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样是推进核计划，伊拉克和伊朗尚未造出核弹便遭到猛烈打击，中国当年却能安然完成核武器研制。这背后，是一段远比想象中更为艰险的历史——既有外部强权的重重围堵，也有一代科学家的隐姓埋名与舍身报国。
1963年11月18日，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召开三军高级将领会议，议题为“非常规战计划——亡命之徒”。美国国务院要求军事专家罗伯特·约翰逊拟订具体的破坏行动计划。计划主要包括四种选择：美国实施公开的常规空中轰炸；国民党军队实施空中轰炸；秘密的地面袭击；空投国民党军队特种兵进行破坏。
此外，美国还曾考虑与苏联联手，先发制人地使用战术核武器打击中国核设施——方案包括美苏分别出动轰炸机飞越罗布泊地区各抛下一枚核弹。1963年4月，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还提出过封锁中国、渗透破坏核计划、支持台湾反攻大陆等方案。
然而约翰逊经反复研究后认为，这种破坏行动毕竟是一个国家对另一个主权国家的破坏，一旦中国发现证据，美国将在全世界面前受到谴责。更何况苏联也不同意与美国联手，连默认都不可能。约翰逊研究后发现，中国并非好战国家，即使研制成功原子弹也会谨慎行事。最终结论是：如贸然采取军事行动，美国将面临极大政治风险或极高的军事风险。破坏行动被暂时搁置。
美国计划的失败，与中国核工业从一开始就走隐蔽路线密切相关。
出于战备考虑，中国需要在核工程之外更加隐蔽的核原料生产基地。20世纪60年代，国家决定在大后方西南地区建设核工厂，选址重庆涪陵白涛镇——为保密，“白涛”随后从地图上消失。816地下核工程利用崇山峻岭的掩护来躲避打击，堪称当时中国最为隐蔽的战备工程。
但比物理设施更难摧毁的，是中国的核人才网络。
1950年，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成立，钱三强任副所长（后任所长）。他四处奔波延揽人才，到1955年研究所已从十几人增加至一百多人。钱三强尽遣精兵强将，调来了朱光亚、彭桓武、邓稼先、程开甲、周光召等科技帅才。在后来获得“两弹一星”功勋科学家称号的23人中，有7位由钱三强直接推荐到核武器研制第一线。从王淦昌、邓稼先到王承书，钱三强领导的原子能研究所为核事业输送了大批核心骨干。
这支人才队伍中，涌现出无数令人动容的身影。
1961年4月，54岁的王淦昌决心“以身许国”，化名“王京”，加入到国家最高核心机密——原子弹研制工作中，从学界和公众视野消失了整整17年。王承书放弃海外优渥待遇，投身铀-235浓缩技术攻关。于敏独创“于敏构型”，让中国氢弹研发实现重大突破。郭永怀临危受命担任核武器研究所副所长。1968年12月5日，他带着热核导弹试验数据紧急返京，因飞机失事牺牲——生命最后时刻，他和警卫员用身体将绝密资料护在胸前。郭永怀牺牲22天后，在这份浸染着鲜血的数据帮助下，中国第一颗热核导弹成功试爆。
当时的研发环境极为艰难。苏联专家撤走、西方全面封锁、物资极度匮乏，还面临美军可能的偷袭。没有超级计算机，数万科研人员靠算盘和手摇计算机日夜演算，数十亿组数据错一个就得重来。
1964年10月16日15时，中国第一颗原子弹在罗布泊核武器试验场爆炸成功。消息传遍全世界，国外最先获得消息的美国，总统约翰逊却声称：“中国只不过爆炸了一个小东西。”
然而中国的步伐没有停下。
从第一颗原子弹爆炸到第一颗氢弹试验，美国耗时7年3个月，苏联用了4年，而中国仅用2年8个月，刷新了全球纪录。这背后是于敏通过数学计算在草稿纸上算出的氢弹构型——全世界氢弹只有两种构型，一种是美国的T-U构型，一种是中国的“于敏构型”。1967年6月17日，中国首枚氢弹成功试爆，爆炸当量300万吨TNT。
1964年10月16日罗布泊的蘑菇云腾空而起，中国彻底打破了超级大国的核垄断。那些处心积虑设计的打击计划，在原子弹爆炸成功的瞬间化为泡影。
从美国的“亡命之徒”计划到中国核工业的隐蔽布局，从钱三强搭建人才网络到王淦昌隐姓埋名17年，从于敏构型到郭永怀舍身护稿——中国核武器事业的每一步，都是在外部封锁与内部匮乏的双重压力下蹚出来的。那段历史留给后人的，不仅是核大国地位的保障，更是一代人对国家命运的担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