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对自然：人类为何在自然中寻找秩序？》，[美]洛兰·达斯顿著，郭可心译，商务印书馆，2025年9月出版，110页，45.00元
在环境问题日益严峻的当下，“自然”一词已经成为现代语言中最高频的词汇之一。不过，即使在西方，“自然”这个词的意涵也并不自然。恰恰相反，围绕自然展开的讨论一直是哲学思辨的前线。这些讨论不完全是象牙塔里的无病呻吟，因为无论古今中外，人类都习惯于用自然现象来比附社会秩序，无论解放天性还是男尊女卑，都被倡导者辩称为自然的选择。雷霆雨露，莫非天恩。不过，这种思维倾向也长期为人所诟病为扯大旗作虎皮。效益主义哲学家约翰·斯图尔特·密尔（John Stuart Mill）就试图斩断应然和实然之间的锁链。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自然主义”也成为当代学者攻击论敌思维滞后的代词，几乎等同于神学辩论中斥责对方崇拜偶像。这种对自然主义反动的思维倾向，就是书名中所谓的“反对自然”（Against Nature）。这本不到百页的大家小书，梳理了围绕这场观念斗争的语义变迁。作为一名享誉全球的科学史家，作者洛林·达斯顿（Lorraine Daston）在2019年介入这场论证时，早已不囿于具体立场，而是从思想史的维度品评这场漫长拉锯的得失成败。
洛林·达斯顿
“要么我们认为因为自然杀戮所以我们也应当杀戮；因为自然施虐所以我们也应当施虐；因为自然毁灭所以我们也应当毁灭；要么我们根本不应考虑自然做了什么，而应当做那些有益的事。”尽管密尔的质疑言简意赅，人们仍然顽固地将自然视为人类秩序的回音壁。达斯顿认为逻辑上的断裂并未能摧毁自然的规范性诱惑。人类之所以无法停止将自然道德化，是因为自然提供了极其丰富的“秩序”图景，供我们表征那些抽象且脆弱的社会理想。在《反对自然》中，这种跨越时空的投射被归纳为三种核心形态：特殊的自然（Specific Natures）、局部的自然（Local Natures）与普遍自然法（Universal Natural Laws）。
托马斯·科尔（Thomas Cole）绘《帝国历程》（The Course of Empire）组画，第一幅：《野蛮时代》（The Savage State），1834年。
作为最古老的自然意涵，“特殊的自然”关乎事物的本质属性，即“本体论身份证”。这一概念植根于希腊语physis与拉丁语natura中关于生成与生长的语义。其核心机制在于“繁殖”，遵循“同类相生”的铁律。在亚里士多德的哲学中，这种秩序不仅规定了“a产生自a”的事实，更延伸到了规范领域：比如货币不具备生物的“特定自然”且无法繁殖，因此放贷取息被斥为“违背自然”的行径。在这种秩序下，规范被等同于身份的同一性，无论是物种间的杂交还是未能复制亲代的子嗣，任何偏离特定发展路径的异象都会被贴上“怪物”的标签，视为对本质秩序的公然挑衅。
与此相比，“局部的自然”则将权威建立在地理的独特性与“场所的力量”之上。这是一种由气候、地形、动植物与地方习俗交织而成的生态秩序。早在希波克拉底的《空气、水和场所》中，这种秩序便已将自然环境与人类性格、法律联系在一起。与追求同一性的特殊自然不同，局部自然强调的是“均衡”或一种充满张力的动态平衡。在这种语境下，自然不是冷漠的背景，而是一个与人类共同生活的“家庭”（oikos）。因此，当人类的傲慢、贪婪或疏忽打破了这种微妙的平衡，引发如飓风或核泄漏等灾难时，媒体与公众往往会诉诸“自然的报复”这一表述。这种惊恐的情绪揭示了局部自然的道德内核：一旦系统失衡，灾难即刻被解释为违背地方习俗或生态底线导致的惩罚。
