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夏艳阳,光影交错。

古树掩映下,

银灰色的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内人头攒动。

陈列大楼二楼,

矗立着一面起义参加者名录墙。

墙面上一个个或熟悉或陌生的名字,

按照姓氏笔画依次排列。

许多游客长时间驻足,仰望凝视。

每一个名字都是一面飘扬的旗帜,

每一个名字背后都有一段感人的故事。

铭记历史,缅怀英烈,

这是红色热土的传承,

更是英雄城纪念英雄的特殊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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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职责就是要永远纪念、不能遗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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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年春夏之交,风云突变。国民党反动派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血腥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危难关头,中国共产党毅然决定用武装斗争回击白色恐怖。

1927年8月1日凌晨,中国共产党在南昌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这是中国共产党缔造人民军队、独立领导武装斗争的伟大开端。

“那一夜我和战友们极其兴奋地来往穿梭在各处战场间,一边做宣传鼓动工作,一边抢救伤员运送弹药。”在回忆文章里,参加南昌起义的19岁女兵彭猗兰这样描述当时的情景。

起义参加者共2万余人,至今留下姓名者仅1186人,大多数人连名字都没有留下就消失于历史长河。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负责人张江说,南昌起义的参加者除了后来公众耳熟能详的开国将帅,还有众多像彭猗兰一样的普通战士。他们既有全国各地的有为志士,也有部分国际友人;既有军队士兵,也有年轻学生。

喻定孝,19岁和父亲喻清香一起参加南昌起义,21岁和父亲在战斗中一同牺牲;陶植柳,在南昌起义的战斗中牺牲,时年27岁……他们大多正值青春年华,却义无反顾地参加起义,为革命、为信仰付出了生命。21岁的姚有光参加南昌起义后,于1927年11月初被捕,被国民党反动派秘密枪杀。临刑前,他慷慨高呼:“吾为共产主义而死,死吾一人便有千万个共产党人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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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燕燕走访起义参加者后代

“不能把人民英雄遗忘在历史角落。”张江说,“革命先辈选择了为民奋斗、英勇牺牲,作为后人,我们的职责就是要永远纪念、不能遗忘。”为了完整呈现南昌起义历史,增进人们对中国革命和人民英雄的了解,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自1956年筹建以来,始终坚持寻找南昌起义参加者。让无名者有名,让英雄找到亲人,是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全体馆员的夙愿。“我们通过广泛征集、发函查档、实地走访、研读史料等多种方式,将南昌起义参加者名录从建军70周年时的104位、建军80周年时的858位、建军90周年时的1042位,增加到20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时的1066位。目前南昌起义参加者名录已增至1186位。”

每个名字背后都是一段不同寻常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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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04人到1186人,再到当下,这是一段跨越99年的历史追寻。

1987年9月份,从江西大学(现南昌大学)历史系毕业的肖燕燕进入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工作,负责为刚刚结束的八一起义60周年陈列展整理资料。当时由于起义部队序列表空缺太多而未能展出,肖燕燕和同事们只得从存档的口述史等资料里,搜寻蛛丝马迹,梳理起义参加者出生、战斗、生活过的地方,并向当地党史办等雪片般地发函,请求协助查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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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燕燕说,就是用这样一些“笨办法”,才逐渐填补了起义部队序列表的空白信息。1997年,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把新征集到104位起义参加者的照片和简历首次展出,已被完善好的部队序列表也正式展出。这是南昌起义参加者的相关信息首次进入公众视野。许多先辈的后代专门赶到现场观看展览,只为在名录墙上寻找自己先辈的名字。不少后辈面对熟悉的名字热泪盈眶:原来党和人民都一直记得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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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先兆,江西铅山人。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次年被派至南昌从事政治宣传工作。南昌起义后,他随部队南下,几经辗转后出国留学。1936年,徐先兆归国从事教育。1997年,94岁高龄的徐先兆在家人搀扶下来到纪念馆,看到自己当年的老照片,回忆起当年的峥嵘岁月,不禁热泪纵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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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相佑,是几代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工作人员牵挂在心的一个名字。1956年,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筹建之际,陈列组组长凌家传为寻觅起义参加者资料,终日“驻守”在中央档案馆,与泛黄的文件、尘封的档案为伴。一天,“冷相佑”这个曾在南昌起义资料中出现过的名字,再一次映入他的眼帘。冷相佑是谁?他来自何方?他还有亲人吗?此后50余载,凌家传带着零星的资料四处寻访、多方打听,却始终未能拼凑出完整的英雄轨迹。这份未竟的心愿,成了他临终前的遗憾。

