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一篇《》提到江同志曾在“第一汽车制造厂”工作，但这部分内容是一笔带过的，所以今天就单开一篇，用夹叙夹议的方式聊聊江同志的青年往事。
1
1926年8月17日，江同志出生在江苏扬州。
这座城市，在中国历史上影响巨大。
早在隋唐时期，扬州便因为位于京杭大运河和长江的交汇处，成为长安、洛阳、杭州、广州（南北向）和成都、武汉、南京、苏州（东西向）的交通枢纽，发挥着商品集散和人物流通的作用。
到了明清时期，两淮盐业崛起，那些盐商为了给资本和商品提供安全保障，又把白银和食盐，搬到更适合做贸易的扬州。
正因为扬州汇聚了财富和人才，文化便随之兴起。
从晚唐张祜的“人生只合扬州死，禅智山光好墓田”，到明朝末年的史可法殉国，再到清朝的扬州八怪和扬州学派，都在一步一步夯实扬州的文化底蕴。
从地理经济的角度来看，古代扬州就是现代上海，现代上海就是古代扬州。在漫长的中国历史上，扬州都属于安家落户的好地方。
江同志的祖父是江石溪，青年时应试秀才、后来拜师学医，稍有积蓄便开始精研诗文、昆曲、山水画，成了典型的明清士人。晚年时，江石溪又弃医从商，在张謇创办的“大达内河轮船公司”做了协理。
扬州天然具有地利、经济、文化三重优势，江石溪的人生履历，又和扬州的三重优势基本重合。
这，就是江同志少年时的底蕴。
他与生俱来就拥有一个兼容中国文化和实业报国的起点。
在这样的背景下，自从记事起，他就开始听长辈们讨论诗文、音乐、经营、政治等问题。上学以后，他在课堂上接受西式科学教育，回家还要背诗文、写书法、读文学作品，打下了良好的教育根基。
不过，江石溪在1933年去世，江家失去丰厚的经济收入，家道开始中落，全家从繁华的东关街搬到一个破败的地方居住。
对于个人来说，这种变故肯定是不幸的，但结合时代背景来看，这次变故给江氏家族保留了旧时代的文化底蕴，却切断了他们和旧时代的物理牵绊。
这种变化，在以后的岁月中，给江同志打开了另一扇大门。
2
学生时代的江同志，一路高歌猛进——
琼花观小学、扬州中学、南京中央大学电机系、上海交通大学电机系，中西合璧拾级而上，直至1947年夏天毕业，成长为中国文化修养深厚且熟悉西方科学技术的知识精英。
他后来回忆说：
“我受过三种教育。第一种是中国哲学，尤其是孔孟之道，第二种是资产阶级教育，特别是西方科学。我所受的第三种教育是马克思主义教育。”
前两种，源头便是家庭渊源和学校教育，而后一种是相继发生的三件事带给他的。
第一件是过继。
江同志的叔叔江上青是武装革命初期参加革命的党员，含金量极高，抗战爆发以后，又以皖东北特委委员的身份做地下工作，贡献巨大。但在1939年，江上青遇伏牺牲，年仅28岁。
他的革命挚友张爱萍，对此非常难过，在悼词中说：
“上青的殉国，不仅使我失去了一位知音、失去一位战友，更使中国革命大厦失去了重要的栋梁。”
这个时候，江上青仅有两女，尚未生子，而在那个年代，没有儿子就意味着没有后代，于是其兄长做主，将年仅13岁的江同志过继给他，继承香火。
如此一来，江同志便有了烈士遗孤的身份，成为革命队伍不可分割的一员。
第二件是示威。
1945年9月，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重庆的国民政府准备回归南京。但因为在抗战时期，南京中央大学不是重庆国民政府管理的，所以教育部宣布，学校授课属非法行为，学分一律作废，所有学生都得重新参加考试，并接受政治培训。
显然，这是一种侮辱性行为。
有的同学说：“加入国民党就能保留学分”，但江同志认为，知识要么是对的、要么是错的，根本没有非法和合法的区别，所以他拒绝加入国民党，并参加了声势浩大的抗议示威。
这场示威游行，正是我党组织的。
这是江同志第一次参加我党领导的抗议示威游行，公开站在了革命一边，因此，他得到地下党支部的认可，于次年4月，将他吸纳进党组织。
第三件是护厂。
