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滚动播报
（来源：上观新闻）
文/易 彬
原刊于《书城》2026年8月号
01
《中荷文学：
对话与融合》
易彬 著
商务印书馆即将出版
毫无疑问，这本书的全部缘起，就是二〇一六年九月到二〇一七年九月在荷兰莱顿大学的一年访学经历。
于我而言，这是一个全新的学术领域。到荷兰之前，我对这个低地国家的相关知识无外乎海上马车夫、围海造陆、风车、郁金香、凡·高和橙衣军团（足球）。学术方面，只能说是粗略地翻阅过高罗佩（Robert Hans van Gulik）、杜威·佛克马（Douwe W.Fokkema）、伊维德（Wilt Lukas Idema）、汉乐逸（Lloyd Haft）、柯雷（Maghiel van Crevel）、贺麦晓（Michel Hockx）等人的著述，当然，职业习惯使然，尽可能详细地检索了国内报刊所载荷兰汉学的各类资讯，又恶补了《荷兰汉学史》以及伦勃朗、维米尔等荷兰艺术家的一些内容。假装自己已经有了不少关于荷兰的知识，实则都是散沙，是纸上谈兵。一经抵达荷兰，才发现有一个远比想象中丰富的世界。
《荷兰汉学史》
熊文华 著
学苑出版社
2012年版
对于一个从事学术工作十多年、已经有了比较稳定的研究方向、出版过几本微不足道的著作的人来说，踏入荷兰汉学领域，颇有些节外生枝的意味。正所谓前进的道路是曲折的：一开始很有些茫然无措，逐渐地，线索像滚雪球一样不断扩大，中国文学荷译和荷兰汉学家的人生故事得以不断发掘，接下来又细致搜寻荷兰文学来到中国的各类线索。它原本早该结束——在荷兰一年的工作紧凑而从容，回国之后即失去了文献查阅与人物交流的诸多便利，又不断被其他事项缠住，时时提醒自己早点了结，最终却由“中国文学在荷兰的接受与传播”拓展为“中荷文学的对话与融合”这样的双向论题，并意外地聚焦于现代文学的源头式人物即鲁迅的人生、翻译与写作互为关联的叙事，也就有了继续生发相关研究的可能。以目前的阶段性结果往回看，大概只能说，这就是一个研究者注定的工作。
2017年8月，作者在荷兰
二〇一七年九月四日，在柯雷教授的办公室，我与他见面，既为核对访谈内容，也是告别——二〇一六年九月，出发来荷兰的前一天，我跟他约在北京师范大学的京师大厦见了一面，那时，他已经开启了在中国的为期十个月的研究计划。他问我到荷兰的打算，我大概说了一些，实则有些茫然。他应该是有些担心，却说出去看看也好。二〇一七年七月，柯雷教授回到荷兰——他原本是我最先认识的荷兰学者，却成了我的荷兰汉学家系列访谈计划中最后完成的一位。他说，“你的做法是对的”。他指的是通过访谈的形式来梳理中国文学在荷兰的传播，发挥我的研究专长。办公室门口的一整排书架上摆满了柯雷教授在中国搜集的当代诗歌民刊，我请他站在书架前给他拍了照片。柯雷曾表示，作为汉学家，不能“只是跟着中国国内的学者走”，也要“跟着自己的灵感走”“写感兴趣的东西”。所谓“中国诗坛就是一个江湖”，就是他不断深入中国的“诗歌现场”而获得的独到发现。每一种研究都有它的路径（也包括某些不可避免的障碍），我只能——也该庆幸是用自己的方式来展开工作。
2017年9月6日，作者与柯雷教授合影
二〇一七年五月十三日，徐则臣小说的荷兰读者见面会在莱顿大学举行。前一年，他的小说荷译本《跑步穿过北京》出版，收录三篇作品：《西夏》《啊，北京》和《跑步穿过中关村》——书名的改动，是因为荷兰人知道北京，但不知道中关村是哪儿。活动结束之后，我与汉学家林恪（Mark Leenhouts）先生一起离开，沿着莱顿大学的那些大大小小的河道前行，他说：“看吧，跟我们之前聊到的一样。”他提起活动的谈话嘉宾——一位荷兰评论家——认为徐则臣的小说不错，因为其中的北京场景跟巴黎、阿姆斯特丹很相似。而在接受访谈时，林恪特别强调的是“中西文学的差异主要还是文学传统的不同”，很多西方的评论家不知道也不理解中国文学的传统。林恪在给荷语以及英语世界的读者、评论家介绍中国文学的时候，也更愿意强调这种差异并试图以此来引领非汉语读者的阅读，比如：“如果你用中国人的文学概念、角度和眼睛去看这本书，你会看到更多的东西”；“西方人很喜欢小说的情节，很注重小说的主线，但是，如果你不是单一地去看故事或情节，中国小说的世界可能会变得更大”。而他也注意到：更年轻的中国作家的写作已经越来越和世界接轨。这些现象如何评价，大概不仅仅是一个学术问题，也关乎视角与立场，需要更深入的考量。
