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见过最拼的销售是什么样的？
大年初一不休息，八天跑五百家客户，提前三个月规划路线，连每个门卫他都备上红包。
这不是什么大厂金牌销售，这是一百多年前的大清军机大臣——那桐。
上一篇《那桐的升官指南：从光脚上朝到副总理，只用做对一件事！》我们聊他怎么找靠山：翁同龢、荣禄、奕劻、袁世凯，一个接一个。
但光找对靠山还不够，你得让靠山记住你、信任你、愿意把机会给你。
那他是怎么做到的呢？
就靠两个字：拜年。说难听点，就是扫楼。
1898年正月初一，北京城天还没亮，别的旗人官员还在呼呼大睡时，那桐已经穿上朝服，揣上厚厚一摞拜帖，出门了。
他这一天的工作，不是去单位加班，也不是去宫里朝贺，那些都不重要。他要做的是每年最关键的一项工作——拜年。
《那桐日记》里记了一笔流水账：
八天，五百一十七家，平均一天六十四家。
大家别以为这是随便乱串，里面的讲究大了去了。
那桐提前几个月就开始准备，他把京城分成四个片区，每天只跑一个片区，绝不走回头路。
上午跑王公大臣家——这些人起得早，在家概率高；中午跑同级同僚家——饭点去容易留下吃饭，能多聊两句；下午跑下属、领导们的幕僚和关系户——这个点大家都有空。
每家按级别严格卡时间，一般是进门递拜帖，道一声“给您拜年了”，喝口茶，问问家里老人身体怎么样，孩子最近书读得如何，寒暄完递上大红包，然后立刻走人——绝不啰嗦。
五百家跑下来是什么效果？
从恭亲王、庆亲王这些王爷，到各部尚书、侍郎，再到郎中、主事，没有一个不认识那桐的。大家提起那桐，第一反应都是：哦，那个懂事勤快的那桐啊，过年还特意跑一趟，送的红包还分量不小，有心了。
而且他不是一年这么干，是年年这么干。
1890年他34岁，还是个底层小官，春节拜了260多家；1893年拜了320多家；1897年拜了460多家；1898年直接干到500多家。
拜年的数字逐年涨，他的官也逐年升——从主事到员外郎，到银库郎中，到内阁学士，到户部尚书，最后到军机大臣。数字和级别，完全同步。
他还很注意细节，去任何一家之前，提前备好二两银子的红封塞给门房——这可是普通长工两个月工资。
门房收了这么大的红包，不仅会立刻通报，还会偷偷给你透底：老爷今天心情好不好？有没有别的客人在？最近喜欢什么？忌讳什么？
光拜年混脸熟是不够的，对关键人物，得下重注。但礼不能乱送——对关键人物送大礼，对普通人走行情。
如果说拜年是“广撒网”，那送礼就是“重点捞鱼”。
那桐是送礼专家，他从不瞎送，对不同的人有不同标准。
比如端王府福晋过四十岁寿辰，那桐的礼单在日记里记得清清楚楚：刻丝麻姑一轴、江绸一套、九件荷包一匣、玉如意一柄、宴席一桌、绍酒一坛。
送的不是银子，是这大妈喜欢的、觉得有品位的东西。给某个年轻的贝勒爷，他送的是"西洋自鸣钟一台"——也是投其所好。
当然，更多时候还是送银子。在当时的京官圈子里，日常节礼的最高标准是一千金——收到这个数，说明你在对方心里的位置是顶格的。
他从来不在小事上省钱，但每一笔钱都花在刀刃上。他平时也不乱送，无事献殷勤容易让领导忌惮。他只在合适时机出手——领导过生日、领导儿子结婚、领导小老婆十八大寿。
这样合情合理领导没负担，而他每次一砸就是节礼的最高标准，次次如是。
就这一下，他在领导心里的位置，立刻就不一样了。