2012年的一天,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在时任陈列部主任肖燕燕的办公室里响起。电话那头,正是冷相佑的家人。通话结束后,冷相佑的家人从山东临沂赶来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经过仔细确认、整理,这位年轻战士的轮廓终于清晰起来:冷相佑,1903年出生于山东郯城,1924年进入黄埔军校一期学习。1927年,他追随贺龙参加南昌起义,随后转战广东。9月30日,为掩护大部队撤退,冷相佑率部在潮州竹竿山与敌激战,不幸壮烈牺牲。

冷相佑80多岁的儿子冷承备告诉肖燕燕,他从未见过父亲,也不知道父亲长什么模样。于是,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派专人赶往黄埔军校旧址,终于在泛黄的档案中找到了冷相佑入校时的照片:21岁的他身穿灰布军装,领口紧扣,眼神灼灼。当他们将冷相佑的照片递到冷承备手中时,老人双手颤抖,一遍又一遍轻抚照片里的父亲。

“每个名字背后都有一段不同寻常的历史。名录墙上的名字从不是冰冷的刻痕,而是一代代人用脚步‘追’回来的念想,是让英雄重新‘回家’的路。 ”肖燕燕说,在考证起义参加者名录过程中,作为后辈的追寻者们,也在一次次接受先辈大无畏革命精神和为民奋斗情怀的熏陶。

每一次寻找都是“抢救式”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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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理南昌起义参加者名录,是肖燕燕的主要工作。为确保结果准确无误,从查阅文献资料到核实参加者姓名,每一处细节、每一组数据,她都要反复核实,并带队寻访查证。

“这么多年来,我去过很多地方,也拜访过很多人,有很多感触,但感触最深的是时间不够用,每一次寻找都是‘抢救式’进行。”肖燕燕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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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猗兰

“在已知的南昌起义参加者名录中,最后一位去世的老人是彭猗兰。”肖燕燕介绍。1908年,彭猗兰生于安徽芜湖,1925年进入广州中山大学学习,第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北伐军攻克武汉后,她担任黄埔军校武汉分校女生队教导员,后随林伯渠至南昌,参加了南昌起义。

肖燕燕说,馆里曾找过彭猗兰,并做了一些采访,但后来中断了联系,馆里不知道她住哪里,也不知道她的联系方式。“2007年做名录陈列的时候,我们不知道她的情况。后来为征集资料,我们到处发函,才得知老人健在。”肖燕燕说。纪念馆还安排工作人员专程去北京看望了老人。老人于2010年6月逝世,享年102岁。

对起义参加者名录的考证工作十分繁杂,包括对参加起义起止时间的划分,涉及收入名录的标准,都要经过慎重的研究讨论。有的人先后使用过两个不同的名字,甚至多个不同的名字……

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工作人员之前曾在一些参加者的回忆中,发现有个姓名中带有“刘纯”二字的人,但始终未能搞清楚最后一个字。直到最近,刘纯煜的家人在看过媒体报道后,给纪念馆寄来了他的资料、照片和有关人士整理的回忆录,这才最终确认刘纯煜是起义参加者。

由于起义参加者遍布全国,仅仅依靠家属提供的信息远远不够,肖燕燕他们还与地方史志办、档案馆、烈士陵园以及退役军人事务局保持紧密联系,借助多方力量提高找寻效率。

一次南昌烈士陵园在举办相关展览时与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对接,提到了一位南昌起义参加者陶植柳。“我们收到消息后,如获至宝。”肖燕燕与团队成员迅速与陶植柳的家乡——进贤县取得联系,并前往当地进行实证调查。果然,在进贤县史志办和进贤县退役军人事务局发现了他的烈士档案,找到了他的后人及烈士证书,证实了其为南昌起义参加者。

