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组织他人偷越国（边）境犯罪案件中，行为人是否对每一次偷越行为均存在事前共谋，直接关系到犯罪事实的认定范围。对于仅涉及入境后介绍工作、无证据证明与境外组织者存在事前共谋的行为，依法不应认定为组织偷越国（边）境罪的共犯。准确界定行为人参与的事实范围，是实现罪责刑相适应的重要保障。
案情简介
2024年5月至10月期间，金某与同案人陆某通过组建微信群，为持有旅游签证非法入境的外籍人员匹配雇主、安排交通及收取中介费，共同实施组织他人偷越国（边）境行为。2024年11月，公安机关对二人采取刑事拘留措施。检察机关指控金某参与四起组织他人偷越国（边）境犯罪事实。
该案由赵飞全律师担任辩护人。
辩护观点
辩护人介入后，重点审查了群聊记录、转账凭证等电子数据，发现金某仅对最后一单犯罪存在事前共谋，未参与前期三单的组织偷越行为。辩护人向检察机关提交法律意见书，指出金某在前三单行为中仅涉及入境后介绍工作，未能证明其与境外组织者存在事前共谋，依法不构成组织偷越国（边）境罪的共犯。庭审中，辩护人提出以下辩护意见：
第一，前三单中，金某仅涉及入境后介绍工作，现有证据无法证明金某与境外组织者存在事前共谋。
第二，金某仅在第四单中实施“入境前匹配雇主”的关键行为，符合该罪构成要件。
第三，金某系从犯，认罪认罚，退缴违法所得，依法应从轻、减轻处罚。
裁判结果
法院经审理，采纳了辩护人的辩护意见，认定金某仅对最后一单承担刑事责任，依法从轻处罚，判处其有期徒刑六个月并处罚金2000元。
案例评析
本案涉及组织他人偷越国（边）境罪中犯罪事实的精准界定问题。在司法实践中，行为人是否对每一次偷越行为均存在事前共谋，直接关系到犯罪事实的认定范围。对于仅涉及入境后介绍工作、无证据证明与境外组织者存在事前共谋的行为，依法不应认定为组织偷越国（边）境罪的共犯。准确界定行为人参与的事实范围，是实现罪责刑相适应原则的重要保障。电子数据等客观证据的审查，对于厘清行为人参与程度和共谋范围具有关键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