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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小鸟与好奇心）
克里斯托弗·希钦斯是个公认的左派，但在他的回忆录中，他讲的最多的是他跟诸多左派的不同。不过，看得出来，他很在意乔治·奥威尔对某件事的看法——每个人都有一个隐秘的比较者或者偶像，希钦斯给自己定下的参照系显然是乔治·奥威尔，几乎在每个关键节点上，希钦斯似乎都要暗中求证一下奥威尔对某件事会怎么看。
某种意义上，这是让一个人变得笃定的办法。有很多信仰、价值、美德就是这么传承下来的，虽然对于希钦斯来说，他应该会把严厉的质疑的目光投向提到这些词的人。
在读他这本回忆录之前，希钦斯给人一种刻薄的印象，你会以为他一生都在做斗士，跟理查德·道金斯他们一道；在读过之后，你会稍微改变一点印象，他有点中二，有点玩世——并非玩世不恭，他居然还有很多朋友……
你会了解到左派的丰富性或者说他们自身的多样性——你以为的偏激、极化、政治正确狂热、进步主义都会在他身上体现，实际上他是在与之斗争……这本回忆录某种意义上是记录了这部分的历史：
随着 1968 年的终结、1969 年的到来，我的词典里开始出现“反高潮”这个词，另外一种说法也突然闯进来。人们开始念叨“个人的即是政治的”。第一次听到这个令人厌烦的说法时，就和听到那些鬼扯胡说一样，我马上就明白这是个坏消息——陈词滥调这时候或许是可以原谅的。从现在开始，只要你属于某种性别、某种族裔，甚至拥有某种性“偏好”，就足够了，你就有资格成为一个革命者了。在演讲时或在台下提问时，你的开场白只需要是“作为一个……”接下来只需按着自己的喜好做一些描述罢了。我必须为了那些“硬骨头”的老左派说一句：我们是因为亲身参与运动、因为那些牺牲和工作才获得发言和干预的资格的。我们中间没有任何人站起来说：光凭性别、性取向、肤色或肢体残障，我们就有成为革命者的资格。关于左派是如何失去或者——我倾向于这么说——抛弃自身的道德优势的，说法不一，但那是我第一次看到一切被如此廉价地出卖了。
从一本回忆录角度看，他最吸引人的那部分还是回忆他的家人，还有他的朋友——他们必须单独占有一个章节，可能在这个时候，你多少会羡慕他的一生，以及那个时代。
那个时代如今也远去了。如果希钦斯活到今天，难以想象。
经出版方“世纪文景”授权，我们摘选了其中一节分享给读者。
伊冯娜
童年总有一刻，那扇门打开，未来显现。
——格雷厄姆·格林，《权力与荣耀》
我感谢那滋长万物的土地——
甚于那哺育我的生命——
但在这一切之上，感恩归于主
赐我左右两半分裂的大脑。
——鲁德伊德·吉卜林，《基姆》
我当然不会赞成是“主”决定这些。（萨尔曼·拉什迪为我的《上帝并不伟大》撰写评论时，就曾非常尖刻地说过，这个书名最大的问题就是太累赘了：换句话说，它本身只不过是一个过分冗长的单词而已。）
不管持何种本体论，人似乎总会倾向于相信万事皆有首因，哪怕不说如此宏大的概念，至少也有某种确定的起源。在这一点上，我没有半点疑虑或犹豫。关于我是如何拥有左右两半分裂的大脑的，我倒是略知一二。这就是我的起源：
我站在渡轮上，正横渡一个迷人的港口。自那时候起，我已经学了不少形容“蓝色”的词语或说法，但让我们假定，明媚而略刺眼的阳光映照着剔透的晴空、湛蓝的海水，又清晰地勾画出两者在天际交染辉映，生成的那抹绿微微衬托得山峦更显苍郁葱青，而当光线裹杂着那些深深浅浅彼此交融的蓝色，照破岸边的白色建筑时，眼前的一切几乎令人炫目。戏剧性场面、美、大海和陆地凝缩的那个瞬间，是一个人所能拥有的最美好的原初记忆。