前些年，我有时会去想一个问题，到世界汉学重镇荷兰莱顿大学留学或访学的人士也有不少，为何没有谁去做类似的全面工作呢？现在早已释然——自己完全不谙荷兰语，所做的也不是什么精深的学问，不过是一些文献搜集、事实呈现与文化摆渡的工作而已。我相信并期待将来会有语言能力更强的人士，对各类荷语文献进行更细致的研读，展开更深入的工作，同时，在世界文学发展与文明互鉴的总体背景下，去阐发中国文学传统的价值与意义。
02
要说的也不仅仅是学术层面，更有生活层面的内涵。自认是“一生的周折，大都寻得出感情的线索”的诗人徐志摩在回顾英国岁月时，有过非常深情的文字：“我的眼是康桥教我睁的，我的求知欲是康桥给我拨动的，我的自我意识是康桥给我胚胎的。”作为一个由于偶然的机缘在不惑之年踏入荷兰的人来说，断不至（也不敢）如此标榜，但仿照这句话，我可以说荷兰之行从一些角度打开了我看世界的眼睛，应该也没有什么疑义。
譬如，自然之眼。“那得于自然之力的/终将在自然里生息”，这是某次从住所附近的森林回来之后写下的诗句。一百年前，鲁迅在所译荷兰文学名著——拂来特力克·望·蔼覃（F. Van Eeden）的《小约翰》的“引言”中感慨“荷兰海边的沙冈风景，单就本书所描写，已足令人神往了”。用以对照的，是当时“具有大都市中的悲欢”的广州生活：“满天炎热的阳光，时而如绳的暴雨。”事实上，一旦置身其中，对照感或更为强烈。
无须太多描述，抵达荷兰之后开设的个人公众号“记忆之书”中最初的一些图文作品可资为证。荷兰中文门户网站“荷乐网”曾约我写专栏，可惜我不擅此道，写了两篇就不得不放弃。如今看来，当初或过于急迫，公号文堆放了太多的风景图片，拍摄、文字水平也参差不齐，不过，倒可说是切实的练手之作，反复磨炼终至能博得一些喝彩。如今，从容之境——既是时间上的，也是环境本身的“从容”——早已失去，但积习也已养成，还是时常能从自己身边平平无奇或局促、逼仄的小环境中看到自然生长的力量，聊作忙碌生活的慰藉。
又譬如，文化之眼。异域文化，特别是遍地的博物馆，不得不说是充满诱惑的，何况一张博物馆年卡适用于大部分场馆，毫无门票压力。不少博物馆为大型建筑，如恢宏的荷兰国立博物馆、永远都游人如织的梵高博物馆、藏有维米尔《戴珍珠耳环的少女》的莫瑞泰斯皇家美术馆、以收藏荷兰现代派大师蒙德里安的格子画作品著称的海牙市立博物馆、有大量亚洲藏品的莱顿民族学博物馆等。更多的场馆就是由原有的老建筑、私人府邸改造而来，看起来全无博物馆的气派，与路边的其他建筑没有多大差别，却完好地保留着历史的原貌。比如场馆为临街的一栋三层楼（另有地下层和阁楼）、被称为“书之屋”（House of the Book）的梅尔马诺博物馆（Museum Meermanno-Westreenianum），就完好地保留了十八世纪豪华住宅的内饰和那个时期的家具、收藏品，各个时期的书籍藏品则包括中世纪手稿、一五〇一年之前印刷的精美古版书，其中有特殊的《圣经》以及一八五〇年至今印刷的大量图书等。
荷兰作家、旅行文学家塞斯·诺特博姆（Cees Nooteboom）写过一本“让人回想起亨利·詹姆斯对法兰西的冥想、阿道司·赫胥黎关于意大利的随笔以及布鲁斯·查特文的巴塔哥尼亚游记”的《绕道去圣地亚哥》——非常奇妙，我们从荷兰出发去西班牙旅行的前夕，在海牙图书馆借到了这本荷兰作家写的西班牙文化游记的中译本（花城出版社2007年），而作者也出生于海牙。中文版扉页有作家手迹：“这是有关一个大国的书，一位来自小国度的人用十五年的时间书写。现在它在一个特大的国家出版，令作者万分欣喜。”
《绕道去圣地亚哥》
[荷兰] 塞斯·诺特博姆 著
刘林军 译
花城出版社2007年版
