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羞辱政治：一部近现代史》，[德]乌特·弗雷弗特著，潘璐译，上海书店出版社丨也人，2026年7月出版，392页，92.00元
“羞辱不仅是一种情感体验，更是一种政治实践，是通过贬抑他者来确认自身权力的重要手段。”这是德国历史学家乌特·弗雷弗特在《羞辱政治：一部近现代史》一书中提出的中心论题。本书从情感史的视角，以翔实而生动的笔触回顾过去二百五十年的世界历史，探讨公开羞辱（public humiliation）在现代民族国家兴起过程中以及在现代社会中所扮演的角色，由此揭示羞辱如何被用作胁迫和控制的手段，并最终沦为权力的工具，其影响范围则涵盖学校教育、司法行政，以及国际政治和外交等诸多领域。
将民族主义与情感史相联系是本书的一大创新。随着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以林·亨特（Lynn Hunt）为代表的“新文化史”研究的勃兴，民族主义不再被视为一个单纯的政治概念，而更多被视为一种复杂的社会文化现象，其核心在于将各个民族国家视为一种“想象的共同体”。换言之，历史学家不再将其简化为服务于既得利益的政治意识形态，而是更多将其视为一种充满情感和想象力的社会实践。在弗雷弗特看来，自法国大革命以来发展起来的民族主义这一社会实践与强烈的个人情感（如包容感和排斥感）紧密相连：民族主义关乎爱与自豪，关乎忠诚与友爱，关乎同情与团结，与此同时，更关乎对仇敌（“非我族类”）的厌恶和憎恨。
根据本书援引的例证——从马戛尔尼访华的“礼仪之争”到“凡尔赛和约”签订后欧美列强的暗中角力，弗雷弗特论断，荣誉与耻辱这一对概念“在民族主义的情感经济（emotional economy）中始终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在上述国际冲突中，国家荣誉往往被瞬时激发，成为一种具有巨大包容潜力的情感号召，而荣誉的反面——羞辱——同样也会在塑造和影响外交关系方面产生重大作用。以下拟就本书第三章的“1901年柏林叩头事件：谁侮辱了谁”一节为例，论证民族主义狂潮背景下的国家荣誉与羞辱，实为一体之两面。
“叩头事件”的导火索是一年前发生的德国公使克林德遇刺案。当时清廷中主战派占据上风，总理衙门奉旨照会各国驻华使节，责令其“限期离京”。克林德自恃外交身份加持，拒不从命，乃不顾左右劝阻，前往总理衙门理论，结果被巡逻卫队当街射杀——此举明显违反《万国公法》中“外交人员人身不受侵犯”之规定，触发众怒，首当其冲的自然是德皇威廉二世。威廉二世将克林德遇刺视为个人及国家之“奇耻大辱”，遂于第一时间作出反应：他先是当众扬言，“兹事体大，必须由中国皇帝派遣钦差到我面前磕头方算了事”。随后，他又对国会发表演讲，要求即刻增拨海军军费，组建远征军奔赴中国战场，“矢取北京为城下盟”。紧接着，在不来梅港口，面对数万远征军，威廉二世更是慷慨激昂，信誓旦旦：“朕须视德国国徽，暨他国旗帜，均高悬于北京城上，于心始安。”
俯瞰克林德遇刺现场，1902年。
或是慑于对方的军事胁迫，或是自觉理亏，对于德方提出的一应索赔要求，清廷几乎是满口应允：除了严惩杀人凶手，朝廷须派光绪胞弟、醇亲王载沣赴德国就克林德公使遇刺一事向德国皇帝当面道歉，并须在克林德遇刺地点竖立一座纪念碑，以儆效尤。在明眼人看来，上述赔罪条件极为苛刻，且极具羞辱性，而清廷居然不假思索，可见其颟顸怯懦，令人扼腕——用大清首任驻英公使郭嵩焘的话说，“一味蠢、一味蛮、一味诈、一味怕”，这十二个字足以概括晚清外交的四大病灶。数日后，载沣一行数十人由上海港出发，途经香港直达中欧，开启所谓“赎罪之旅”（Sühnemission）。出乎意料的是，使团抵达瑞士巴塞尔时，忽然收到德方临时起意提出的“附加条件”：在使团觐见端坐于波茨坦王宫的威廉二世时，须行三跪九拜之礼，否则一切免谈。
