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海，有时在浦东，有时在浦西，好像总会碰到几条“盐铁塘”。
在金山，五代时，设有浦东、横浦两大盐场。从杭州湾北通黄浦江的龙泉港，旧名盐铁塘。
在松江，松江盐铁塘与府城漕运息息相关，自洞泾港起向东，一路接北泖泾后向东南后入黄浦江。老松江府最热闹的“南京路”华阳老街，就得名于松江盐铁塘上的华阳桥。松江的叶榭塘北起黄浦江松浦大桥东侧，南与龙泉港相接，旧称南盐铁塘。
在嘉定，盐铁塘从江苏省太仓市而来，在两省交界靠近天镜湖处，还有一座盐铁塘大桥。
在闵行，浦江镇地界上有一条连接黄浦江的小河，名为东盐铁塘，鲁南路和浦星公路西侧，有一条盐铁塘路。
紧贴着这条盐铁塘路东侧的林海公路上，也有一座盐铁塘桥。这里已经进入了浦东新区地界，东盐铁塘从这里又一路流过去，从轨交18号线下沙站南侧向东，接上咸塘港。
这么多地方，含有相同的名字，究竟是有意的巧合，还是无意的重名？又或者，它们是同一段历史的产物，指向的是同一个文化基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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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的上海是国际经济、金融、贸易、航运、科创中心，是底蕴深厚的工商业大城市，历史上，是衣被天下的江南鱼米之乡。但如果顺着历史再往前看，上海曾是一个因盐而举足轻重的地区。盐铁塘的出现，与上海历史中“制盐业”那一页息息相关。
《史记·货殖列传》载：“夫吴自阖庐、春申、王濞三人，招致天下之喜游子弟，东有海盐之饶，章山之铜……”唐乾元元年（758年）盐铁铸钱使第五琦初变盐法，在近海地区设4场、10监。嘉兴为10监之一。唐时，松江盐区属两浙嘉兴监管辖。据绍熙《云间志》载：唐贞元五年（789年），华亭县南80里白砂乡（今奉贤境内）有徐浦下场，设粜盐官，盐民将产盐集中储存的场所称贮盐场。盐由官府专卖。五代时有浦东及青墩（后改青村）盐场。到了宋代盐业发展，南宋乾道、淳熙年间（1165年—1189年），华亭有浦东、袁浦、青村、下沙、南跄等5场，下辖16个分场。（《上海粮食志》）
其中的下沙盐场，是当时华亭5场中规模最大、产量最高的盐场，随着盐业的兴起，人员、物资、盐产的调运日益重要，庞大的运输量超出人力手担肩挑能力时，必须向大自然——河道的水运能量借力。相传吴越王钱镠时期，为疏通下沙盐场与外界的运输通道，征集民工开凿了盐铁塘。到了南宋，为了应对上升的盐铁航运需要，盐铁塘被重新疏浚。在闵行、松江、嘉定等不同区域的地方志中提到当地盐铁塘时，均有类似记载。
如今上海这些或存或没、或基于自然河道或出于人力开凿的盐铁塘的前世今生，都与上海历史上的制盐业有关。盐铁塘上，南来北往的航船络绎不绝，一捧捧雪白的盐，是大海的馈赠，是勤劳的人民的劳动结晶。它们，共属于古代上海盐铁运输庞大水网的分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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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口临海，海水咸涩，难以耕种，但老百姓运用和大自然搏斗的聪明才智，学着“殖苇为薪，煮海为盐，盐田相望，变害为利”。
盐场的咸与冶铸炉的火，见证了上海在时光深处的另一种侧面。
煎盐的灶房在滨海地区，宋代称为亭场，盐民为亭户或灶户。北宋熙宁五年（1072年）两浙提举卢秉为防灶户私煎，规定煎灶生火的时间和煎盐的盘数，并推行“自三灶至十灶为一甲”的保甲编制，使灶户互相稽查，为后来的“聚团公煎”创立规模。元沿宋制，进一步归并灶座，实行“聚团公煎”。
元至顺元年（1330年），下沙场盐司陈椿的《熬波图》对当时的聚团公煎有严格管制煎灶、防止私煎私卖的记载；此外对盐民辟滩采薪、淋卤煎盐等海盐生产方法及过程也作了图文并茂的记载，使上海地区元代海盐生产情况得以流传下来，是十分珍贵的盐业文献。《熬波图》于明永乐六年（1408年）辑入《永乐大典》，清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又收入《四库全书》。