上海交通大学毕业以后，江同志到经营冷饮产品的上海海宁洋行电力供应部工作，苦干两年，便在工人中颇有威望。
1949年5月，上海即将解放，而海宁洋行有上海最大的冷藏设备，江同志担心国军撤离的时候，将海宁的冷藏设备和两台发电机运走。于是，他把工人们组织起来，三班倒，轮流保卫工厂。
这件事，起到了保卫国家资产的作用。
凭借这份功劳，以及共产党员、技术专家的身份，上海解放以后，江同志一举成为工厂的党代表、副工程师、工务科长兼动力车间主任。
这三件事，时间跨度十几年，单独看的话，哪一件都不足以改变命运，但把三件事综合起来，它们便组成了一份非常完美的干部履历表——
出身、政治面貌、参加革命时间、家庭成员及社会关系，每一栏，他都能写的非常漂亮。
走到这一步，江同志的马克思主义教育便初步完成了。
而在新中国成立前后，政治合格的军人干部很多，但他们不懂技术。懂技术的知识分子很多，但他们没有经过政治考验。唯独江同志这种既懂技术、又政治合格、并且档案干净的青年干部，是万里挑一的稀缺人才。
以后的很多事情，此刻便埋下了伏笔。
3
尽管江同志的条件优越，但革命的道路，仍得自己亲自去走。
上海解放以后，海宁洋行经过国有化改造，改名为上海益民食品一厂，隶属于华东军政委员会工业部，江同志改任党支部书记兼第一副厂长。
就在益民食品一厂逐渐走向正规化的同时，上海发生了一件大事——
1950年2月6日，国民党空军出动4批、17架飞机，在上海市区投下67枚炸弹。轰炸过后，上海市区的发电能力从25万千瓦降到不足4000千瓦，八成工厂停工，大部分街区断电。
上海是一座现代化城市，没有电，等于全城瘫痪。
面对这种严重的灾情，市长陈毅赶到受灾第一线，开口问道：“从炸坏开始算起，48小时内恢复部分发电，行不行？”
相关工作人员说：
“他们有本事炸，我们就有本事修。”
事实上，上海恢复用电，只用了42小时。而在这个过程中，江同志冒着敌机的轰炸，亲自和工人们动手抢修电路，并把两台发电机并联发电，保障了食品厂的正常生产。
那年，江同志年仅23岁。
而等到轰炸事件结束，江同志又在益民食品一厂，进行了一项重大改革。
益民食品一厂的前身海宁洋行是一家美国企业，生产的棒冰、冰激凌等冷饮产品，在上海具有垄断地位，但他们的冷饮品牌非常难听，“美女牌”，充满了资本主义利用人的欲望刺激消费的味道。
江同志认为，“美女”二字不符合社会主义中国的调性，用美国商人设计的品牌，又不能打响中国自己的品牌，所以冷饮品牌一定要改。
那改成什么呢？
江同志提议，新的冷饮品牌就取名为“光明牌”，寓意“解放了、天亮了，新中国一片光明”，商标也要设计成熊熊燃烧的火炬，周边缭绕着熠熠生辉的光芒。
这一提议，随即获得大家的认可。
1950年5月，光明牌冷饮开始生产上市。
为了快速打响光明牌冷饮的名气，江同志和其他厂领导商量，制定了三条宣传策略。
1、厂领导和工人都要口口相传，扩大品牌影响力。
2、给一辆美国道奇卡车安装发电机和喇叭，开到上海街头，一边宣传新品牌，一边给市民免费发放棒冰，用真材实料的产品开拓市场。
3、用电台、报纸、电车等方式做广告，以“中国人食用中国货”为口号，大范围的覆盖潜在客户。
通过以上三种策略，光明牌冷饮很快就声名鹊起，不到一年时间，销量便超过美女牌，成为上海排名第一的冷饮品牌。
现在回顾光明牌诞生、宣传、成型的全过程，我们可能会觉得，很正常，不足为奇。但在1950年，它却有着不同寻常的意味——
上海益民食品一厂是标准的国营企业，可它推广品牌、开拓市场的方式，却有着浓厚的市场经济风格。社会主义管理和市场经济运作，在推广光明牌冷饮这件事上，第一次得到验证。
这，正是改革开放以后的国家基本路线。
而江同志抢修电路的胆量和推广国产品牌的能力，也让他得到华东军政委员会工业部部长汪道涵的赞赏，多年的积累，自此化做青云直上的能量。
4
尽管江同志在益民食品一厂的工作已经很出色了，但在年轻时代，他最引以为傲的成就是在第一汽车制造厂工作时完成的。
