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加利福尼亚州上月由民主党州长加文·纽森签署生效的一项新法律，大幅放宽了州内“失踪人员DNA计划”的使用边界。此前，该计划仅限于协助识别已故人员遗骸；新规允许数据库同样用于识别尚在人世但身份不明者，为更广泛的失踪案调查打开了通道。
这项编号AB 2018的法案，由民主党籍州众议员詹姆斯·拉莫斯起草。拉莫斯在解释立法动机时，将重点放在了侦查资源的便利化上——让法医鉴定手段更易于被一线调查人员获取，并帮助那些等待数年甚至数十年无果的家庭走到终点。他特别提到，加州原住民社区中失踪与被谋杀人数比例畸高，推动数据库现代化已是“刻不容缓”。
加州总检察长、民主党人罗伯·邦塔在公开声明中直言：“任何一起失踪案——无论是成年人、儿童，还是涉及原住民社区的失踪与被谋杀案件——都多得让人无法接受。没有哪个家庭应当忍受那种长期悬而未决的折磨。”他将AB 2018形容为“合适的工具在合适的时机”，并称该法将让加州“有能力推进失踪案结案进程，并重新燃起希望”。
除了将活人纳入检索范围，新法还对亲属DNA样本的留存时限做了关键调整。在旧有规则下，当失踪者遗骸被确认找到，亲属此前提供的DNA样本就必须销毁。如今，若调查人员判断后续可能还会发现其他关联残骸、需要继续比对时，州府可以保留这些样本。这一改动，在法医学上相当于给了家属一个不被提前切断的支点——即便找到了部分遗体，只要案情未完，亲属的生物标记就仍然有效。
加州失踪人员DNA计划的日常运转，面向全州的验尸官、法医及执法机关。它并不直接替代现场刑侦，而是提供一个绕不开的兜底方案：当所有常规身份识别手段穷尽后，用基因数据去撞开一道缝隙。新法生效后，这道缝隙不仅适用于冰冷的遗骸，也包括那些因精神障碍、创伤、人口贩卖或其他原因而与原有社会身份失联的活人。
近五十年前失踪、最终在葡萄园浅坟中被发现的加州少女米歇尔·科利尔案，往往是这类技术迭代最残酷的注脚。科利尔家人近日通过克恩县警长办公室公开发声时，DNA鉴定技术才刚刚让他们在一桩尘封半世纪的悬案中确认了亲人下落。而在新制度下，像科利尔这样的案例只是冰山一角——将“识别活着的失踪者”摆上台面，意味着执法部门在有人消失的那一刻起，就多了一条可追溯的时间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