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由人民文学出版社与译林出版社联合举办的“从敦煌到祁连山：《敦煌变》《祁连山传》新书分享会”亮相2026上海书展现场。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作家邱华栋携两部新作《敦煌变》与《祁连山传》，与广大读者见面。活动现场座无虚席，数百位读者聆听了这场关于西部书写、历史想象与山河史诗的深度对话。
长篇小说《敦煌变》凝聚了邱华栋三十年间十次亲赴敦煌的所见所感，十个敦煌洞窟串联起一千八百年的西域史，充满想象力与历史感。《祁连山传》则是一部百科全书式的人文地理传记，以地质、植物、动物、历史、文化、文学、行纪七个维度立体书写祁连山，将山脉塑造为承载千年丝路、民族交融、生态变迁的精神载体。
“写这两本书，是我半生积累的成果。”活动现场，邱华栋生动阐释了两部作品的内在关联：“《敦煌变》与《祁连山传》一虚一实，像两面镜子互相映照。祁连山从地理概念上把敦煌抱在手里，像一颗明珠一样捧起来。”
《敦煌变》：十个洞窟串起一千八百年敦煌生命史
邱华栋分享了自己开启西域书写的缘起。他坦言，自己虽出生在新疆天山脚下，但很长时间没有找到书写古代西域的方式。“直到十年前，我开始梦见一个少年在天山脚下瞭望远处的天山，我突然意识到原来我也有一个文学意义上的故乡的眷恋，那个少年的背景就是15岁的我。这种情感涌动之后，一下就促生了我对古代西域题材的书写。”寻找到了自己的方向，邱华栋先后爆发式完成了《空城纪》《龟兹长歌》《敦煌变》三部长篇小说。
《敦煌变》由人民文学出版社于2026年4月出版，已入选“中国好书”等多个重要月度榜单。小说精心选择十个不同历史年代开凿的代表性石窟、大多是很少向游人开放的特窟，以其中的敦煌壁画内容为支撑，以十种不同身份的人物为主角，讲述敦煌和西域的历史，讲述它与河西走廊其他区域、与中原的互动，讲述汉族、粟特、于阗等族群之间的交往与融合，思考敦煌之于今天的文化价值、信仰含蕴和现实意义。
谈及《敦煌变》的创作，邱华栋透露这部小说是从《空城纪》“长”出来的一根枝条。
“就像网络文学里的‘番外小说’，写着写着，一个主人公突然分叉出来，自己单独成了一本书，这种写法也是一种新的尝试。”
关于书名中的“变”字，邱华栋阐释了三重含义：其一，是对唐代佛经说唱文体“变文”的呼应和致敬；其二，是对敦煌“经变画”的文字回应，即不同的时空在一个平面上展开，讲述不同的故事；其三，是人生无常的变化，每时每刻都在变化，世事万变。
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会长、北京大学博雅讲席教授荣新江在今年的BIBF上对《敦煌变》给予高度评价。据邱华栋和本书责编付如初现场分享，荣新江认为：“敦煌是中国的名片。历史学者研究敦煌，是‘有一分史料说一分话’，而史料留下的空白，往往会成为文学家用想象填补的空间。”荣新江特别指出，《敦煌变》可以成为“年轻人了解敦煌的优质通俗读本”。
《祁连山传》：七个维度汇聚成祁连山的浩荡面貌
《祁连山传》的创作同样经历了漫长的寻找过程。邱华栋坦言，光是寻找合适的书写结构就思考了一年多。直到有一天，他在看一份文件时突然灵光一闪，找到了这本书的写作结构，即从七个维度“环绕式”靠近祁连山。
《祁连山传》由译林出版社与青海人民出版社于2026年8月联合出版。全书跳出单一游记视角，以地质、植物、动物、历史、文化、文学、行纪七个维度立体书写祁连山，兼具地质志的冷峻与博物志的丰饶。该书融合了近百张全彩高清摄影图与手绘青甘大环线旅行地图，以辞典体、问答体、叙事体等多种叙事形式，匠心写就了一部百科全书式的人文地理传记。
山是永恒的，山也是流动的。祁连山，匈奴语中的“天山”，在雪峰、草原、密林与荒漠之间，无数生命繁衍迁徙，使祁连山超越地理坐标，成为一个不断被自然、历史与人文重塑的生命体。祁连山不仅是自然山脉，更是深刻影响中国乃至欧亚大陆东部历史、文化、民族格局形成与演变的关键人文地理实体。“山比我们人类的诞生历史更加长久，山永远在那个地方，而我们才是过客。”正是这份对自然的敬畏，促使邱华栋放弃了“人为主角”的书写方式，让山本身成为叙事的主体。
在谈到书写西部山脉的更大意义时，邱华栋以《中国国家地理》杂志评选最美湖泊的变化为例。从西湖到青海湖，再到西藏纳木措，他认为这一变化说明：“我们中国人对中国之大、中国之美的感受空间还在不断扩大。祁连山虽然看上去很远，但也会像西湖一样，离我们很近，它正在成为我们中国人对中国之大、中国之美意识地图上的新坐标。”
邱华栋：“我内心的文学种子一直在发芽”
邱华栋十五六岁便开始发表文学作品，至今写作已超过四十年。他形容自己是一个“长跑型”的作家，每年以二三十万字的节奏匀速前进，一直有写作的计划，不断调整写作方向，不断拓展题材边界。从早年的都市文学，再到近年来的古代西域和当代新疆题材，他的文学版图持续生长。
《敦煌变》《祁连山传》这两部新作一虚一实，共同构成了邱华栋西部书写版图中璀璨的“星系”，也见证了一位作家从都市文学转向西域历史、从个人记忆走向文明书写的文学长征。
两部作品的诞生，都植根于数十年的深厚积淀。写《敦煌变》，源于邱华栋三十多年间十次亲赴敦煌的实地探访，以及对敦煌史料、历史地理著作的大量阅读。“如果没有这些积累，我是写不出来的。”
写《祁连山传》同样如此，他多次进入祁连山腹地，河西走廊的戈壁边缘、高山牧场与盐湖冰川、敦煌石窟的壁画、甘肃黑水国遗址等，每一处都成为他验证文献、激活感知的坐标。
“写作一本书，往往只用一年的时间，但积累有时会超过三十年。写这两本书，是我半生积累的成果。”邱华栋说，很多朋友惊叹他写作速度之快，他却不这么认为：“每一本书从一颗种子到发芽到出版，都经历了漫长的过程。作为一个热爱文学的人，我内心的文学种子一直在发芽，一直在开花，最终结出果实来。我是一个匀速前进、长跑慢跑型的作家，也从来没有大红大紫过，但就是这种对文学的热爱，能让我不断地写出我自己的文学版图之外的领域。”
现代快报/现代+记者 王子扬
（出版社供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