欲写王铎，便如欲写一条滔滔大河如何在乱世里决了堤，泥沙俱下，却又在奔涌中折射出满天星斗。
这人，生不逢时。
他的生命像一轴上好的湖笔，偏偏蘸了最浓稠、最动荡的墨汁，一笔下去，便是裂痕道道，墨痕深深。
他生在河南孟津的书香门第，天启二年的春风里，他中了进士，入了翰林。那一年他三十岁，正是最好的年纪。同榜之中，有黄道周，有倪元璐，三人相约翰苑当以文章节义为千古之杰，那一刻的王铎，胸中装着的是整部《淳化阁帖》，也是整部《春秋》大义。他的头是昂着的，脊梁是直的，一撇一捺，皆有法度，以为可以用笔下的端正，去佐这世间的天平。他想做一把标尺，用王羲之的秀逸、颜真卿的刚烈，去给这摇摇欲坠的大明朝，画一根梁。那时的字，是端方的，每一笔都扎扎实实地落在宣纸上，像他想要踏实走过的仕途。
然而他很快就明白了，在一个烂到了根子里的王朝，做一个清流是要命的。魏忠贤的势焰烧遍了朝野，多少人匍匐着去舔，王铎却退了回来。他不仅拒绝了魏忠贤的墨宝索求，更顶着压力，辞修为阉党歌功颂德的《三朝要典》。这在当时意味着把自己的脑袋搁在了砧板上，等着那把随时会落下的刀。可王铎做了。他那时大概还相信，圣贤书里的道理，是可以拿来活命的。他敢在崇祯面前直言朝廷赋税太重，敢弹劾主张议和的兵部尚书杨嗣昌，在经筵讲学中力言赋外加赋所带来的灾难，更不避廷杖的风险上书极言边不可抚，事关宗社，为祸甚大，懔懔数千言。那些上疏和建言，是他作为士大夫的最后体面，他以为自己是魏征，是包拯，是这黑暗朝堂上最后一点微弱的烛火。可那烛火太渺小了，他那些建议，如投向深渊的石子，连个回响都听不见。
崇祯年间，他辗转于南京、北京之间，做过翰林院侍讲，做过詹事府少詹事，也曾回乡丁忧，可无论身在何处，他都像一个局外人。他空有领兵杀敌之志，在举荐四弟王镆的一封奏疏中，他甚至请求朝廷允许他与王镆领四千强兵，请缨以击寇颈，致意阙下，却始终被闲置在文墨之间。那些年，他看着张献忠破了凤阳，看着李自成进了河南，看着关外的铁骑一次次叩击着已然朽坏的长城，他什么也做不了。他唯一能做的，就是回到书斋里，把那一腔无处安放的块垒，全都倾注在那支柔毫之上。他开始疯狂地临帖，十三岁起便专攻《圣教序》，临了三年，字字逼肖。他后来论书时说，书法之始也，难以入帖，继也难以出帖。这正是一生甘苦之谈。
于是我们看见了那个脱胎换骨的王铎。他从米芾的风樯阵马中汲取了势能，将颜真卿的雄强、张旭怀素的狂纵一一熔进自己的炉鼎，最后炼出的，是独属于他自己的那副肝胆。他的行草书，全然是力的美学。时人谓其书可与董其昌并驾齐驱，清代张庚在《画征录》中看过他的行书卷后说：
文敏之丰神潇洒，一时固无有及者，若据此卷之险劲沉着，有锥沙印泥之妙，文敏当逊一筹。
这评价公允。
他彻底抛弃了明末董其昌一派的温润秀逸，那种轻歌曼舞的优雅，在他看来太轻了。他要的是沉，是厚，是那种几乎要将纸面压垮的磅礴之气。
据文献记载，他书狭长条幅时，先把纸绢平铺桌上，两人从两端把纸绫持平，王铎执笔从旁却行而书，从蘸墨落笔到墨枯收笔，一行十数字，字字相连缀，如万岁枯藤龙蛇盘缠，酣畅沉雄，力透纸背，世人称为神笔。他蘸墨，浓墨淋漓地泼下去，一笔下去，墨汁在纸上恣意渗化，涨成一片墨色的湖，那叫涨墨，是他独门的绝技。你以为他要失控了，可就在那墨色将要漫漶成灾的瞬间，他的笔锋一转，枯墨飞白，如刀似剑，生生将那团混沌劈开，劈出一片嶙峋的骨架来。近人马宗霍论道：