当然，送礼有点像交易，你送我收，办完两清。真正的关系，光靠送钱也不够，想真正被信重，得真正和领导绑在一起。
那桐绑定关系的方法很传统：拜把子，收门生。
他跟徐世昌换过兰谱，拜了把子——徐世昌后来是袁世凯的头号军师，民国大总统。他跟桂春义结金兰——桂春是九门提督，相当于京城卫戍司令。他跟铁良拜了兄弟——铁良是陆军大臣，掌着全国的兵权。
他从不端架子，跟领导拜不上，那就跟领导秘书拜，秘书不愿意，还可以找司机。
他连宫里的太监都拜。有个太监叫崔玉贵，是慈禧身边的红人，他也跟人家结拜了——不为别的，就是想知道慈禧最近心情怎么样，哪位大臣最近挨骂了。
除了往上拜，他还往下收门生。想拜他当老师的，得送一千两“贽见礼”，他收了钱不是真要教你四书五经，而是把你拉进他的关系网。
时间长了，他的门生故吏遍布各个衙门，哪个官员最近被太后骂了，哪个肥缺要空出来了，哪个大佬在搞什么小动作，他比谁都先知道。
袁世凯约他吃饭，他去了，喝得很开心；第二天岑春煊约他喝茶，他也去了，聊得很投机。两边都知道他在跟对方来往，但两边都觉得，那桐是自己这边的人。
他不主动害人，不轻易表态，不站死任何一边，永远给自己留后路。丁未政潮斗完了，袁世凯赢了，那桐没受影响；岑春煊输了，那桐也没被牵连。
如果你有机会翻《那桐日记》，就会发现一件特别有意思的事：这哥们从22岁写到69岁，写了整整90万字，里面除了吃喝玩乐，剩下的就一件事 —— 跑关系。
他几乎不记自己处理了什么公务。他记哪天去哪家拜年了，送了什么礼，吃了什么菜，喝了什么酒，看了什么戏，跟谁拜了把子，谁给他送了什么东西。
他的日记里，记了上百次"宴饮"、"听戏"，甚至连哪天跟陈二奶奶说了几句话都记了，但你翻遍他的日记，找不到一句关于"怎么给国库省钱""怎么让老百姓过好""怎么对付洋人"的话。
光绪二十年甲午战争，北洋水师全军覆没，他在日记里只写了一句"北洋事坏"，然后接着写"午后去庆王府听戏"。
后来戊戌变法失败了，他没写；八国联军打进北京，他写了四个字“动魄惊心”，然后接着写哪天去哪个朋友家吃饭，哪天去看梅兰芳唱戏了。
清帝退位了，他写“风定天晴，气象甚好”。张勋复辟了，他立刻改用阴历记日记；复辟失败了，第二天马上改回阳历，还特意补了一句重点“知宅中尚无损失”。
他关心的从来不是国家怎么样，朝廷怎么样，他只关心自己家有没有损失，自己的关系网还在不在，自己站的队对不对。
整整三十年，从户部小吏到副总理，他就干了一件事：跑关系。
在他眼里，什么国家大事，民族兴亡，什么改革图强，那都是扯淡，只有跑关系、找后路是正经事。
当然，那桐不是废物。
晚清落魄到拉黄包车的旗人多了去了，他能爬出来，靠的是真本事。眼光准、腿脚勤、脸皮厚、脑子活，在旗人里绝对是翘楚。
可一个王朝最怕的，不是蠢货当道，是聪明人全去跑关系了。
那桐的日记90万字，记满了拜年、送礼、吃饭、听戏。甲午战争、戊戌变法、八国联军、清帝退位——加起来不到一页。
他不是不知道国家有事，他是在这套制度里算明白了：关心国家不如关心上司，守边疆不如守关系网。
制度奖励什么，人就长成什么。你把梯子搭给会钻营的，爬上来的就全是钻营家；你把银库钥匙交给会下跪的，跪得最快的就最富有。
等船沉了，坐在顶楼看烟花的，全是那桐。
大清亡了，那桐赢了。
他在青岛看烟花，日记里写"风定天晴，气象甚好"。
这就是那套制度的标准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