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温州乐清虹桥镇的一场婚宴上，最后一道“压轴大菜”端上来时，满座宾客纷纷起身拍照。白瓷长盘中，一条三斤多的大黄鱼通体金鳞，浇着琥珀色的葱油汁，鱼身微微翘起。新郎父亲满脸红光地举杯：“野生的，三斤二两，一万二！”
一万二，抵得上这桌酒席的全部开销。
邻桌一位八十多岁的阿婆却不屑地撇了撇嘴：“你们现在当宝贝，我小时候，这鱼村里人都拿来喂猪。船靠岸，一担一担往岸上挑，挑不动了就倒在沙滩上。猪圈里的猪，顿顿鲜鱼拌糠。”
在温州，“无黄鱼不成宴”是铁打的规矩。但不过60年光景，一条鱼的身世竟翻转得如此彻底。
一、“敲䑩”来了
1956年秋，平阳县石砰乡的海面上，第一次响起了奇怪的敲板声。
几条福建惠安来的渔船，把小舢板摆成半月形，汉子们抡起木槌死命敲打船头的黄檀木板。“乒乒乓乓”的声音传出好几里，原本平静的海面像开了锅，密密麻麻的黄鱼群从深水浮了上来，晕头转向地原地打转。大网收拢时，船身都压得倾斜了。
石砰人看呆了。他们祖辈用钓钩一条一条地钓，哪见过这种阵仗？
没用多久，这法子像野火一样传遍温州沿海。到1957年，温州参与“敲䑩”的渔船超过4000艘，渔民2万多人。每个晚上，海面上灯笼火把连成长龙，敲板声此起彼伏，几里外的渔村都听得见。
石砰有位老渔业队长，后来跟孙子说起那段日子，先哈哈大笑，然后叹气：“那时候人是真蠢。一网下去几千斤上万斤，船舱装不下往甲板上堆，甲板堆不下往沙滩上倒。开始还高兴，捞了三天就不高兴了——太多了。品相好的还能卖卖，七八分钱一斤，品相差的、压扁了的、晒变味的，全挑出来扔到猪圈里。”
二、自作孽，鱼绝了
60年前的黄鱼多到喂猪，如今一条上万。原因只有两个字：贪心。
“敲䑩”不分大鱼小鱼，不分产卵期还是生长期，见鱼就杀。更致命的是，渔民们很快发现，敲板子的最佳时机正是大黄鱼集群产卵的五六月份——敲一次板，毁的是整整一代鱼。
1963年冬天，上千对机帆船从浙江沿海各港口出发，直扑大黄鱼的越冬场——那是黄鱼熬过寒冬、来年春天即将产卵的“大本营”。未及产卵的亲鱼群几乎被一锅端。
南麂岛一位老渔民跟我说过一句话，我记到现在：“把人家刚要生孩子的男女老少一锅全端了，它能不绝吗？”
数据不会骗人：1960年代东海大黄鱼还有24到29个年龄组，到1970年代只剩14到15个，1980年代初仅剩10个。1974年全国产量冲上19.7万吨的历史巅峰，但那是最后的狂欢，此后断崖下跌，80年代后期已不足2万吨。
到了80年代中期，舟山渔场、猫头洋、大目洋——那些曾经响当当的黄鱼产地，全都安静了。海面上再也听不到“咕咕咕”的黄鱼叫声，那些曾经敲几下木板就能震晕的黄鱼群，彻底消失了。
三、“渔三代”的账本
如今黄鱼又回来了，但回来的方式让人不是滋味。
温州洞头、平阳南麂岛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搞人工育苗，后来又把人工养大的黄鱼放到深海围网里“野化训练”，吃活鱼搏风浪，几年后再捕获。一条两三斤的，照样卖到五千到上万。婚宴上那条万元黄鱼，吃的早已不是肉，是“稀缺”两个字带来的面子。
前几天我去了南麂岛，拜访了当地大黄鱼协会会长，四十出头的“渔三代”。他站在养殖渔排上，脚下几万条黄鱼在网箱里游动，偶尔跃出水面，金鳞在阳光下闪得刺眼。
他跟我说了段让我琢磨很久的话：
“我爷爷那辈，黄鱼多到喂猪，但他们不心疼，因为太多了，多到没别的办法。我爸那辈，开着机帆船到处追黄鱼，他们觉得海里的东西捞不完。到了我这辈，我开始养黄鱼了，才明白一个道理——大海经不起‘聪明’。我爷爷的‘聪明’是敲板子，我爸的‘聪明’是机帆船，我的‘聪明’，是把本来可以自由游的鱼关在网箱里养两年，贴上‘野生’卖一万块。”
回温州市区的车上，我一直在想阿婆那句“顿顿鲜鱼拌糠”。六十年前猪圈里啃鲜鱼的那群猪，大概是世上最奢侈的猪。而我们这些花一万二买一条鱼的人，也许比猪笨得多。
从猪食槽到婚宴席，从一网千斤到一尾万元。一条鱼的命运，照见的是一代人的贪婪和一代人的偿还。
黄鱼协会会长送我离开时说了句：“跟野生的比不了，但好歹，它还在。”
什么时候这条鱼能回到人人都吃得起的价钱，那才是真回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