鉴于这次短短的航行大概发生在1952年，而我出生于1949年，我当时根本不可能意识到这就是瓦莱塔的大港，小小岛国马耳他的首府，也是欧洲最璀璨的带有巴洛克风格和文艺复兴风格的城市之一。作为镶嵌在西西里和利比亚之间的一颗海上明珠，这座城市在几百年里一直是插在基督教世界和穆斯林世界中间的一把双刃剑。该城人口绝大部分是罗马天主教徒，所以城里会有那么多华丽的教堂，还有一处大教堂的壁画就是由卡拉瓦乔本人绘制的，那个崇拜神圣之恶的邪魅信徒。这座岛屿经受住了“基督教世界”历史上最久的一次来自土耳其人的围攻。但马耳他语是马格里布地区的阿拉伯语方言，也是唯一用拉丁文书写的闪米特语。如果你碰巧参加马耳他天主教堂的弥撒，会看到神父一边举着圣餐一边称颂“安拉”，毕竟，这就是本地人对“上帝”的称呼。换言之，我最早的记忆正是关于这座粗粝参差却开放迷人的城市，矗立在两种文化和文明的边界上。
那个时期的我太过无忧无虑、自信满满，根本不会记住这些东西。（如果我嘴里吐出几句马耳他语，也不是为了通晓两种语言或是学习多元文化，只是为了应付我那些身后拽着一帮孩子、虔信无比的保姆和厨娘们。也是在马耳他，我第一次看到那种牧羊人油光满面而羊群瘦骨嶙峋的天主教绘画。）事实上，马耳他是英国的一个殖民地——它最近的辉煌的历史篇章就是挺住了希特勒和墨索里尼发起的狂暴空袭——自拿破仑战争起，它就牢牢处在皇家海军控制之下，而我父亲正是在皇家海军光荣服役的军官。但在当下，我是和母亲一起站在这艘船的甲板上，在我需要时，她会紧紧地攥住我的手，但若我坚持，也会松开手任我去一旁玩闹。
综上所述，我的开场不可谓不顺。我生活优渥，衣食无虞，头发浓密，腰肢纤细，对着令人壮观的建筑和风景自在嬉戏，精神抖擞，在一艘船上，有一个深爱着我的美丽女人相伴。
那时我还不会用这个名字称呼她，但“伊冯娜”这个名字犹如一阵回声，能召回我心中铭记关于她的那些最刻骨铭心的瞬间。毕竟，那曾是她的名字，她的朋友唤她的名字，而我那贝壳般的耳朵很早起就能分辨出这个名字和那些可亲的“南希”“乔安”“埃塞尔”“玛乔丽”——都是些很英国化的名字——之间的区别，那些女人多半是我父亲那些同僚的妻子和伴侣。伊冯娜。这名字里有一种派头：一种风格。就好像可口的洋葱、橄榄和迷迭香，把普通又平淡的英国面包变得不寻常——必须要承认的一点，我身上有一半就来自那种普通和平淡。后来我对希钦斯中校的认识越多，这种感受就越发强烈。对这部分的记忆我最好适可而止，但我非常强烈地意识到，如果一个人幼年时身旁有一个活力非凡的女性，会给你的生活产生多大的影响。
比如，当她注意到我已经过了牙牙学语的阶段，可以完整说出一句话了（即便只是一些鹦鹉学舌，比如根据我家族的传说，我曾经说过“我们一起去俱乐部喝杯吧”这样的话），有一天她让我坐下来，给我写了一本初级拼音读本，就是以前的“下等人”用的“拼字本”。那故事说的是一个叫“洛巴—阿—戈布”的林中精灵或树妖的乏味冒险（他的名字就是这么切分的，方便发音），但自我读完那本书后，我就永远习惯了手边随时有书可以读，而且阅读量也永远领先于同龄人。
但这段时期我们一家已经离开马耳他，我父亲被派驻到荒凉得多的罗西斯，那是苏格兰东海岸另一处海军基地。我想，马耳他可能是伊冯娜一生的巅峰：在那个半殖民地，任何一个英国人都比当地人要高出一等，还有鸡尾酒俱乐部，甚至还能请得起当地的“帮工”。倒不是说她享受游手好闲的生活，而是她整个少女时代经历的物资短缺、大萧条，还有战争，让她不介意生活多些乐子，享受点儿地中海风情，或许她认为自己理应拥有那些。（从马耳他回来的航途中，我们在尼斯停留了几小时：她还有我都是第一次品尝到里维埃拉鸡尾酒的滋味。我还记得她脸上的那种快乐。）潮湿多雾的法夫郡，“家属区”的晦暗沉闷，对她来说一定是段难熬的日子。
