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先来了解民国时期，北平人力车夫的情况。
根据史谦德教授的《北京的人力车夫：1920年的市民与政治》记载：
1930年，一户地主家庭为了躲避土匪来到北平城里逃难。地主在一座四合院租了间房子。
这院子里还住着三户底层人家，分别是洋车夫、听差和卖水的。
这院子里的洋车夫的收入来源主要是靠拉车而来。去掉车份儿和上工的餐费，每月还能给家里带回15元以补贴家用。
洋车夫家的餐桌上除了有包子外，每天还有吃上用油炒过的蔬菜或者用醋、芝麻油拌过的泡菜来调口味；
每个月家里能开两到三次荤；孩子们每天能得到几个铜板去买瓜果零食。
这使得原先瞧不起邻居的地主一家，在见识过邻居家伙食之后，略显惊讶地说：
“咱街上刘财主家有十几顷地，才终年吃白的（指麦子面馒头），他们（指卖水的、洋车夫、听差的）没一亩、没一陇的，到一年一年吃白的。”
这院子里的洋车夫显然是车夫群体里混得比较好的一类。
每月15元的纯收入，能让他们享受到略微像样的食物、穿着和住房，甚至可能有闲钱去看戏或者参加娱乐生活。
老舍先生笔下的高等车夫“祥子”，属于年轻力壮派，也是北平车夫群体的“佼佼者”。
他靠拉车三年，就能攒下一百块钱。
自从有了属于自己的人力车之后，祥子既不用为每天的车份儿担心，又有刘四爷提供的免费宿舍。
每月光靠拉散座儿，大概能挣15至18块现大洋。
根据原文描述：自己拉，每天好歹一背拉总有五六毛钱的进项。
而当时的物价，根据《文化人的经济生活》一书提到： 1929年，每块银元兑换两三百个铜板，一两个铜板可以换一只鸡蛋。
就以每月15元收入算，祥子一年大约能挣180元。
那么这份工资高不高呢？
按民国《交通史路政编》统计，北洋时代的北京铁路工人的平均年工资约为127块大洋。
祥子的收入比北洋时期的铁路工人的工资还要高出许多。
根据原著的描述，祥子的生活质量放在当时并不算太差，几乎天天开荤：
婚前，一日三餐有保障。像烧饼、油条、甜浆粥、小焦油炸鬼之类的食物，时常都能吃到；
包月遇到好人家，还有好菜好饭好住宿；赶上好日子，就在最好的饭摊上买热烧饼夹爆羊肉犒劳自己；
偶尔还会去买些零食小吃，如落花生、馄饨、老豆腐等。
另外，人力车夫之间普通的请客吃饭，食物是甜浆粥、马蹄烧饼和小焦油炸鬼。
婚后，因为妻子是富婆的原因，祥子的生活质量就更好了。
住房是干净卫生的两间小北房，日常伙食是妻子做好的热饭热菜，比如馏馒头、熬白菜加肉丸子，虎皮冻、酱萝卜等；
妻子还经常买零嘴解馋，像羊头肉、熏鱼、硬面饽饽、卤煮炸豆腐之类的小吃。
不过这样的生活质量，一般仅限于单身或者身体条件好的洋车夫。
再看看农村中小地主的生活情况。
清末民初时期，战乱频繁，加上苛捐杂税和匪患灾害，中小地主日子一样艰难。
如果说贫农是没饭吃，那么小地主就是有一口饭吃而已。
在《红星照耀中国》记载：湖南韶山冲的富农毛贻昌，资产大约有三千多元。包括了：二十二亩地，年收八十四担谷，农舍十三间半，还有若干投资。
作为富农的儿子，早晚都要下地干活，吃的饭菜是最差的，没有鸡蛋没有肉。
富农只有在每月十五那天给自家的雇工们鸡蛋下饭，但不包括给家人。
富农的日子都过得如此艰难，就别说佃农和雇农了。
清末民初时期，四川省仪陇县的佃农朱邦俊，原本继承了家中一亩多祖业田和祖屋，但由于人丁兴旺，这些地养活不了一大家子。
所以，他将土地和房子典了300吊钱，作为启动资金，带领全家人搬到其他地方生活。
从此，朱家开始了贫苦的佃农生活。
一家人靠租地主约16亩薄地为生，每年大约要交纳五十担的租粮；住房是光线昏暗的仓库改造的，原本是地主用来存放粮食的地方。
由于朱家一家人的勤劳能干，家里勉强能过下去。
朱家很难吃到白米饭，一年到头吃的是豌豆饭、菜饭、红薯饭和杂粮饭，把菜籽榨出油放在饭里做调料。肉更是难见。
每年过年的时候，朱家才会宰一头猪，留着一家二十多口吃一年，只有在过年过节才能吃到。
庚子年左右，朱家的生活更苦了。因为连年旱灾和地主加租，导致家里人仅仅吃些小菜叶、高粱，通年没吃过白米。
民国四年左右，山东省临清市的一个贫民家庭——季家，家中只有半亩多地。
一家三口人就靠这半亩多地生活，偶尔有亲戚接济一下家里。
根据他家孩子的回忆，小时候家中过得不好，吃得极坏。
一年到头吃“白的”（麦子面）次数屈指可数，“黄的”（小米面或者棒子面饼子）次数也是有限，终日为伍者只有又苦又涩的“红的”（红高粱面饼）。
季家没钱买盐，就把盐碱地上的土扫起来，在锅子里煮水，用来腌咸菜。家里餐桌上整年的菜，就是这种咸菜。
在这个村子能吃上“白的”，也仅有几人，其中一位是举人太太。
她的两个儿子，各有几十亩地，也算是大户人家。
作为地主的儿子们，每天特别孝敬老母亲的食物是白面馒头。
家有几十亩地还只是孝敬白面馒头，是当时的白面馒头无比珍贵呢？还是其他原因呢？大家可想而知。
“洋车夫”和“祥子”是车夫群体里的特殊例子，他们属于高等车夫那一类。
而一般洋车夫，根据史德谦的记载：
1920年左右，一般洋车夫都要在街上平均呆9至12小时。如果减去等客和揽客的时间，实际只花了4至6个小时用在拉车上。
车夫们平均每月能挣10元至12元。
这和警察、学徒工、佣人以及大部分店员差不多。
如果拼命工作，且家眷负担较轻或者根本没有，一般车夫不必像乞丐“到粥厂喝粥”或“吃不饱穿不暖的贫民”那样遭罪。
如果大多数乘客只能算小康而不富有，那么大多数车夫只能算贫穷而非一贫如洗。
个人觉得民国时期人力车夫的命运，很符合老舍先生的这句话：
“穷人的命，是枣核儿两头尖：幼小的时候能不饿死，万幸；到老了能不饿死，很难。只有中间的一段，年轻力壮，不怕饥饱劳碌，还能像个人儿似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