明人草书，无不纵笔以取势者，觉斯则纵而能敛，故不极势而势若不尽，非力有余者，未勿语此。
这话说得准。
吴昌硕赞他有明书法推第一，启功更言王侯笔力能扛鼎，五百年来无此君。这话不是虚的。在那个风雨飘摇的末世，王铎在宣纸上重新造了一个世界，那个世界里，他是唯一的君王。
可笔墨的堡垒终究挡不住现实的铁蹄。崇祯十七年，甲申之变，天塌了。皇帝上了煤山，那根歪脖子树吊死了一个王朝，也吊死了无数士大夫的心。消息传到南京，福王即位，弘光小朝廷搭起了台子，王铎被任命为东阁大学士、次辅。
这大概是命运对他最大的嘲弄了——他在明朝最需要他的时候被闲置了大半辈子，如今大厦将倾，却把他推上了那个最高的位置，让他眼睁睁看着最后一根梁柱怎样折断。弘光朝的局势，用糜烂二字已不足以形容。马士英、阮大铖之流把持朝政，党争比国事要紧，内斗比抗清要紧。王铎夹在中间，一个想做事的人，被一群不想让他做事的人围着。《明季遗闻》记载，马士英、阮大铖欲票拟姜曰广、祁彪佳等人，王铎竭力反对，说：吾辈志在报国，若苟且因循，害民误国，腕可断，此旨不可拟也。他写了多少奏疏，就碰了多少壁。他的心一点点冷下去。
然后就是顺治二年，那年的五月，清军的铁骑已经踏到了长江边上，南京城里的空气都是抖的。城破了。据王培荀记载，彼钱谦益、王铎等于福王出奔后远迎王师，天大雨，跪伏泥淖中，士马腾踏驰过，麾之起，不敢起，直待大帅豫亲王至，命之起，三呼万岁，然后立身。
史书上的记载冷冰冰的，就那么几行字，可那几行字底下，压着的是一个读书人多少年的脊梁。贰臣，这个沉重的枷锁，从此永远地拷在了他的身上。
有学者分析，王铎之最终成为贰臣，既与其坦荡简易、不设城府的个性、久耽于文学艺术而注重现实感受、疏于政治理性的思维倾向有着直接关系，更与其在晚明腐败官场中的长期边缘化处境密不可分。后世的人骂他，骂得有理，也骂得轻巧。可谁真的去想过，在那个生死抉择的关口，一个五十三岁的老人，他看着半生蹉跎的朝廷，看着满朝争权夺利的大臣，看着城外势如破竹的敌军，他的心里还剩下了什么？他不是没有过死的念头，同榜的黄道周殉国了，倪元璐殉国了，他们在史书里成了流芳百世的忠臣，而他王铎，跪了下去，成了一个永远抬不起头的罪人。这里面当然有懦弱，有苟且，有不光彩的求生欲，可也未必没有一种更深的幻灭——他为之奉献了一生的那个君，那个国，究竟值不值得他用命去殉？
这个问题有些残忍。
降清之后的七年，是他灵魂被凌迟的七年，也是他的书法艺术最后蜕变的七年。清廷给了他一个礼部尚书的位置，表面上荣华富贵，实际上呢？他成了新朝的一张名片，一个装饰，用来证明我大清连明朝的旧臣都能容纳，何况天下百姓。
清人吴德旋在《初月楼论书随笔》中说：王觉斯人品颓丧，而作字居然有北宋大家之风，岂得以其人而废之。