消息一出，舆论哗然。国内负责议和的特命全权大臣李鸿章在电文中义愤填膺，视之为“一种蓄意的侮辱（calculated insult）”：“查坐受国书，已属傲慢，至欲令参赞叩首，为欧洲向来所无，未免欺我太甚”，并表示他已派人与德国新任公使交涉，强调此事乃“国体攸关，断难逆就……如彼仍坚执，只好由执事转告醇邸，只带荫昌一人前往……否则国书可以缓递，断不能忍此大辱”。此外，担任载沣随从兼翻译的荫昌也认为跪拜不合西方外交礼仪，倘若一味屈从，或恐助益德人“嚣张之气焰”，有损我大清之国格。史载，两度出任驻德公使的荫昌“于德文极有学问，德人不但嘉其文词，而且羡其熟悉德国性情并武备事宜”，他的建议无疑对载沣产生了很大影响。与此同时，英法俄等国也担心威廉二世欺人太甚，极有可能导致和谈崩盘，列强与清廷势必要再动干戈，于是纷纷发起抗议，要求威廉二世“收回成命”。当此情形，少年老成的载沣也作出强硬表态：“宁蹈西海而死，不向德皇跪拜。”他下令使团停止向柏林行进，原地待命。同时电告德方，声称身体抱恙，须静养几日再做计较。于是，举世瞩目的“赎罪之旅”立时陷于停滞状态。
在西方媒体如《泰晤士报》《纽约时报》大肆煽风点火之际，德国国内媒体也推波助澜，将矛头指向威廉二世对中国使团的“羞辱”和“霸凌”。一时之间，从外交晚宴到街头巷尾，大清使团将以何种礼仪觐见威廉二世，成为社会各界热议的话题——“叩头”（Kotau）一词亦被收入德国最具权威的布罗克豪斯（Brockhaus）《百科全书》。迫于国内外各方压力，威廉二世最终决定作出让步：1901年9月4日，载沣（及荫昌）步入宫廷，向德皇三鞠躬，代表光绪皇帝诚致歉意：“朕自维薄德，未能先事预防，保护多疏，疚心曷极……该亲王分属近支，谊同休戚，特令竭诚将命，以表朕惭悔之意。”尽管清廷御用文人在国书中刻意用“疚心”“惭悔”之类字眼代替了德方此前要求的“道歉”和“谢罪”，但挣足“脸面”的威廉二世似无意深究，相反，他大度地表示，既然这一极其严重的外交事件已经得到妥善处理，那么双方就能恢复到“此前德中两国人民乃至整个人类文明所珍视的持久友好的和平关系”。仪式结束后，为表彰和平使者载沣为恢复两国邦交作出的贡献，威廉二世亲自向他颁发帝国头等红鹰勋章。三日后，即1901年9月7日，中国与西方列强签订《辛丑条约》。“1901年柏林叩头事件”至此告一段落。值得一提的是，1903年，根据双方约定，克林德纪念碑落成祭拜仪式由载沣主持，北洋政府后将其改称“公理战胜碑”。1924年，中华民国政府宣布9月7日为“国耻日”。建国后，该纪念碑被重新定名为“保卫和平碑”。
克林德碑明信片，1906年。
令弗雷弗特等历史学家感兴趣的问题是：在“叩头事件”各方势力博弈过程中，德皇威廉二世的态度为何“摇摆不定”，前倨而后恭？要回答这一问题，就不得不从这位德意志第二帝国末代皇帝的身世说起。1859年，威廉二世出生时，其母难产，医生使用产钳将他从母腹中取出，因操作不当，导致他的左臂永久瘫痪。这一生理残疾带给他终生无法痊愈的心理创伤。成年后的威廉二世既狂妄自大，又敏感自卑，极度渴望展示雄风，获得他人认同。1888年，他荣登帝位，不久便因“政见不合”逼迫三朝重臣俾斯麦告老还乡——这位“铁血宰相”告诫皇帝“永远不要挑战英国的海上霸权”，以此维持欧洲战略均势，与威廉二世的海外扩张政策相左。史书称，自威廉二世“亲政”（Persönliches Regiment）始，他便试图以一言九鼎的绝对君主专制取代之前“椭圆形的皇帝-宰相两极权力中心”模式，而帝国覆亡的命运亦由此注定。
