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10月12日，山西上党地区，晋冀鲁豫部队押着一名国民党军军长走进解放区。消息传到陈赓那里时，前线官兵并没有把他当作普通俘虏看待，因为这个人的名字，早已和刘志丹的牺牲联系在了一起。
被俘者名叫史泽波，时任国民党晋绥第19军军长。上党战役结束后，他成了解放战争初期被俘的国民党军最高级别将领之一。
陈赓很快向刘伯承报告战果。汇报到最后，他还提到部队里的普遍意见：史泽波与刘志丹之死有关，大家都想杀掉他，请示是否批准。
电话那头，刘伯承的态度异常明确：“糊涂！不能杀，还要设宴款待。”
陈赓一时没有转过弯来。前线将士憋着一口气，刘伯承却要求优待俘虏，这个决定看似反常，背后却不是简单的个人恩怨，而是战场、政治和军队纪律几方面同时起作用。
刘志丹牺牲于1936年4月14日。陕北红军东征期间，他在三交镇附近遭遇晋绥军部队，身中机枪射击后不幸牺牲。史泽波当时担任晋绥军第206旅第22营营长，正是现场敌军的一名指挥员。
因此，在红军将士的记忆里，史泽波自然被视作与这场悲剧脱不开关系的人。刘志丹是陕北红军的重要创建者，在西北地区威望很高，他的牺牲对部队造成了巨大震动。多年过去，这笔旧账并没有因为战事变化而消失。
但有一个细节不能忽略：刘志丹究竟是不是被敌军有意瞄准，史泽波本人是否直接下达过射击命令，当时并没有足够材料能够完全证明。机枪射击发生在交战之中，史泽波承担的是指挥责任，而不是已经被确证为亲手行凶者。
战场上的归责，往往比法庭上的证据更复杂。部队只知道，刘志丹倒在了史泽波所率部队的火力之下；刘志丹的影响又太大，于是“凶手”这个称呼便在官兵之间固定下来。
史泽波后来能够一路升迁，也不只是因为这段旧案。抗日战争时期，他确实表现出较强的作战能力。忻口战役中，他率部坚守重要阵地，部队伤亡很大，却为其他部队撤离和调整争取了时间。
太原失守前后，史泽波部又参加过华灵庙等地的战斗。相关战事中，晋绥军曾组织敢死队突击，战斗极其惨烈。史泽波能够在复杂局面下维持部队行动，因此逐渐被阎锡山和蒋介石注意。
这类将领，在国民党军队中并不少见：既有反共立场，又有抗日战场上的实际战绩。史泽波从团长升任旅长、师长，抗战结束时成为第19军军长，靠的并非单纯的政治包装。
有意思的是，正因为他在抗日战争中有过战功，刘伯承才更不能把他当作普通战犯处理。1945年重庆谈判正在进行，国共双方都在争取政治主动。上党战役的胜负，不仅影响山西局势，也牵动谈判桌上的力量对比。
对解放区而言，俘获一名军长已经是重大军事成果。如果此时将其处决，外界很容易把事件解释为借战报复，国民党方面也会借机制造舆论。军事上的痛快，可能换来政治上的被动。
刘伯承看得很清楚。史泽波有旧账，但旧账不能替代审慎判断；他是战败被俘的军长，更应按照俘虏政策处理。设宴款待，并不是认可他的立场，而是表明人民军队有自己的纪律，不因个人仇恨改变政策。
陈赓后来执行了这一决定。宴席的意义，也不在于酒菜丰盛，而在于告诉部队：俘虏已经脱离战场，不能再用战场上的方式对待。该审查的审查，该教育的教育，不能私刑处置。
上党战役之所以重要，还在于它发生在抗战结束后的敏感阶段。1945年8月日本投降后，阎锡山部队试图接收上党地区，晋冀鲁豫军区随即展开反击。刘伯承、邓小平指挥部队作战，最终在10月12日结束战役，歼灭并俘获大量国民党军。
史泽波被俘，既是战役胜利的标志，也是一次处理高级俘虏的现实考验。前线士兵记着刘志丹，指挥员却要考虑全局。两种情绪都真实存在，真正困难的是不能让前者替代后者。
史泽波被俘后，在解放区生活了约两年。1947年前后，他重新回到阎锡山部队，但受到的信任已经明显下降。随着战局恶化，他逐渐被安排承担高风险任务，后来离开军界，回到河北，从事行医，晚年在家乡度过。
那场宴席没有改变史泽波的政治立场，也没有抹去刘志丹牺牲带来的伤痛。它留下的，是上党战役之后一个很具体的处理原则：对敌作战可以坚决，对待俘虏必须有制度；个人仇恨可以理解，却不能成为破坏全局判断的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