更令人惊喜的是,肖燕燕当时去进贤县实地考证陶植柳身份时,进贤县退役军人事务局还提供了同为进贤人的吴雷鸣的信息。“经史料考证,我们确认了他也是南昌起义参加者,便一并列入了名单。”肖燕燕说。

记住名字,是最朴素也最庄重的致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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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借助网络新媒体平台,将南昌起义参加者名单征集活动推向更广的范围,党政机关、部队、院校及双拥社会团体和个人纷纷参与。同时,一些起义参加者的后代也提供了不少线索和资料。

1186名参与者中,年龄最小的当数老红军朱俊才——1927年参加南昌起义时,他年仅13岁。朱俊才原名朱藏,河南方城人,他亲历南昌起义、三河坝游击战、湘南起义,参与井冈山根据地创建及五次反“围剿”。“藏朱德扁担”的故事便与他有关。井冈山上缺粮,官兵需往返30多公里下山挑粮,山高路险还时有敌袭。军长朱德坚持与战士同行挑粮,众人屡劝不止。朱俊才与三名战友商议阻拦办法,有小战士提议“没扁担就挑不成”,大家推举曾做过朱德通信员的朱俊才执行。他连夜将朱德扁担藏至老乡毛四明家中,以为军长就此作罢。不料朱德另找一根扁担,照旧挑粮。这段佳话后来被斯诺写入《红星照耀中国》,生动印证了红军官兵团结、将领身先士卒的优良传统。

然而,这位老红军的姓名却长期未在南昌起义参加者名录中出现。发现这一缺失的,是河南方城退伍老兵杜海龙。杜海龙数十年如一日传承红色文化,与朱俊才后人取得联系,多次致电致函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提交翔实史料线索,补充证明材料。经纪念馆新增名录论证评审会多次审议,朱俊才确认“入列”。

起义参加者陈昌的确定,也是其后辈提供的线索。2009年,肖燕燕和同事们接到家属提供的线索后,取证过程中发现其为地下工作者,因其工作的特殊隐蔽性,相关资料少之又少,若无家属提供信息,找寻难度更大。肖燕燕一行人辗转多方取证,直到2020年确认其起义参加者的身份,并将其收入起义参加者名录中。

在南昌起义参加者名录中,还有7位国际友人的名字。 国民革命初期,大量苏联军事顾问受共产国际的委派来到中国担任军事顾问,国共合作破裂后,绝大多数顾问被召回,仅少数人留了下来,其中包括贺龙军中的几位顾问。这7名国际友人分别是自苏联的阿托里斯夫斯基和莫·弗·库马宁;朝鲜的毕士悌、陈公木、金元凤;还有一位越南籍友人,具体姓名不详,只知是一位姓李的个子不高的人;此外,南昌起义参加者向河的回忆文章《难忘的一九二七年》中提到,他的排长是一个朝鲜籍的同志。整理库马宁的生平时,纪念馆工作人员不仅查阅了大量文献资料,还设法从俄罗斯调取了相关原始档案,努力还原那段鲜为人知的历史细节。

2024年4月,肖燕燕正式退休,接力棒交到1990年出生的周珊秀和杨雪二人手中。周珊秀大学毕业后进馆,跟着肖燕燕跑现场、查史料、打电话,慢慢摸透了找寻的门道。如今她带着年轻团队继续出发,接听的每一通电话、核对的每一份档案、奔赴的每一座县城,都是在续写前辈未竟的事业。正如她所说:“我们多找一个,历史的拼图就多一块。”

1186个名字刻在名录墙上,更多无名者刻在历史的天空。这是一场没有终点的历史追寻,一代又一代人怀揣着对革命先辈的敬仰之心,为还原和守护这段光辉历史不停地找下去、讲下去。而那些已经找到的名字,也不再只是石壁上的刻痕:它们变成了课本里的故事、展厅里的照片、后代手中的信物,变成了一条让英雄真正回家的路。

来源:洪观新闻记者 徐蕾/文 八一馆/供图

编辑:万明 二审:刘培堃 终审:符洁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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