照传记作家的看法，威廉二世聪明有余，但判断力不足，行为反复无常；生性敏感而自负，常常因感受屈辱和威胁而冲动行事。比如，在同他的表妹夫、沙皇尼古拉二世打交道时，威廉二世忽而与之过从甚密，忽而与之势不两立，变幻莫测，令幕僚群臣无所适从。一般而言，威廉二世在认为自己受到轻视和挑衅之时，会勃然大怒，然而一旦意识到自己即将真枪实弹地与他人对峙决战，他多半又会畏缩不前，因此被列强戏称为“傲慢而业余的（amateurish）”德国皇帝。一言以蔽之，由于缺乏行政历练，他的治国理政通常带有“即兴发挥”的意味：在政策方面缺乏俾斯麦那种连贯缜密的思考和全局意识。于是，“摇摆不定”遂成为威廉二世统治时期（1888-1918）的主要政治特征，即混合大国沙文主义和军国主义精神的“威廉主义”（Wilhelminismus）。后世历史学家将这位亡国之君树为“德不配位”的反面典型——“高度发达的威权体制对君主的能力提出了极高的要求，而王朝命运安排在君位上的人却资质平庸。”
德皇威廉二世
众所周知，自十九世纪中期前后，尤其在1871年普鲁士统一德国后，工业化带来的高速经济增长是德国走上帝国主义扩张道路的根本动因。由于内需饱和，德国本身已经难以容纳强劲经济增长所释放的巨大能量。换言之，它的产能越大，其所拥有的原料供给能力及产品销售市场就愈发凸显不足。在这种情况下，它迫切需要走出国门，在全球范围内开拓新的殖民地，同步开发原料产地和商品市场，实现外向型经济的转型——即所谓“走出阴影”，与列强争抢“阳光下的地盘”。在威廉二世看来，要达成这一目标，一支强大的海军必不可少，此即为他在历次国会演说中大力鼓吹的先军策略——通称“世界政策”（Weltpolitik）或“舰队政策”（Flottenpolitik）。
据军史专家考证，威廉二世是首位自封为海军上将的德意志帝国皇帝——德国的“命运将在海上决定！”以及“帝国的力量意味着海上力量”是他广为人知的口头禅。不过，正如他喜欢借考察调研之名到处旅行一样，他对阅兵的兴趣也远过于实战。当然，最令他不爽的是总参谋部的指手画脚。亲政不久，他在对内阁发布的诏令中宣称，“我认为，在我和军队各首脑之间设立一个中央指挥机构是不可行的，这种机构存在的意义仅在于传达我的命令”。大约从1890年代中后期开始，威廉二世自认为已经取得帝国军队的绝对控制权，于是更乐意被称为“最高统帅”（Oberster Kriegsherr）。1897年，两名德国天主教传教士在山东被杀，威廉二世以“最高统帅”的名义下达战争动员令——据说当时这一消息令他“欣喜若狂”。
传教士被杀“为德国提供了充分的理由立刻进行外交与海军行动”，于是蓄谋已久的侵略计划开始实施：威廉二世一面叫嚣“为德国工业获取新的销售市场”的机会已经来临，一面下令东亚舰队突袭胶州湾，次日又登陆夺取青岛。紧接着，威廉二世宣布德国“永久占领”胶州湾。通过逼迫清政府签订《胶澳租界条约》，德国强租青岛港及胶州湾周围大片领土，租期九十九年。此外，德国还获得在山东境内修筑铁路、兴建房屋以及开采煤矿等特权。如此一来，德国人终于在中国“站稳了脚跟”，可以跟英法俄等老牌帝国分庭抗礼。对威廉二世本人来说，自中世纪晚期以来，一盘散沙的神圣罗马帝国长期遭受强邻蹂躏，饱经屈辱，至此终于可算扬眉吐气。
时隔三年，克林德遇刺案又给了威廉二世“大显身手”的机会。在不来梅港向侵华德军发表的战前动员演说——即臭名昭著的“匈奴演说”（Hunnenrede）中，威廉二世暴露出“虐待狂”的狰狞面目：“不要宽恕，不要俘虏，任何人落在你们手中统统杀掉。正像匈奴人一千年前在他们的国王阿提拉（Attila）率领下为他们自己创造的至今仍受人尊敬的名声一样，你们要使德国的名声在一千年间被中国人永远记住：不管他们的眼睛睁开细缝与否，都不敢正视德国人。”这是赤裸裸的“黄祸论”的翻版，换做任何一位心智正常的西方政治领导人，断断乎不会在公开场合如此大放厥词。然而这便是一向口无遮拦的威廉二世最为人诟病之处：“他的个性体现了德国对外政策最令人不安的特点，即不可预知和反复无常”——由于外交斡旋奏效，加上列强一致反对德国出兵，远征军完成“亮相”后迅速奉命回撤，但威廉二世的一系列“好战”言论却引发了英法俄等国的高度警惕。