但她和我父亲初识，也正是因为那下不完的雨、窘迫的短缺，还有严酷艰辛的反法西斯战争。身为职业海军的他，当时驻扎在斯卡帕湾，那是奥克尼群岛中间巨大而冰冷的峡湾，他们的职责是维持英国对北海的控制权。而她在皇家女子海军当志愿者，或者用当时的说法，是个“Wren”。（在一张于我最为珍贵的照片里，她就穿着军装。）经过战争期间短暂的相恋，他们在1945年4月初结婚，就在阿道夫·希特勒把手枪塞进自己（明显有口臭的）嘴里之后不久。一个来自利物浦落魄犹太家庭的热心犹太女孩，嫁给了一个比她大十二岁的男人，他来自朴次茅斯某个古板而团结的浸信会家庭。战时有很多这样仓促草率的结合。可能两人起初都认为自己是幸运的，但我知道，虽然我的父亲从未停止相信自己是个幸运的男人，但我的母亲很快就不再这样认为了。同时，出于我相信自己能猜出一二的原因，她也决定撒一个不算小的谎，也就是对希钦斯家只字不提自己是犹太人的事实。
1930年代，我外祖母在女帽业艰难谋生，伊冯娜注意到她母亲经历的那些小小不公，就希望能“冒充”作英国人。伊冯娜之所以能被人当成英国人，是因为她的浅棕色皮肤、淡褐色的眸子，还有那张（永远让我浮想联翩）“法国人”的面孔。但更重要的是，我现在可以确定这一点，她不想我或我弟弟因为犹太人问题而受到压力。我现在并不清楚，这种隐瞒或沉默让她承受了多少代价。我能和你们分享的只有它于我的意义。
悖论在于：战后的英国和其他时期的英国一样，要出人头地只有一种可靠且行得通的办法。（至少）长子必须能进私立学校，最后才有希望去到一所不错的大学。但除去高昂的学费，“新来的人”发现自己还会在阶级、口音或者社会地位这些因素面前触礁。我父母都没有念过大学，我最早的清晰记忆之一就是穿着睡衣坐在楼梯上偷听父母的争执。我很容易就弄清了他们在吵什么。伊冯娜想让我念私立学校。我父亲——我们偶尔会带着揶揄而深情称呼他“中校”——则断然拒绝，那超出了我们家的经济能力。伊冯娜不同意这一点。“如果这个国家要有什么上流阶级的话，”她果断地说，“那克里斯托弗一定要是其中一员。”我记不太确切她的原话是什么了——也许她当时说的是“统治阶级”或“权贵”，可能这些词对当时的我而言太难解了？——但她的意思非常明显。藏在走廊上的我心里也偷偷附和。这又暴露出了一个更深的悖论：我母亲并不是我父亲那样地道的英国人，但她对我的最大期望却是让我成为一名英国绅士。（亲爱的读者，请你来裁判这个目标实现了多少。）因此，虽然她希望我能待在她身边，但出于对我前途的考虑，她还是坚决要求送我离家去远方。
我八岁时，她陪我去寄宿学校，我清楚地记起了她和我父亲的这次争吵。她脸上一会儿笑容满溢，带着巨大的鼓励，一会儿又因为离别而热泪滚滚。而我应当永远为之后悔的一点是，当时我应该至少装得和她一样孤寂凄凉。我知道我会一直思念伊冯娜，但当时的我认为自己已经拥有了那种最本质的、无关溺爱的被爱经验。我渴望保持如此。申请成为寄宿生之前，我就拜访过那所学校，发现那里的图书馆书架长到没有尽头。我们家里可没有这些，伊冯娜让我爱上了读书。第一学期快结束时，我做过的最残酷的事，就是在圣诞假期回家时用“希钦斯夫人”称呼她。我永远都不会忘记她脸上的那种震惊。在学校里我们被要求这么称呼所有的女性，从校长夫人到学校教员。但我现在依然怀疑自己只是耍了一个刻薄卖弄的花招。
这或许解释了我对伊冯娜的记忆为何越来越稀薄：从八岁到十八岁，我离家整整十年，所有那些重大的人生仪式、性成熟期的痛苦，到收获朋友、敌人、教育，这些都发生在家庭的界线之外。无论如何，我总是多少知道些她的境况，总能抓住一些她没有告诉我的事，或从她每周写给我的信中能推断一二。
