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太平天国威名赫赫的悍将，曾让曾国藩、左宗棠都吃过亏，却落得十分凄惨的结局
1861年春，浙江金华，太平军在城中设立侍王府，李世贤开始承担一项比攻城更难的任务：守住一块远离天京、又不断遭到清军反扑的地盘。
这位广西藤县人，出生于1834年，是李秀成的堂弟。早年的李世贤并非太平天国最显赫的人物，却在战事中一步步升起。天京事变之后，杨秀清、韦昌辉等人的冲突使太平军高层元气大伤，原有的指挥体系出现裂缝，能打仗、肯担责的将领便显得格外重要。
1858年，李世贤被授为左军主将。此时天京周边清军重重压迫，江南大营既盯着首都，又依靠粮道维持攻势。李世贤没有把兵力全部压在城下，而是与李秀成配合，转攻清军外围据点，迫使对手调兵回援。
这类打法，说到底就是牵制。清军若继续围城，后方粮道可能被截断；若分兵救援，天京的压力便会减轻。李世贤在芜湖、宁国一带的行动，正是抓住了清军兵力分散的弱点。1860年，江南大营被太平军击破，天京的危局暂时缓解，他也因此晋封侍王。
宁国一战尤其能说明问题。太平军并不只是凭勇力硬冲，而是反复争夺交通线和粮运节点。李世贤部在湾沚等地作战，清军将领邓绍良战死。战果未必足以改变全局，却让清军认识到，太平军内部仍有一批能够独立指挥的将领。
真正考验李世贤的，是浙江战场。
咸丰十一年以后，左宗棠奉命经营浙江，清军试图从东南方向压缩太平军的活动范围。杭州、宁波、临安、余杭等地，既是军事据点，也是钱粮和交通的重要所在。李世贤一旦失去这些地方，部队便很难长期维持。
他采取的办法并不单一。一面调集兵力固守要地，一面主动出击清军薄弱处，在江山花园港、婺源等地与左宗棠部反复争夺。1861年，左宗棠的部队多次推进受阻，浙江战场没有迅速形成清军所期待的突破口。
有意思的是，李世贤还特别重视军纪和地方关系。太平军在浙江发布过约束部众、保护百姓的文告，要求不得任意抢掠。战乱之中，这种命令未必处处能够落实，但它至少反映出李世贤明白一个道理：军队若只会征粮和杀伐，城池即使打下来，也守不住。
浙江的争夺，实际上是两种资源体系的较量。左宗棠背后有清廷和湘军支持，李世贤则要依靠地方据点、部众和不断补充的粮饷。曾国藩在皖南受到牵制，左宗棠在浙江推进困难，说明李世贤并非只是一名冲锋陷阵的悍将，而是能够把局部战场变成长期对抗。
但太平天国的根本困境，并不在某一场战役的胜负。
1862年以后，清军逐步把力量集中到天京外围。李世贤曾率大军试图救援，然而各路部队之间的配合、粮运和指挥都难以恢复早期的效率。太平军能够在局部取胜，却很难把战果转化为持续的战略优势。
1864年7月19日，即同治三年六月十六日，天京被湘军攻陷。李世贤率部突围，转入赣南、粤东和闽西一带。首都丧失后，他不再拥有完整政权作为后盾，只能依靠旧部和地方据点继续作战。
漳州成为新的支撑点。李世贤在福建组织防御，曾攻占漳州府，并在万松关等地与清军交锋。太平军一度斩杀清军将领，显示出相当的战斗力。可是，这种胜利更多是局部性的，无法补上兵员、粮食和军火的缺口。
据有关记载，李世贤还曾考虑通过贸易获取外来军火和援助。但在天京覆亡、各部离散的情况下，这种设想缺少稳定的通道和可靠的力量支撑。外部援助没有形成，内部矛盾却越来越尖锐。
漳州失守后，李世贤部被迫转移，军中各派之间的关系也变得紧张。汪海洋原是太平军将领，后来掌握了相当力量。1865年，即同治四年七月九日，李世贤被汪海洋刺杀，年仅31岁。关于刺杀的具体动机，史料记载并不完全一致，但内部权力冲突是无法回避的背景。
李世贤死后，太平军在东南的抵抗很快失去重要支点。曾国藩、左宗棠都曾在战场上遭遇他的牵制，却不必等到正面决战，组织分裂已经先削弱了这支军队。一个能在浙江挡住强敌、在漳州继续作战的将领，最终死于同袍之手，正是太平天国晚期内外困局交织的具体写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