这当然是我难以企及的高度，但文化追踪的工作也还是会勉力去做的。比如，为荷兰国家档案馆写过一篇名为《荷兰国家档案馆的中国记忆》的长文，因为以“China”“Chinese”为主题词，可以从其官网的照片、档案、地图、索引等栏目网页检索出数千条信息。内容繁杂，这里且说一说照片吧。
所藏照片，有大量抗日战争时期的内容，新中国的照片也有不少。其他各时段的照片就显得有些零散，有些可明确辨认，如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荷兰大使馆的主体建筑等。而这里的某次现场展出，有三位到达过新中国的摄影家的作品：一九五八年的亨利·卡蒂埃-布列松（Henri Cartier-Bresson）、一九六三年的奥托·范·诺本（Otto van Noppen）和一九九三年的道夫·杜桑（Dolf Toussaint）。布列松是法国著名摄影家，一九四八年就到过中国，所拍摄的照片曾结集为《从一个中国到另一个中国》（Robert Delpire，1954）出版，一九五八年所拍摄的作品随即以“走进新中国”为题，刊载在一九五九年一月的美国《生活》杂志上。后两位为荷兰摄影师，在中国并不知名，很难查到相关中文信息，这意味着那些照片可能从未在中国国内公开过——那些国家记忆、时代鳞爪与人生故事，还在等待有心之人去发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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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在地说，我不确定自己是否会有另外一本关于荷兰的书，如果有，那也一定是非常遥远的事情。而此刻，我确信上述内容为《中荷文学：对话与融合》提供了厚实的知识基础和情感支撑，所以絮叨一番，并借此感谢荷兰莱顿大学，感谢接受采访的荷兰汉学家们和在荷兰遇到的各位朋友。特别感谢哥舒玺思（Anne Sytske Keijser）老师和柯雷教授。
还是前面提及的与汉学家林恪先生离开徐则臣作品分享会往回走的路上，他说起去荷兰的中学给孩子们分享中国和中国文学故事时的遭遇——当时，荷兰已经有五六十所中学开设了中文方面的课程，毕业考试也可以选择这方面的内容，要求是看完三本荷文版的中国小说，然后写一个报告。在林恪看来，这是中国文学传播的“一个非常好的契机”，他很乐观地去中学交流，但被几个孩子问到了：“你能养活自己吗？”“你花这么多时间去介绍中国文学，有什么意义呢？”林恪是目前中国文学最为重要的荷译者，他表示有点悲哀，觉得现在的孩子太功利了，不能理解他对于中国文化与文学所抱有的信念与热忱。为此，要特别感谢荷兰汉学家们长久的热忱与付出，让中国文化在荷兰这个遥远的国度生根发芽、蓬勃生长。《中荷文学：对话与融合》中的内容曾在不少书刊上发表，也要一并表示感谢。我愿意相信，是这个研究框架所包含的新文献、新内容与新视角，获得了众多的青睐。而这也意味着到目前为止，关于中荷文学的话题尚是一个比较陌生的领域。
二〇一七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从荷兰回来已经三月有余，汉乐逸老师来信，对访谈在《新文学史料》刊出表示感谢，又说：“回想我们在荷兰跟你们会合的时候，快像是隔如前世的事情！”我心里一震，这种恍若隔世之感，不应该是由我来说吗？当时的回复就是：“我们有时候也真是这样的感受，觉得一年的荷兰生活已经非常遥远，像是做了一个梦。”
2017年6月22日，作者与汉乐逸老师合影
如今，又是八九年过去——到这本书出版的时候，距离踏上荷兰的国土已经整整十年矣。那么，且让它作为十年历程的记载，为个人生命，也为中荷文化交流提供一份独特的证词。
二〇二六年二月二日
本文为作者所著《中荷文学：对话与融合》后记，该书即将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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