其中的煎盐，一般可分为引潮、摊泥、淋卤、煎盐4个流程。煎盐场地须先开挖通海河道，港口筑坝，按时启闭，潮涨时引潮入港，蓄水备用。泥是灰状生泥，摊泥须大片经过平整的场地，称灰场。天晴时挑泥铺于灰场用海水浇灌，任风吹日晒，蒸发水分，待泥灰吸足盐分，出现盐花，将盐泥刮起，人工扒松，成为细粒，堆存。淋卤的池，也称漏碗，呈方形，长约5尺，深约3尺，高出二三尺，池底用方形泥块排砌筑踏平实，四周筑垒围墙，用木槌敲打坚实，防卤泄漏，并在卤池旁掘一卤井，深广约6尺，也用土块筑垒。池底埋一小竹管与卤井相通，使卤流入井中，也有用缸代井的。淋卤时先在池底铺垫草或棕毛，然后挑入盐泥用脚踏实，使泥与池口相平，轮番灌浇海水，盐卤即由池底顺竹管流入卤井，井满后将卤吊出，储水卤缸或木桶，以备煎盐。煎盐的工具分铁盘和铁锅2种，铁盘为长方形或圆形，厚1寸余，由3—8块铁板拼成，接缝处用卤水和灰嵌填，一经塞结即不泄漏。铁盘架在灶上，四周用篾席作围，铁盘靠近灶门，盘后放温锅2—4只，成盐后随将温锅热卤注入铁盘，又加冷卤于温锅，如此反复更换，以节省燃料。煎盐盘内卤滚后逐渐结晶成盐，捞起湿盐置竹箩中，沥去卤水即成干盐，随即在煎盘中加注温卤，频捞频添，昼夜出盐不息。煎盐4—10昼夜称为一造，一造（即1个周期）日数由场官决定。（《上海粮食志》）
盐很重，制盐需要用的铁盘、铁锅、铁灶更重。对于没有大型机械的古人来说，只有靠水运，才能把这些设备运输到位，这反过来也带动了上下游的铸铁业发达起来。于是在上海的一条条人工开凿、疏浚的盐铁塘上，舟楫往来，互通有无，“以故无赋，国用富饶”。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海水，变出白盐，变成金币，变成财富。铸铁和煮盐，成为支撑地区繁荣的两大支柱产业。
以下沙为例（2002年6月27日，下沙镇与航头镇合并设立新的航头镇，原下沙镇建制撤销），这里是浦东地区最早成陆地区之一，作为长江下游冲积平原的一部分，是天然的盐场，古称鹤沙。隋唐时期因为制盐业渐兴。吴越王钱镠时期，为疏通下沙盐场与外界的运输通道，征集民工开凿了盐铁塘。南宋绍兴十五年（1145年）通判曹咏重新疏浚此塘，并将其更名为下沙浦。南宋时置两浙都转盐运使司松江分司。到了元代至明代中期，下沙盐场达到鼎盛，为浙西盐场之冠。年产量最高时达30万石（约7500吨）。盐铁塘在下沙境内，“沿谈弄村南部边界曲折东行，途经王家滩、塘北宅、烂缺口，进入牌楼村南界，逶迤流经东三店和杨家湾，沿下沙、航头交界直至下沙镇中市南端的济南桥，汇入咸塘港，下沙段长6.3公里。盐铁塘的开凿，对下沙盐场的进一步发展起到了巨大的促进作用。特别是宋、元时期，煮盐使用铁盘，每只铁盘需铁0.5—1吨，铁的需求量很大，需要从外面运进来，同时每年有大量的盐外运，其运输量之大可见一斑。当时，盐铁塘上船只穿梭不息，十分繁忙”。（《南汇老地名》）
明末盐业东移后，种植业、手工业及民族工业逐步发展。下沙不再倚重盐业。不过，下沙后来又出过一个名人，他以铮铮傲骨傲立文坛，也如一粒不失味的盐——他就是著名翻译家傅雷。下沙是他的出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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浦东的盐铁塘属于黄浦江下游支流，枕江面海。嘉定的盐铁塘则属于吴淞江（苏州河）支流，连通长三角。
嘉定人、清代学者钱大昕在《练川竹枝词》中写道：“依依墟里散炊烟，短短笆篱带晚川。黄叶西风盐铁路，布帆一半贩花船。”描绘的正是连接着太仓、昆山等富庶江南腹地，途经葛隆、外冈、方泰、黄渡诸镇的盐铁塘上，棉布、粮食、土产南来北往、运输不断的繁忙景象。
如今在上海外冈，依旧能找到石砌古驳岸留存，站在这里，可以想象学者与友人唱和时“黄叶西风盐铁路”的古河道风景。而方泰，是直接得名于南朝梁天监二年（503年）盐铁塘附近兴建的方泰寺。“市集依寺而起，人称方泰墟，此地便以寺为名，定名方泰。南宋嘉定建县后，此地隶属嘉定县安亭乡。贯通南北的水运干线盐铁塘赋予方泰得天独厚的水运之利，使其成为明清时期漕运与棉粮集散的重要节点，盐铁塘沿岸更是百货骈集，商贾辐辏。”（嘉定区档案局《美丽方泰》）2000年，安亭、方泰“撤二建一”，合并为安亭镇。那植于唐贞元元年（785年）的上海“树王”0001号古银杏依旧矗立在方泰，它见证过1200多个春秋，也见证过盐铁塘边的兴衰荣辱、甜酸苦辣。
随着沙涨水淤，咸潮渐远，到了清道光十年（1830年），上海地区全部盐灶基本停煮。但那些架锅煮盐留下的往事还留在这座城市里，如新场镇、大团镇、六灶镇这些地名，无不烙印着上海的制盐往事，也记录着地区繁荣的来路。各条盐铁塘带着古老的故事、传说和与自然相处的智慧，依旧蜿蜒在上海东西南北的城镇与田野之间，承载着通航、排涝、调蓄、绿化的功能。盐铁塘不仅是一条条河，更是一座座小小的流动的档案馆。
像蜜蜂一样，这里的人们从咸味的海风里，酿出了生命的甜。
原标题：《【海上记忆】盐铁塘卖盐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