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天，著名学者易中天又上热搜了！
咋回事？都是一篇祭文惹来的麻烦。
原来，日本作家东野圭吾近日因结肠癌去世，易中天先生闻讯后发表了一篇悼念文章，让不少人感到了不适。
特别是开篇那句：“刚刚听说，东野圭吾先生去世了。啊！这怎么可以？绝对不可以！先生怎么能弃我而去！”更是引发很大争议。
有人说，你一个马上八十岁的老人，还是学富五车、著作等身的文化名人，岂能如丧考妣，像一个撒娇的儿孙一样哀悼一个六十多岁的“年轻人”。
易中天的祭文之所以引发争论、批评，更大的原因还在于东野圭吾的身份，他是一个日本作家，是一个日本人。
有位学者便如此抨击易先生：
作为常年讲授中华历史、拥有巨大公众影响力的知名学者，如此极致悲的表达，早已超出正常情感抒发的范畴。将心灵归宿寄托外人特别是寄托于一个日本人，纵然学识渊博、声名显赫，终究挺不起文人的脊梁，沦为域外文化特别是日本文化的附庸，难免遭到国人诟病和不齿。
这场持续发酵的舆论争议，如同一面明镜照见了当下一部分中国文人精神世界的奴化。没有风骨的学者、作家和文化人，如同断了脊梁，只能匍匐在地一味跪奉外来文化，转过头，又对着本国大众肆意吠叫。
易中天先生写文章悼念一下一个日本作家，是否就意味着“精神世界的奴化”“断了脊梁”“匍匐在地”“跪奉外来文化”呢？
我看，如此引申、判断，是否也有点“过度解读”呢？
易中天之所以写这篇文章，并未涉及任何政治、文化因素，纯粹是因为对东野圭吾作品的喜爱。在文中，他说得清清楚楚：
“东野圭吾对我有特殊意义。那就是：无论压力有多大，只要读东野圭吾，我的心情就能归于平静。那些艰难的日子，是东野圭吾的书帮我渡过的。
东野圭吾作品对易中天的意义，就在于精神的治愈意义，无关文化差异、政治纷争。
实际上，东野圭吾之所以在中国拥有众多读者，他英年早逝后很多国人在网上悼念他，秘诀就在于此。
他不是单纯的推理大师，而是时代情绪的按摩师。其作品在中国畅销，恰逢城镇青年大规模进入写字楼、地铁、租房时代的节点，东野笔下的疏离、隐忍、为爱犯罪、代际创伤，精准接住了一代人的情绪出口。
特别是《解忧杂货店》的爆红尤为典型，它几乎不算推理，却用“烦恼信+时空回信”的设定，给高速转型期的中国读者提供了低成本的情感抚慰。该书简体中本版4年销量破千万，成为无数国人珍贵的“解忧良药”。
东野圭吾算不上铁杆“亲华派”，但也绝对不是“反华派”。他始终恪守作家的角色定位，一生几乎不谈政治，不碰中日历史争议议题，没有加入任何反华阵营。
他笔下的故事基本设定在战后日本本土，聚焦家庭、教育、司法、人性，在日本右翼语境下，其“不附和、不美化侵略”的行为，算是守住了基本底线。
对大量中国读者，他屡屡释放善意，多次表示“在中国有这么多读者是荣幸”。其多次给中文版写专属寄语，表达祈愿祝福，口罩时期《祈念守护人》特地祝中国读者“些许温暖”……
当下中日关系紧张，主要原因是日本右翼势力兴风作浪，特别是女首相肆意挑衅中国底线。但我们应该把这些恶毒势力和普通日本民众分开，特别是能够坚守基本底线的日本作家。
想当年，日本军国势力同样对华虎视眈眈，挑衅不断，但鲁迅却公开撰文悼念留日求学时的恩师藤野严九郎，从而成为中日民间“以文存交”的罕见个案，而这篇名文也长期入选中学语文教材，藤野先生也成为几代国人对“好老师”的集体意象。
一个中国学者写文章悼念一位对华充满善意的日本作家，大可不必“无限拔高”、“上纲上线”。
在当下喧嚣的互联网时代，不应该为了流量，再人为制造新的文字枷锁。
文艺、文化领域，永远需要宽松和谐的舆论氛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