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3年夏，我从云南大学历史系本科毕业，随即被分配到中国人民大学教师研究班读研究生。革命老前辈尚钺同志就是我们的老师。他同时又是我们学习所在的中国历史教研室主任，是我们的领导。我们那时大都是二十四五的年轻人，尚钺同志刚五十出头。初次见到他时，第一印象觉得他很严肃。他讲话时，略带沙哑的声音中透着一股倔犟和刚直，看上去就是一位久经风雨、充满自信的长者，令人不免有点敬畏。当时教研室上上下下都称呼他“尚钺同志”,我们也就这样称呼他。这个称呼，一下子拉近了我们师生间的距离，十分亲切。有一次，一位北京大学的毕业生被分配到教研室工作，恭敬地称他“尚钺先生”,他立即纠正她说：叫我“尚钺同志”最好了，叫什么先生。“尚钺同志”这一称呼，我们就这样一直叫下去，他听了总是微微一笑，有时还和你聊上几句，没有一点架子，平易近人。
尚钺同志毕生执著地追求真理，矢志不移地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研究历史，是我国卓有建树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在我们做他的学生及以后追随他从事历史教学和研究的工作中，他都要求我们踏踏实实学好马克思主义，用马克思主义去研究历史，科学地探求历史发展的规律。我们在他的辛勤教育和培养下成长。岁月匆匆，转瞬间五十个春秋寒暑过去了，但尚钺同志的谆谆教诲，令我永远难忘。
尚钺同志早在北京大学读书的时候，便得到李大钊等马克思主义革命先驱的指导和影响，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教育。1927年大革命遭到巨大挫折，面对白色恐怖，他无畏无惧，毅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深知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在艰苦的革命斗争中不断地努力学习和掌握马克思主义，把马克思主义作为自己革命斗争实践和学术研究实践的指南。他是一位久经考验的坚强的无产阶级革命者，在长期的严酷斗争中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有着深厚的马克思主义素养。记得尚钺同志为我们讲授中国通史的第一堂课——绪论时，反复讲的就是必须用马克思主义去研究历史的道理。我们入学的第一年就集中地学习马克思主义课程，他是教我们系统地用马克思主义学习和研究历史的第一导师，他对马克思主义造诣很深。他学识渊博，但很谦逊，常说自己从事历史研究是“半路出家”,学得不够，还在努力学。又常说自己是“识途老马”,要求我们沿着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历史研究的科学大道勇往直前。
尚钺同志认为，用马克思主义研究历史，最根本的就是要探求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因此他很重视对社会经济问题的研究，特别是生产力的发展和生产关系的变化的研究。他用了很大的心力，倾注于研究在中国历史发展过程中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的转变；研究中国古代社会向近代社会的转变。对前者，尚钺同志提出了“魏晋封建论”;对后者，他提出了明清之际资本主义萌芽的问题，形成了尚钺同志卓然独立的学术见解。“魏晋封建论”也同时成为史学界与“西周封建论”和“战国封建论”鼎足而立的三大学派之一，对推动我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是20世纪50年代我国史学论坛上迎风绽放的一朵奇葩。
“魏晋封建论”和明清之际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提出，是尚钺同志孜孜不倦、吃砣以求的辛勤劳动果实。在对我们讲授中国通史的整整一年中，这两大问题在全部课程中占有很重要的位置。我们亲眼看着他夜以继日地为我们编写讲义，无论酷暑还是寒冬，夜阑人静的鸦儿胡同小院中他的书房总是亮着灯光。看到这位老人聚精会神地不停写作的身影，我们无不为之深深感动。一年下来，我们手头上已经有了几厚本油印的讲义，足足有百来万字，这也就是后来经过整理出版的《尚氏中国古代通史》的最早的稿本。1954年，也正是我们听他讲授中国通史时，他主编的《中国历史纲要》由人民出版社正式出版。这是一部观点鲜明、结构严谨、简明扼要、通畅易懂的通史著作，凝结着尚钺同志和教研室其他几位老师的心血和汗水。此书出版后立即产生了强烈的反响，不仅成为许多高校的通史教材，而且成为广大干部喜爱的史学著作，后来又被翻译为俄文、日文和波兰文出版。