托马斯·科尔绘《帝国历程》组画，第二幅：《田园时代》（The Arcadian or Pastoral State），1834年。
近代科学则孕育了第三种图景——“普遍自然法”。这种秩序在十七世纪由笛卡尔、波义耳与牛顿等人通过神学、数学与自然哲学的纠缠而确立。它是无处不在的铁律，不容许任何例外。波义耳曾借用当时最尖端的机械装置——斯特拉斯堡大教堂的天文钟来比喻自然：一旦造物主设定好齿轮，这个宏大的引擎便无需再行干预，其规律性具有绝对的确定性。在政治哲学中，这种普遍性被转化为普世价值的基石。正如《独立宣言》或《人权宣言》所宣扬的那样，不可剥夺的权利被锚定在“自然法”之上。这种秩序的诱惑力在于其承诺了一种超越地方性偏见与权力的、如重力般公平且恒常的公正体系。
这三种自然秩序并非前后相继，而是在历史长河中并存与竞合。由于自然秩序的形态如此多元，当人类试图为各自的立场辩护时，总能从中找到合适的借口。对于达斯顿而言，这种“自然化”策略在对抗相对主义时注定是徒劳的：既然你可以用蜜蜂的母系社会来推崇平等，我也可以用狒狒的森严等级来捍卫权力。自然因此不再能一锤定音，而是成为了寻觅口实的百宝箱。人类根据不同的情境需求，在三类菜单中不断挑选：时而借“特殊自然”确认归属，时而借“局部自然”关怀环境，时而借“普遍法则”声张正义。
在洛林·达斯顿的视域中，秩序的崩塌并非通过单纯的逻辑推导来感知，而是经由一套特殊的“非自然激情”来识别。恐怖（horror）、惊恐（terror）与惊奇（wonder）三种情绪不仅仅是心理层面的情绪波动，更是高度精密的“认知工具”：它们是人类识别特定自然秩序遭到破坏的感应器。这些激情模糊了自然事实与道德判断的界限，标志着某种被视为天经地义的秩序——无论是本体论层面的身份、地域性的生态，还是宇宙层面的因果——正经历着足以让灵魂震颤的剧烈震荡。
“恐怖”这种激情，精准地对应着对“特殊的自然”之侵犯。它捍卫的是物种本质的纯正性与“同类相生”的再生逻辑。当生命界限在视觉上或隐喻上被跨越，产生出如“人头蛇身”或无法归类的混合生物时，引发的是一种触及本体论根基的恶心与不安。亚里士多德将高利贷斥为反自然，其逻辑基点便在于货币这种死物竟能像生物一样“繁殖”，这种对特定自然的歪曲，被视为产生了一种道德与本体论上的“怪物”，从而激发了深层的社会恐怖。
与此相反，“惊恐”则源于对“局部的自然”之均衡的破坏。当特定地域的动态平衡被打破，自然灾害便不再被视为纯粹的统计学概率，而是演变为带有强烈道德色彩的“自然复仇”。2011年福岛核事故引发的舆论震荡便是一个典型案例：由于人类对生态底线的亵渎，自然的剧变染上了沉重的“罪疚感”。这种惊恐情绪揭示了人类深层的一种偏见：天灾往往是人祸的镜像，是对破坏场所秩序的严厉惩罚。
托马斯·科尔绘《帝国历程》组画，第四幅：《毁灭》（Destruction），1836年。
当目光转向那套如同精密钟表般运作的物理世界，“惊奇”则成了感知“普遍自然法”失效的唯一途径。在绝对因果链条主导的宇宙中，任何不可解释的随机性、奇迹或是自由意志的瞬间闪现，都像是撕开了严丝合缝的必然性外壳：它不仅是对法则断裂的智力困惑，更包含着对超越性意志的敬畏与迷恋，无论其来自神灵还是群氓。
