枪决李大钊案主犯雷恒成前，他提出了一个特殊请求，我方对此如何处理的呢
1949年10月5日，北京东交民巷的一间小会议室灯火通明，新成立不久的中央公安机关正研判一批“历史挂案”。名单上有个名字被红笔圈得最粗——雷恒成。
彼时，多数北洋旧警宪要员已被锁定，唯独这位昔日京师警察厅侦缉处副处长去向成谜。他在1927年奉命逮捕并押送李大钊就刑，绞索落下那一刻，李大钊年仅38岁；执行人正是雷恒成。新政权认定：只要此人未伏法，便谈不上给烈士一个交代，更难以昭示法治决心。
追索罪证前，年轻干警从档案中翻出京师警察厅旧制：侦缉处原依日俄警务模式设立，兵分六股，雷恒成掌“机密股”，既侦查又行刑，握有生杀大权。当年他靠“快、狠、准”博得张作霖赏识，一柄蓝色小口径勃朗宁始终别在腰间。
然而国运更迭，昔日鹰犬各奔出路。1948年8月，雷恒成携妻子以“赵志安”之名辗转上海，随即剪掉辫梳起戒疤，自称“了明禅师”，在静安寺附近摆摊写符算命。对外宣称来自东北名刹，背后却有人脉打点，在弄堂里安顿下来。
1951年6月，北京三里屯派出所收到匿名信，字迹歪斜却斩钉截铁：“李大钊之刽子，藏于沪上，法不容情。”北京方面将信件连夜电传沪上，请求协查。上海市公安局成立专案组，马益三与王天杰负责总指挥，三名侦察员受命暗访。
上海摊贩多，和尚装束并不稀奇。几经排查，侦察员在马立斯公寓二楼的一间斗室里找到线索：住户“赵志安”，年近七旬，黑牙、北方口音，爱摸一块旧怀表。表面刻着龙纹——清室赏赐物，符合档案中的描述。
“师父，近来运势不佳，可否指点？”夏咸俊装作外埠木材商，推门先行一礼。僧衣中的老人抬眼打量，微一颔首：“命由天定，亦在人修。”短短一句京味十足，侦察员心里有了底。
为了锁定真伪，警方调出解放前的户籍残卷，又请来曾与雷共事的旧警佐秘密辨认。对照耳廓刀疤、右手无名指微缺，两相印证，锁定率九成以上。搜捕令签字那天，马益三只说了一句：“不能让他有机会再溜。”
1952年春夜，侦察组敲响那扇老旧木门。门开瞬间，灯光下的“了明禅师”微愣，手中那只龙纹怀表差点滑落。鲁全发闪电般按住对方手腕，另一人亮出证件，“雷恒成，你被捕了。”老人长叹一声：“躲了二十多年，终究到这一步。”
审讯室里，卷宗摞成小山。面对铁证，他先是沉默，随后坦承“李大钊死在我手，是我今生最大重负。”警方在其衣柜暗格找出当年扣留的那支蓝色勃朗宁手枪，枪口仍留有旧锈渍。这把枪成了贯通新旧两代法治的物证。
案件移交北京复核时，审理人员援引1950年《惩治反革命条例》暨《人民法院暂行组织条例》，确认其罪行属于“反革命首恶”。批准死刑。报请中央后，判决很快生效。
1953年4月26日清晨，刑场阴风猎猎。雷恒成被押赴行刑地，面色蜡黄却镇定。他对看守说：“求个情，别打头，好让我保留全尸返乡。”押解军人略一迟疑，答：“规矩允许，就照你意思。”不久，枪声三响，于胸膛、腹部落点，倒地时他手中仍握着那只龙纹怀表。
随着雷恒成伏法，李大钊被害案的最后一环尘埃落定。这场跨度二十六年的追捕，让档案里沉睡的正义与新生政权的法律意志在同一条时间线上交汇，也把北洋旧暴力机关的阴影永远封存进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