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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深圳IT男，带着几千美元跑进战后的巴格达，最后竟把一家中餐馆开进了美军驻扎的绿区。
没有成熟的餐饮经验，做出来的菜连自己都嫌一般，可驻军、外籍人员和高收入雇佣安保人员却天天来，最火时一天营业额约4000美元。
更离谱的还在后面。
这家“中国龙”，后来真的成了《欢迎来龙餐馆》的现实素材之一。
一个深圳IT男，为什么跑到巴格达卖炒饭？
把时间拨回2003年，刘磊当时三十出头，在深圳一家软件公司工作。
工作稳定，生活也算正常，可伊拉克战争爆发后，他看到的却是另一件事：战争结束之后，会有大量人员、机构和公司进入当地，吃住都可能产生新的需求。
于是他辞掉工作，带着几千美元出发了。
刘磊后来接受采访时说得很直接，他去那里就是想寻找赚钱机会。
刚进巴格达时，他甚至不知道美军驻地具体在哪里，只能观察军车和人员的活动范围，慢慢摸索。
手里的钱又不多，住酒店天天都是成本，他干脆和当地餐厅老板谈合作，对方出地方，他负责做中餐，先把第一家小店支起来。
问题是，他真正想做的并不是普通本地生意，而是驻扎当地的外籍人员生意。
机会很快来了。
一次偶然的机会，一名记者把刘磊带进了巴格达绿区。
进去之后，他马上发现，这里集中了军人、承包商、外国机构工作人员等人群，消费能力和客流稳定程度，都跟外面不是一个级别。
为了在里面找到地方，他前后折腾了几个月，后来终于弄到一处房子，把“中国龙”餐馆真正开了起来。
餐馆的名字也不是随便起的。
权威报道显示，“中国龙”这个名字由当时中国驻伊拉克大使馆复馆小组负责人孙必干提名。
早期店铺主要瞄准外国记者，可由于局势不稳定，生意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好。
等餐馆转到绿区后，情况才彻底变了。
有意思的是，两个搞软件出身的人，对餐饮并没有多少专业经验。
刘磊回忆，当时卖的是偏美式口味的中餐，宫保鸡丁、炒饭、酸甜鸡、将军鸡都能上桌，调味甚至简单到“一把糖、一勺醋”。
酱油也成了稀缺货。
当地很难找到合适的中式调料，他们只能想办法从国内带过去，再按照实际情况调配。
可就是这些在他们自己看来谈不上精致的菜，到了绿区却非常抢手。
原因其实并不复杂。
客人选择太少了。
当大量驻军、外籍工作人员和承包商长期待在一个封闭区域里，一顿现炒的热饭，本身就已经有市场。
“中国龙”的生意就是这么一点点起来的。
最舍得花钱的客人，居然是雇佣安保人员
餐馆稳定以后，最热闹的并不是厨房，而是店里的客人。
帅学军后来回忆，中餐在当地属于价格比较高的餐饮，本地普通人很少经常消费，因此“中国龙”的主要客群是各国驻军、外籍工作人员以及受雇进入当地的安保人员。
这些人里，最舍得花钱的就是部分高收入雇佣安保人员。
有人吃饭，有人喝酒，有人一坐就是很长时间。
白天的“中国龙”是中餐馆，到了晚上，另一门生意更火。
卖酒。
刘磊和帅学军回忆，当时店里的酒水生意利润很高，甚至有人开着军车过来买。
有些常客彼此熟悉以后，还会主动帮忙维持店里的秩序。
就这样，一个原本只是为了赚钱开的中餐馆，慢慢变成了一个各类人员频繁出入的地方。
生意最旺的时候有多夸张？
刘磊说，餐馆一天营业额能做到4000美元左右。
有人甚至出价10万美元想买下他的房子，他都没有卖，因为按照当时的营业水平，他觉得继续开店更划算。
可问题也来了。
营业额越高，需要的食材越多，采购次数就越频繁，而每一次离开绿区，都意味着风险在增加。
刘磊回忆，买菜回来的车底要检查，防止车辆出现异常情况。
路线也不能长期固定，有时走这条，有时换另一条，出门时间也尽量不形成规律。
车上则贴着很明显的“中国龙餐厅”标志，因为车辆需要频繁进入绿区，这块招牌已经成了识别身份的重要信息。
但即便如此，回程依然要经过检查站。
普通民用车辆往往需要排队接受检查，而人员集中的检查区域，在当时同样需要格外谨慎。
帅学军去巴格达时的经历更直接。
2004年4月，他从约旦花200美元包车前往巴格达，那条公路被一些人称为“死亡之路”。
车开到途中，美军突然把他们拦了下来。
没多久，他才发现，前方发现了危险物，现场进行了处置。
一路上，他看到不少战争留下的车辆和设施残骸。
也就是从那时候开始，他真正意识到，自己接下来做的根本不是一份普通生意。
一天4000美元的背后
如果只看营业额，“中国龙”似乎是一门相当成功的生意。
可刘磊后来回忆这段经历时，反复说到的并不是赚了多少钱，而是一个词：运气。
因为绿区所谓的“安全”，只是相对安全。
那里有严密守卫，同时也因为人员和机构高度集中，始终处在紧张状态中。
刘磊回忆，有时晚上刚准备休息，附近就会突然传来爆炸声。
第二天醒来，还是要去买菜。
因为餐馆不可能因为害怕就永远不开门。
“中国龙”里的客人也一直在换。
有些军人会告诉他，下个月自己要调去别的国家。
过不了多久，又换成另一批新面孔。
有时，熟悉的顾客突然很久都没有再出现。
帅学军记得，有一次餐馆附近发生袭击，几名经常来店里的雇佣安保人员再也没有回来。
还有军人在餐厅吃饭时突然全体起立安静下来，他后来才知道，他们是在纪念没有回来的同伴。
而餐馆另一边，还有完全不同的一群人。
当地有一些生活困难的孩子，会跑进店里吃剩下的煎饺和春卷，也会顺手帮忙收拾餐具。
工作人员通常不会赶他们。
刘磊还提到，一名参与救助工作的日本女孩曾把餐馆剩下的饭菜带给需要帮助的孩子。
后来大家知道这件事后，会主动把饭菜留下。
当天如果剩得少，就额外做些炒饭让她带走。
这些细节后来都成为电影创作能够参考的现实素材。
但电影里的徐福，并不是把刘磊的人生原封不动搬上银幕。
刘磊自己也说，徐福是经过艺术加工的综合人物，融合了多位在海外生活和经营的华人经历。
“中国龙”这个名字、白天卖中餐、晚上做酒水生意、绿区里的客人、餐馆周围的孩子，以及普通人在特殊环境里的选择，都能在现实中找到影子。
后来，随着当地安全形势变化，“中国龙”的经营越来越难继续。
刘磊和帅学军结束生意回国，又把这段经历写成了纪实作品《在死神脚下揾钱——两个深圳小子的火线淘金》。
二十多年过去，电影《欢迎来龙餐馆》上映，那家早已消失在岁月里的“中国龙”，才重新被更多人知道。
结语
当年刘磊去巴格达时，想得很简单，就是找机会赚钱。
可真正留下来的，却不只是一天4000美元的营业额。
那些来吃炒饭的军人、舍得花钱的雇佣安保人员、帮忙收盘子的当地孩子，以及每天开车出去采购时的不确定，都被一起装进了“中国龙”的故事里。
电影拍的是“龙餐馆”。
现实中的那块招牌，20多年前真的挂在巴格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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