1953年7月15日，第一汽车制造厂正式动土开工。
要建汽车厂，就得培养人才，于是，名牌大学毕业且工作成绩突出的江同志，次年9月就被调到长春，参加一汽的建设工作。半年以后，又被 选拔为实习生，派到苏联的斯大林汽车厂接受培训。
临行前，汪道涵鼓励他说：
“我们下大决心要建设中国的第一家汽车工厂，我们需要最优秀的人才。”
那时的出国培训，和现在的出国留学是不一样的。
出国留学是以学习知识为主，不论以什么形式出国，他们本质上都是学生，而出国培训，是事先规划好将来做什么工作，再到国外的相关岗位上实习，磨练技艺，培养工作能力。
例如领导干部要搞清楚整个工厂的生产流程，并学习苏联的生产组织和管理模式、技术人员要深耕自己的专业、车间主任要学习特种设备的操作和现场管理等等等等。
可以说，派实习生出国培训，本质上是一条技术干部的生产线。
在这样的背景下，1955年4月，江同志登上横贯西伯利亚的列车，1956年5月回国，便被任命为一汽的动力处党支部书记兼副处长，管理两个实验室和100余名工人。
从此时起，他就成了中国最受重视的企业里独当一面的技术干部，直至1959年出任新成立的动力分厂厂长，负责一汽的所有动力工作。
但就在这个时候，一汽出了一件大事。
那段时间，中苏两国交恶，赫鲁晓夫下令撤走所有援助中国的专家、顾问以及工业原料，一汽骤然面临缺钢、缺动力、缺燃料、缺技术的困境，如果不能立即解决这些问题，一汽就垮了，整个中国的数年努力也要付之东流。
而这些问题中，最严重的又是动力和燃料。
这两个问题不能解决的话，解决其他问题，都是不切实际的空谈。
面对这种情况，中央认为，煤炭短缺，不能给一汽提供动力，但黑龙江的大庆油田已经开发出来，那就调整机器设备和技术方案，用石油取代煤炭，总不能被苏联卡住脖子。
决策既定，一汽随即开始执行。
江同志做为动力分厂的厂长，自然要承担起“煤改油”的攻坚任务，但中央在下达任务的同时，还规定了时间限制——
三个月内，必须完成改造。
同事们都认为，技术难度大、时间期限短，这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但江同志说了一句：“只要刻骨钻研，即便是最不熟悉的技术，也是可以掌握的，开始工作吧。”
江同志这么有信心，其实是有原因的。
因为苏联专家掌握“煤改油”的技术，虽然他们已经回国，但技术资料并没有全部带走，如果能在短时间内吃透这些资料，那么“煤改油”是完全有可能成功的。
可以说，基于专业能力得出的分析判断，就是他的底气。
随后，江同志制定了一个改造计划。
首先，他和其他部门沟通，建造了四个储油一千吨的油罐，用来储备原油。其次，技术人员搜集苏联专家留下的一切资料，研究苏联的“煤改油”技术。最后，工人分成三班，日夜不停的调试设备、验证技术。
就这样，凭借“学习—实践—总结”的工作方法论，短短三个半月时间，“煤改油”就完成了，一汽重新恢复了动力供应，为解决其他问题奠定基础。
在这件事情中，江同志其实扮演了开路先锋的角色。
正因如此，江同志后来回忆往事时，仍然非常自豪，说：
“改造工程是我一生中最重大的成就之一。可惜我不是小说家，否则，我一定要为这项工程写本书。”
5
1962年，江同志离开第一汽车制造厂，调回上海。
那年，他才36岁，但经过上海益民食品一厂和第一汽车制造厂的锻炼，他已经是一个非常成熟的工商业领导者。
他没有前线厮杀的经历、没有军功、没有参加土改、没有参与建政，不说和正在活跃的老一辈相比，即便和年纪稍长一些的同代人相比，他的革命履历也是略显单薄的。
但也正是因为没有那些轰轰烈烈的经历，他才得以储备知识、锤炼技术，培养出战场上不可能得到的经营管理能力。
革命战争年代，需要能征善战的人，这种能力是次要的。
而在经济建设年代，他的这种能力，将和他的家庭传承、社会关系融合在一起，共同推着他走向很远的远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