尚钺同志是一位严师，对我们要求很严格，同时他对我们这些年轻人又十分关怀爱护，期许也多。只要我们有一丁半点进步，或是有什么独立思考的见解，他就非常高兴。在课堂上，尚钺同志是“一家之言”,他讲，我们听，但又不止于此，对尚钺同志课堂上的“一家之言”,我们也可以有不同意见。我们班上的谢忠良同学，是四川大学毕业的，受教于著名学者徐中舒教授，持“西周封建论”。他在课堂讨论中就不同意尚钺同志的意见，甚至考试时也仍持“西周封建论”。我们每学期都有几次课堂讨论，尚钺同志出题，大家就题讨论。每次有一两个人作中心发言(也就是就尚钺同志出的题做主题发言),然后大家讨论，发表各自的意见。尚钺同志则坐在一边“旁听”,有时也插上两句，提个问题启发大家，或者就我们发言中的某一点追问究竟。课堂讨论是一种很好的教学形式，各抒己见，生动活泼，既可以使我们对课堂的讲授有更深入的领会，也可以培养我们的学习兴趣和独立思考能力，是课堂学习的补充和发展。尚钺同志很重视我们学习中的意见，还把课堂讨论成果推荐发表。例如，1952级的同学讨论中国古史分期问题的意见，经尚钺同志的推荐，发表在《教学与研究》杂志上。我们班讨论汉代官私奴婢问题的成果，也是经尚钺同志的推荐，发表在《历史研究》上。对我们这些年轻人来说，这是很大的教育和鼓励。
在课堂上，尚钺同志反复强调要学好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要求我们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去学习和研究历史。他在课堂讲授时，常常不厌其烦地大段援引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目的是要我们这些初学马克思主义的年轻人熟悉经典著作中的理论观点，领会和把握理论和精神实质所在，以使我们懂得应该如何分析纷繁复杂的历史现象，正确认识历史上的各种问题。同时他又常常叮嘱我们，不要停留在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的某一段话，甚至用它代替自己的分析。他要求我们一定要读原著,要全面领会而不可断章取义，甚至照抄照搬。尚钺同志自己读马克思主义的著作就十分用功，因而也十分熟悉，有的著作他曾不止一遍地通读过。在他那种孜孜不倦勤奋学习的精神感染下，读马克思主义原著,在中国历史教研室的老师和研究生中蔚然成风，这使我们终生受益。
尚钺同志不只是强调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学习，更重视马克思主义的应用，重视理论与实际的结合。他说，历史研究的实际就是历史发展过程的客观存在，是一个历史阶段、一个历史时代的社会生产力、生产关系，以及与之相联系的政治、经济、法律制度和文化教育、社会伦理道德等意识形态的各种状况。理论联系实际，对于历史研究来说，必须重视史料，下大气力搜集和掌握史料。他常对我们说，对中国历史遗留下来的浩如烟海的丰富史料，历史研究工作者难以穷尽，但必须尽最大努力去大量掌握和研究。他认为理论联系实际包含三个方面的问题。第一位的是理论问题，即认识和掌握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第二是历史材料的选取与掌握；第三是理论与实际的结合，做出分析判断和得出结论。他把这三个方面，或者说三个层次、三个环节，看做研究历史紧密联系的完整过程，三者之中，缺一不可。尚钺同志把史料放在这一过程的中心，可见他对史料的掌握和研究的重视。如果失去这个中心环节，理论就将成为教条，空洞无物，理论与实际的结合也将成为空话，无可实现，也就不可能得出二者结合得合乎客观实际的结果。我清楚地记得，有一次课堂上，讲到理论和实际的结合，他举手一挥，打了个比方，他说，理论非常重要，是我们做学问、研究历史的锐利武器，但是你如果只把理论挂在嘴上，就是不在史料上下工夫，就好比拿着一把锋利的刀子，只在空中耍，刀子虽然锋利，有什么用?他多次对我们讲过，史料代表着一定的社会关系，一定的史料是一定的社会关系的记录和反映。这是尚钺同志从马克思主义高度出发对史料所作的十分深刻透彻的认识。记得在讲两汉社会经济问题时，他要求我们要从最基本的史料入手，要我们通读《汉书·食货志》。班上的同学大都认真去读了，有的同学还不只通读一遍。尚钺同志还十分重视教研室和资料建设，在学校的支持下，他曾派了两位老师南下苏、杭、宁、沪，访求古籍，购买旧书刊报纸。教研室的资料室藏书丰富，我们那个两进的四合院中，前后两边厢房，满满当当都是书，多达数万册。这在当时全国高校历史教研室的资料室中，是少有的了。
