法）。（第289页）
他留学美国的时候，正是西方人本主义地理学高歌猛进的时代，他在美国读博时候有幸遇到了这些人本主义地理学的代表性学者。他的指导老师赛明思，与戴维·莱主编《人文主义地理学》，该书在欧美当代地理学发展中具有里程碑意义。书中的一些作者，如邓肯，其博士学位论文是《美国文化地理学中的超级机制概念批判》，并由此引领了“新文化地理学”。唐晓峰当时听他的课最多。又如威斯特恩，所撰《了解地方：开普敦的“有色人种”和〈群居地法〉》是地理学关联性问题的代表作。唐晓峰当时选过他的课，并写了一篇讲美国大城市黑种人街角文化的作业，威斯特恩教授认为不错。该书的另一个作者阿格纽，是唐晓峰在美读博士时期必修课“研究设计”的负责人，受福柯权力话语的影响，重视作为概念的地方，后来是美国地理学家协会的主席。这样的学习经历，使唐晓峰有较好地条件，深入地理解与掌握当代西方人文地理学理论。
当然，唐晓峰并不止于对西方当代人文地理学思想与理论的深入把握与理解，对于西方地理学的早期代表学者的著作一样有系统深入的阅读，比如很老牌的索尔；又如格拉肯的地理学思想史。如此等等。
正是得益于对地理学思想史以及当代人文地理学理论的深入把握，唐晓峰在把这些著名学者的理论方法、学术思想非常“浅出”地介绍给国内读者的同时，也建立起了自己关于中国地理思想的独特理解。他的博士学位论文，阐述了中国地理学从古典的王朝地理之学向现代的历史地理学转变历程，后来在此基础上更进一步，将散漫存在的地理思想，聚拢起来，厘清了中国上古地理思想从混沌到秩序的过程，即中国文明整体诞生、发展、成熟的过程。展现了一位地理学家对古代中国政治与思想的理解，也展现了他自己的地理学思想。
当然，作为一位有思想的地理学，唐晓峰教授的思想来源自然不止于上述几个方面，他对于地理学、对于历史地理学的阐述之精妙，也不限于这一册《短长篇》。有兴趣的读者不妨通过这本书，进而阅读他的其他或长或短的论著，迈进奇妙的思想的地理之旅，或许您哪一天也能够如唐晓峰教授一样，纵论天下之学问。
潘晟（南京师范大学历史文博学院历史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