我父亲是个值得尊敬的好男人，为人正派，兢兢业业，但令她厌烦，在她的余生一直如此。“有一种无法被原谅的原罪，”她经常说，“就是无聊。”她想要的是繁华都市，无尽的鸡尾酒派对，上剧院，有一群风趣的朋友，机智的谈话，就像她在战前的利物浦拥有过的那种生活，当时她住在靠近佩尼街附近，算是认识放荡不羁的弗兰克·豪泽这样的人物，豪泽后来是牛津剧场的主管，她的某任男朋友还推荐她阅读英俊的北爱尔兰诗人路易斯·麦克尼斯的作品——后者和奥登是同代人，写过《秋天日记》和（她最喜欢的）《大地的驱力》。而她最后得到了什么呢？在不同的英国小镇、乡村之间辗转，开始是作为一名英国海军的家属，后来她一辈子服役的丈夫被海军轻松“打发”了，余生干的都是诸如会计或“财务总管”这样不起眼的工作。为自己的母亲或者父亲感到遗憾，是一件可怕的事。而更痛苦的，是你意识到这些，却知道青春期的自己对此无能为力。也许，更糟糕的是那种自私的庆幸，毕竟人没有义务去养育自己的父母。无论如何，我知道在伊冯娜看来，生活已经抛弃了她，我也知道那些本来可以用来体面度假或进城享受的钱，（在她的坚持下）都被用于支付我和我弟弟彼得（他是在我们全家还在马耳他的时候出生的）的学费，所以我下定决心，要无比勤奋，要配得上她的牺牲。
我不在家的日子，她也并没有闲着。她试图打入时尚业。也许是受到她先前从事女帽业的祖先的召唤，无论如何，她坚决不向二战后英国那种老旧过时的风格低头。“我身上的确有的一样东西，”她过去经常用一种自我辩护的口吻说，就好像自己缺乏其他的才能，“无非就是好品味罢了。”我个人认为她身上的其他优点当然很多：在休息日，父母们会来寄宿学校探望，很多男生一想到父母将会如何让自己出糗，就已经魂不守舍。伊冯娜从来没有做过一件让我有失体面，或者穿过一件会让我被群嘲的衣服（那还是女士们都要戴帽的年代）。无一例外，她总是那个最漂亮、最动人的母亲，我永远可以愉快地亲吻她的面颊，而不用担心脸上蹭到妆或者口红等可怕的状况。在那些时刻，我丝毫不担心别人会因她取笑我，即便我看起来比实际年龄要小。
但女装店的生意也并不景气。或者是她运气不好，事实上，伊冯娜的运气算是极差的。我记得，她试着和不同的朋友或伙伴支撑起一间叫“潘多拉的盒子”的商店，我记得另一间好像叫“苏桑娜的周一”——以汉普郡我外祖母那一系的某个先人命名的。这些生意最后都不了了之，而我一直想不出失败的原因，除了当地那些家庭妇女太过乏味、目光短浅、锱铢必较之外。过去我出门买东西时，经常喜欢往她店里去，这样她就会不无炫耀地把我介绍给她的那些朋友们，她们大呼小叫，然后边喝咖啡边飞短流长，但我一直都能察觉店里的生意并不好。多少年后，读到V.S.奈保尔在《抵达之谜》中对这种萧条可怕的描述，我像被人打了一拳反应过来。他写的是索尔兹伯里的景况，那儿离朴次茅斯非常之近：
一家店哪怕离市场、广场只有两三分钟的步行距离，也可能偏离了购物中心。很多小生意很快关门了。尤其可悲的是那些赶时髦的店，不明白人们真要买要紧东西就去伦敦了。那些精品店和女装店如何迅速冷清下来，店主的歇斯底里在橱窗中尽现。
我也许会对这里的“歇斯底里”表达异议，但如果你把这个词换成“安静的绝望”，也不算太偏颇。甚至多年后，当“挣扎”在我心里已经已是“解放”“劳工阶层”的同义词时，我也从不会忘记，小资产阶级也是体验过“挣扎”的滋味的。
题图来自英剧《流人》第一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