如何正确评价历史人物，是尚钺同志十分重视的另一个重要问题。在收入《尚钺史学论文选集》的文章中，有几篇就是专门论述历史人物评价问题的。在课堂上，对秦皇汉武、唐宗宋祖以至康熙皇帝，尚钺同志都有自己精辟的分析评论。记得有一节课上，讲到岳飞抗金以及以“莫须有”罪名被害，他的话语慷慨激昂，爱憎分明，极富感染力。他认为中国传统史学中，孤立地以人物为中心的历史观很不可取，因为它脱离了历史人物赖以存在的社会历史条件，其着眼点只是帝王将相的丰功伟业，只是帝王将相的家谱，而不能揭示历史的本质。但尚钺同志并不否认包括帝王将相在内的历史人物的历史作用。他认为历史人物是一定历史条件下社会关系的产物，不能脱离历史客观环境和社会关系去研究历史人物。他要我们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去研究人如何创造环境，环境又如何创造人。尚钺同志对清初黄宗羲、王夫之、顾炎武三位思想家的研究，就是结合他对明清之际资本主义萌芽的问题的研究进行的。从当时出现资本主义萌芽的新经济因素等条件和当时的社会关系状况考察，他对三位思想家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但同时他又认为，这三位思想家毕竟不能超越当时的历史环境，不能不受到时代和阶级的限制，因而，只能是封建社会里的启蒙思想家，而不是新时代晨曦的歌唱者。他那勇于探索的精神，他对历史人物辩证分析的方法，给我们以深刻的启迪，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马克思主义是全面完整的科学体系，在我们师从尚钺同志学习的过程中，他始终要求我们要认真地、全面系统地，而不是表面地、简单地去学习马克思主义，要求我们领会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实质，要我们坚持用马克思主义去研究历史，探索历史发展的规律，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担负起史学工作者应负的责任。尚钺同志生前最后发表的一篇文章的题目就是《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国历史》。他在这篇文章中旗帜鲜明地写道：
我们应该理直气壮地说，历史研究必须用马克思主义作指导。我们所应抛弃的是那种对马克思主义的歪曲和阉割，我们所反对的是那种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庸俗化的态度。至于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我们的历史研究离了它仍是寸步难行的。
也就在这篇文章中，他还说：
古代史学家曾要求一个“良史”,不仅要具备史才、史学、史识，还要具备史德。我们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也要有一种史德。我想这就是光明磊落、实事求是的品格。那种善于察言观色、探测风向，是同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应具有的史德不相容的。
这是尚钺同志最后留给我们的教诲，集中反映了这位坚持真理、踏实钻研、勇于探索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毕生的追求，也集中反映了他的光明磊落、刚直不阿、实事求是的崇高风范和品德，是我们永远值得珍爱和学习的宝贵财富。今年是尚钺同志诞辰一百周年，也是他逝世的二十周年。当我们重读他的这篇论文，仿佛仍能听到这位革命老前辈、我们敬爱的老师略带沙哑而充满坚定和自信的声音。教诲难忘。我们永远怀念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