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2年蒋介石设宴邀请吴国桢，吴却在赴宴途中突然察觉车子被人动过手脚，究竟发生了什么？
1927年初春，轮船缓缓靠上上海虹口码头，24岁的吴国桢夹着箱笼、一步踏上甲板，他回来了。四年普林斯顿的寒暑让他拿到政治学博士，也让他带回一口流利的英文和满脑子现代行政学的新概念。
短短几个月，他已在外交部第一司坐镇翻译案牍。一次接待外宾会议上，他脱口而出的流利英语让主管张群大为称奇，旋即把这位湖北青年推荐给蒋介石。“小吴，这里需要你这样懂西法的人。”张群轻轻拍了拍他的肩膀。吴国桢点头，眼里闪着兴奋，却未料这一步将把自己卷入未来二十多年的旋涡。
很快，他被调往武汉，整顿久拖不决的烟酒税务。吴国桢把美国学来的成本核算、预算分类一股脑搬进官场，几个月间税款翻番，令财政厅一片称奇。宋美龄将其介绍给夫婿时，夸他“脑筋新，手脚快”，蒋介石拍案决定重点培养。此时的信任深厚到连家宴都会通知吴家夫妇参加，可见地位非凡。
战争爆发后，陪都重庆屡遭空袭。吴国桢受命出任市长，他在山城钻遍岩壁，指挥开凿防空洞三百余处，并划定“八分钟撤离网格”，将民防与警察、消防串成一张网。日本机群呼啸而来，警报响起，市民循着标识奔向洞口，仅1939年夏天便减少了上千人的不必要伤亡。战火中，吴国桢的名声与陪都的硝烟一起飘向全国，他被看作“肯做事”的技术官僚。
胜利的锣鼓尚未停歇，新的考卷已摊在案上。1948年8月，蒋经国以经济督导员名义进驻上海，主张铁腕抑价、查封囤货。上海市长吴国桢提醒他：“金融崩溃不是抓几个商人能解决的。”蒋经国脸色一沉：“非常时期，不能手软。”一句话，让两人隔出深沟。随后的“打老虎”运动，抓的多是地方权贵与商贾，与吴交好的王哲甫也惨遭收押，彼此信任从此断裂。
1949年春，政局如江潮翻卷。吴国桢被蒋介石点名为“最后一任上海特别市市长”，没过多久又被推上台湾省主席的位子。表面风光，内里却是空架子——财政权、警政权早已被蒋经国牢牢攥住。省府会议一到预算环节常陷僵局，吴国桢提出设立省议会、走两党制，被冷眼视为“动摇军心”。
1952年10月，蒋介石七十寿辰。草山官邸灯火通明，汉宫秋月、琼浆佳肴齐聚，蒋氏父子笑容可掬地将吴国桢请至上座。席间，蒋介石举杯：“故人同庆，甚慰。”吴国桢微笑致意，却在返回途中听随行司机低声道：“轮胎螺帽松了，怪得很。”夜色下，山路陡弯，若非临行前例行查看，极可能冲出护栏。谁动的手？谁授的意？答案昭然若揭，却无人敢言。
险情后，吴国桢申请出国“考察侨务”，一纸批文拖了数月，最后还是宋美龄掩护才得以成行。他抵纽约，旋即在《时代周刊》上撰文，直指国民党“一党独大、内斗不止”。台湾官方高调痛斥其“背叛”，消声之外，更是将其旧部纷纷边缘化。自此，一代能吏漂泊海外，借教席度日，偶尔在华人社团讲述往昔，却极少提及草山之夜。
岁月流逝。1970年代后，两岸局势缓和，吴国桢的态度也悄然变化。1984年，邓颖超向他发出访华邀请，筹备中的返乡行李已打包妥当。可就在启程前，他心脏病突发，倒在旧金山医院的病房。八十一载风雨至此划上句点，归途终成泡影。
吴国桢的经历提示一个残酷现实：在封闭的家族式权力结构里，能力和忠诚永远摆在天平两端，任何摇摆都可能招致雷霆一击。车轮松动那一刻，他也许已明白，个人的治世理想，若不能与体制的安全逻辑一致，随时可能碾作尘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