据考证，威廉二世逼迫中国使团行叩拜之礼，事先并未与德国外交官员“通气”，属于心血来潮的鲁莽之举。这也是他的一贯做派——据说某次他曾对试图与德国外交部沟通的英国大使咆哮：“外交部？找什么外交部？我就是外交部！”正如他在写给舅父、英王爱德华七世的书信中吹嘘的那样：“我是德国政策的唯一主宰者，我的帝国必须紧随我的脚步。”在“叩头事件”中，威廉二世之所以不顾左右劝阻，蛮横要求大清使团行跪拜之礼，一方面，是为了强调自己“遭受极大侮辱，需要中国正式表达悔意”；另一方面，则是借助这一“下马威”令清廷在国际舞台当众出丑，以此树立德国作为列强之首的“威严形象”——昔马戛尔尼曾因拒绝跪拜乾隆皇帝，结果被“礼送”出中国，所拟开埠通商诸事，一事无成，而大英帝国亦无如之何。如今，倘若德国在新一轮礼仪之争中逼迫中国“吞下回旋镖”，岂不意味着德国实力已碾压英国？
威廉二世本人极其看重这一层象征意义，然而，令他始料不及的是，这一场由他自编自导、旨在羞辱中国的外交名场面，最终却演变成“一场滑稽剧”（a comic opera）。据传记作家交代，在一百五十年前伏尔泰觐见腓特烈大帝的柏林（1750年），当地民众饶有兴趣地全程观赏了威廉二世这位“神经脆弱、易受惊吓”的皇帝的精彩表演——在近一个月的时间里，这位信奉“君权神授”的皇帝为德国若干严肃报纸提供了无数笑料。威廉二世最初计划以叩拜礼仪羞辱中国，但在遭遇各方抗议——尤其在李鸿章宣称中方将拒绝在“商议就绪的《辛丑条约》上签字”后，他显然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不得不作出让步，诚可谓自贻羞辱。
1918年，一战进入尾声。德军在西线（western front）的最后攻势以失败告终，而基尔港数万水兵的哗变更使得威廉二世陷于绝境，于是被迫宣布退位，流亡至荷兰（并终老于斯）。随后，德意志共和国（或称魏玛共和国）宣告成立，德国历史掀开崭新一页。同年，陈独秀在《新青年》杂志发表《克林德碑》一文，重提这段中华民族备受屈辱的历史，并在结尾处发问——“现在世上是有两条道路：一条是向共和的科学的无神的光明道路；一条是向专制的迷信的神权的黑暗道路。我国民若是希望义和拳不再发生，讨厌像克林德碑这样可耻纪念物不再竖立，到底是向哪条道路而行才好呢？”
诚如乌特·弗雷弗特在本书结尾处（“羞辱的政策”）总结的那样，威廉二世针对克林德遇刺案所采取的“羞辱制裁”（shame sanction）政策，说到底乃是基于一种权力运作机制，用马克斯·韦伯的话说，即权力“意味着即使遇到反对，在某种社会关系里也能拥有贯彻自己意志的机会”，而“不管这种机会是建立在什么基础之上”。乾隆皇帝拒绝马戛尔尼的吻手礼，因为他要借洋人的跪拜展示天朝的权势和威仪——弗雷弗特将叩头跪拜称为“亚洲式羞辱”，认为没有什么“比在统治者面前行跪拜礼这种奴隶般的习惯更有损人的尊严”，而这种习惯之所以起源于东方，乃是由于“那里的人民在专制权力的铁锁下呻吟，他们不把统治者看作祖国的父亲，而是当作半神（demi-god）供奉”。值得一提的是，当“1901年柏林叩头事件”僵持不下之时，李鸿章致电大清驻德国公使吕海寰，声称“此礼于接待中国来使为欧洲向来所无，不符欧洲之风，文明之礼，即便在中国，革新之举日盛，叩头鄙习也或将废除”。果不其然，不久之后，来华使节面圣跪拜礼仪正式废止；至于民初，官绅士民日常照面亦俱改为鞠躬如仪，以示共和国中之平等民权——此举可算是千年帝国向现代国家转型迈出的第一步，亦可算是“叩头”事件中外博弈的一个意外成果。
南京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 杨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