这些激情的本质在于它们共同触发了一种“双重意识”：自我在这一瞬间分裂为怀疑者与目击者，在“这不可能发生”与“这确实发生了”之间剧烈角力。这种极致的心理冲突恰恰反证了人类对“秩序”的终极依赖。我们之所以对反常感到如此彻底的战栗，正是因为我们内心深处对自然秩序及其所承载的道德规范，持有近乎本能的、不可动摇的信任。在此意义上，这些激情充当了人类理性的哨兵，在秩序的废墟之上重新确认了秩序的存在。
托马斯·科尔绘《帝国历程》组画，第五幅：《荒芜》（Desolation），1836年。
人类之所以执着地从自然中提取规范，是因为“规范性”（normativity）本身就预设了“秩序”的存在。在充满波动与不确定性的世界中，自然成为了最大、最持久且最现成的“秩序仓库”。正如达斯顿援引伊恩·哈金（Ian Hacking）的观点，人类本质上是“表征的动物”（homo depictor），拥有一种将无形的道德理想具象化与物质化的冲动。由于社会秩序往往难以捉摸，自然那随处可见、触手可及且极具质感的“表面”便成为了承载人类道德投射的最佳媒介。哪怕自然本身充满了相互矛盾的面相，它依然是我们想象并维持“应当”这一维度不可或缺的基石。
达斯顿的论证并非要为“自然主义谬误”翻案，而是旨在从哲学人类学的高度重新审视其存在的必然性。她指出，试图剥离自然表象来建立一种纯粹理性的道德是徒劳的，因为人类仅拥有一种理性，即“居于人类身体中的理性”（human reason in human bodies）。这种理性深受感官系统的塑造，必然依赖于现象与表征来构建意义。承认自然秩序的多元性反而带来了一种思想的解放：既然自然提供彼此对立的论据，那么诉诸自然便不再能导出单一的独断教条，而是为道德论辩提供了近乎无限的资源库。最终，对自然的诉求不再关乎某项具体规范的合法性，而是关乎如何在秩序的废墟之上，重新锚定人类规范性的根基。
这本轻快的大家小书中展现的不单是科学史家丰富的知识面，更是一次哲学人类学尝试。她将驳杂的历史观念精准地晶析为三种理想型：定义本质的“特殊的自然”、锚定地缘平衡的“局部的自然”以及作为宇宙铁律的“普遍自然法”。这种分类法不仅理清了知识谱系，更揭示了这些秩序如何通过“恐怖”“惊恐”与“惊奇”这三种认知激情，转化为人类识别规范失灵的直觉预警。达斯顿的核心洞见在于人类作为“表征的人”（homo depictor）的底层逻辑：道德规范本身是抽象且难以捉摸的，为了使其获得操作层面的合法性，我们必然要求助于自然这个意象的宝库。这种对“表征需求”的挖掘，有力地解释了为何逻辑上的“自然主义谬误”始终无法在心理层面断绝人类向自然寻求道德背书的执念。
不过，“三种自然对应三种激情”的架构虽然清晰，但也被批评为略显“强行对应”（forced）。例如，并非所有的反常都会引发恐怖或惊奇，有时也可能是娱乐或困惑。例如华夏的祖先神话就包括人头蛇身的伏羲女娲，引发的情绪远不止恐惧。同时，达斯顿将自然主义动机简化为“表征的冲动”，某种程度上回避了其背后更具侵略性的政治意图，甚至在描述“人类倾向”与论证“倾向的合理性”之间存在一定循环论证。比如，书中虽提及密尔，却未能深入处理密尔关于“广义自然”与“狭义自然”的关键裂隙。“狭义自然”也就是未经干预的状态，往往具有本质上的保守性。正如凯尔·约翰逊（Kyle Johannsen）所评论的那样，现代社会的诸多道德演进（如减轻野生动物痛苦的医疗干预）在本质上都是对自然状态的能动反抗。如果仅强调自然的多元性可以作为道德辩论的资源库，却忽视了这种资源库更容易用于加固现状，那么达斯顿对规范性根基的重构便显得有些过于持中了。
孙一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