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第一次穿上冰球装备，是在童年卧房的地毯上。那套护具重到让我站不直，头盔的塑料和金属扣吱嘎作响，压着五岁的脑袋，尺寸大得几乎遮住眼睛。我笨拙地走到父母面前，站在厨房灯光下，突然哭了。不是委屈，是真的难受——胳膊抬不起来，腿弯不了，整个人像被塞进一副不属于自己的壳。
那个瞬间我以为，自己永远都没办法适应这种东西。可后来，整整十三年，那套装备反过来长进我的皮肤里。冰场上，每一次戴护腿、系紧头盔、咬上牙套，都不是束缚，而是一种切换。我只有穿上它们的时候才感到完完全全的自由。那时候我没有太多地方能真正做自己，但在冰上，我不用想别的，只需要滑出去，追着球杆跑。
我的第一节滑冰课是在北温哥华本地的社区冰场上的，去的是Harry Jerome和Karen Magnussen这些名字听起来就很冷的场地。Karen Magnussen是加拿大的传奇花样滑冰运动员，1972年札幌冬奥会的银牌得主。我做梦也没想过，后来能在她本人的指导下学技巧。那感觉就像学写字的时候，教你的正好是写下你课本封面的人。
我第一次参加有组织的冰球比赛，用的是那种两段拼接的木杆，号码是13号，那之后就一直没换过。那场球我进了两个，却完全不懂回防是什么道理，一整节赖在对方蓝线后面等球，现在看来多少有点不道德。与其说是运气号码带来进球，不如说那天是靠脸皮厚度撑完全场。可小孩子哪里懂这些，只顾着把球打进网里，然后转身找爸妈挥手。
我差不多是看着温哥华加人队比赛长大的。正好撞上队史最热闹的那一段。先是“西岸快车”时代，莫里森、贝尔图齐和纳斯隆德组成联盟数一数二的锋线，每次进攻都像一次没有刹车的冲锋。然后是属于亨里克和丹尼尔·塞丁的瑞典式美学。那对双胞胎打着打了会让人怀疑他们脑袋里装了同一条线路的冰球，彼此不用看就知道该传到哪里。他们打球的方式干干净净，正赶上联盟慢慢剥掉从前粗糙暴力的外壳。我小时候咬着冰棒棍子坐在电视前，从没想过这些画面会粘在记忆里这么久。
2009年夏天，我有机会去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彭蒂克顿的奥肯那根冰球学校。当时身边晃来晃去的是邓肯·基思、克雷格·麦克塔维什、丹尼·希特利这些名字，全是已成名或即将成名的家伙。我最记得当时还在加人队做助理教练的里克·鲍内斯，他在一次训练里经过我身边，很随意地说了一句我拼抢积极。那句话分量很轻，可我一直收着。对一个知道自己永远不会成为职业球员的孩子来说，这种夸奖像是某种盖章认证：你不是搞错的，你也属于冰上。
实话是，我的冰球水平从来称不上好，整个生涯几乎都在基层的“家联”级别里转。只有几个春天有机会加入选拔队，和那些真正有天赋的人同场。场上碰得到的对手里，有的像泰·朗宁，他爸是前职业球员克里夫·朗宁，泰后来在2016年被NHL选秀看上。但更多时候，我和另外一批人待在一起，他们能走到的极限大概是加拿大青年B级联赛，或是美国低级别的大学冰球。那些场上的速度、体格和判断力，明明白白地划出一道分界线，而我就在线的这一边，不算拔尖，但也没有离开。
我始终没能把冰球打成什么了不起的样子，但它已经不需要我变得了不起。它只是静静地躺在我的十三岁、十五岁、十七岁里，像一个一直没脱下的护具。当你在很小的时候为穿不上这身装备哭过，又在后来的许多年里，只在穿着它时才感到完整——你就不会再问自己爱不爱它。答案早就长在身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