这话说得刻薄，却也道出了某种实情。他聪明，他太聪明了，他心里明镜似的，知道自己不过是一件被摆在前厅的瓷器，好看，却不被信任。那些年，他写诗，诗里全是亡国之痛，可又不敢写得明白，只好用典故，用隐语，把自己的一腔苦水兑得淡淡的。他喝酒，喝得醉醺醺的，醉了便哭，哭完了又写。他写得最多的，是临帖。他坚持一日临帖，一日应请索，以此相间，终身不易。临《淳化阁帖》，临《圣教序》，临王羲之的十七帖，一本一本地临，一页一页地写，仿佛只要不停地写下去，就能把自己写回到那个干净的、还没有被玷污的少年时代去。那些年里，他留下了一幅又一幅惊世骇俗的长卷，每一幅都是他灵魂的自白，每一幅都是一场没有观众的独白。
晚年的作品里，那种咄咄逼人的狂气略有收敛，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更加深沉、更加苍茫的气象。有研究者观察到，戊子年之后，王铎的书法开始平静下来，从三十多岁开始的激越的格局，在二十年之后归于平淡。这一年，他的小妾段氏去世了，这个变故对他影响颇深，他亲自为段氏写了墓碣。当然，真正的原因恐怕不止于此。他的字里有了老境，有了悲凉，有了那种经历过一切之后的无话可说。
看他六十岁以后写的作品，那线条不再像年轻时那样一味地张扬，而是收了回来，沉了下去，像一条经历了暴涨之后的大河，水面平静了，可底下的暗流依旧湍急。他在一条长达数米的卷子上，一口气写下几百字，笔势连绵，气韵不断，仿佛要把自己一生的憋屈与傲岸，全都压缩进这一卷纸里。写完最后一个字，他搁下笔，窗外是清廷的月色，照着他花白的头发，他大概会想起三十岁那年，和黄道周、倪元璐在翰林院里喝酒论书的情景。那时他们多年轻啊，胸中装着的都是文章节义四个字，以为凭一腔热血就可以匡扶天下。如今呢？黄道周的血已经冷了，倪元璐的头颅早已落地，而他王铎，苟活在这敌国的锦衣玉食里，满腹的话，一句也说不出口。
顺治九年的冬天，王铎死了。死前一年，他把自己一生的大部分作品都付之一炬，烧了。那火光映在他的脸上，忽明忽暗，没人知道他烧掉的是什么。是羞耻的见证？是心血的结晶？还是那些他想带进坟墓里、不想让后人看见的、最真实的自己？火灭了，灰冷了，他倒在病榻上，大概终于释然了。
这一生，他做过清流，做过贰臣，做过艺术上的君王，也做过历史里的囚徒。他什么都经历了，也什么都失去了。
王铎这一生，像极了他自己的涨墨法。一滩浓墨泼下去，污了，漫了，看似无可救药了，可就在最暗最浓的地方，他的笔锋一转，枯笔飞白，生生将那团混沌救了起来，救成了一种前无古人的、惊心动魄的美。世上的事就是这样，有时候，一个人的污点与他的光芒，竟是同一样东西长出来的。没有那段屈辱的经历，没有那些辗转反侧的夜晚，没有那被撕裂又被缝合的灵魂，王铎的笔下，就不会有那股郁勃勃、沉甸甸的气。
墨色深浓处，有他走过的一生。
接下来介绍我已经出版的三本书。
《两京十三省：明朝政治得失》讲述的是明朝历史的教训。
《边患：从嘉靖到万历》讲述的是从嘉靖到万历年间，明朝的北部边疆问题。
《无解的困局：大明最后的60年》，讲述的是万历到崇祯的是如何一步一步滑向深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