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责必须针对安东尼·福奇及其同谋。”本周，当福奇选择在国会听证会上援引美国宪法第五修正案拒绝作证之后，保守派法律评论员迈克·戴维斯发出了这样的呼吁。这起事件之所以引人注目，在于福奇的身份——他曾经自封为“科学的最终仲裁者”，在疫情三年间几乎垄断了联邦公共卫生的权威声音；而此刻，这位昔日滔滔不绝的官员，却在获得拜登总统的全面赦免之后，依然用宪法赋予的沉默权将自己包裹起来，从一个话多的大人物骤然变成了一个话少到几乎没有的小人物。戴维斯在评论中指出，这种“不管法的懦弱”不应终结福奇面临的法律危局，相反，正义的追索必须加强。
福奇援引第五修正案的行为，在法律上构成了一道奇特的屏障。第五修正案赋予公民不得被迫自证其罪的权利，但这一权利通常被被告在面临刑事追诉风险时行使。戴维斯认为，这里的悖论在于：拜登的赦免已经覆盖了“国会本可查问的所有罪行”，理论上福奇无需再担心因自己的证词而卷入新的刑事指控。然而他依然选择闭嘴，这极可能意味着两点之中的一个——要么他本人并未真正接受这份赦免，要么他还在隐藏某些未知事项。因此，戴维斯直接给出了行动清单：福奇必须面对国会藐视罪的追究、必须面临联邦层级的起诉，甚至应当被参议院军士长强制拘捕；而在那之后，每一个曾与他有过往来的州，都应当独立提出检控。
这些呼吁并非简单的情感宣泄，其根基在于国会共和党人、大量受害家庭以及批评者眼中那个被层层遮掩的疫情处置叙事。全国范围内有超过一百万人死亡，还有更多人在医院和呼吸机上挣扎求生。受害者家属承受着难以量化的精神创伤。与此同时，学校在福奇的建议下长时间关闭，许多父母被迫在家教育孩子。那些贫穷的、少数族裔的学童，由于缺乏充足的家庭资源，遭遇了巨大的学习损失，更经历了数年间未被发觉的忽视，以及心理、身体乃至性虐待——这些伤害本有可能被课堂教师及时察觉。戴维斯特别强调，孩子们还被迫承受了口罩令的代价，面部交流的阻断阻碍了语言和社交能力的正常发展。另一些美国人则失去了工作，要么是因为商业停摆，要么是因为拒绝接种福奇极力推崇的实验性疫苗。
这些后果被戴维斯不断回溯到一个核心控诉：福奇不仅曾在关键问题上发布错误引导，更长期隐瞒他已知的真相。他曾对全世界说，大流行的起源尚不清楚；然而他很早就怀疑，病毒其实源自中国武汉的某个实验室。戴维斯进一步指出，福奇帮助资助了极具危险性和破坏性的功能增益研究，恰恰是这项研究制造出了这种病毒。对于广泛推行的口罩令，福奇同样心知肚明其缺乏科学根据，那个六英尺社交距离的规定同样如此，可这两项措施仍然被强力执行，并导致了严峻的财务和情感破坏。至于疫苗，他清楚其潜在风险，却依旧不遗余力地推广。
2021年6月19日的一幕，被戴维斯刻画为福奇内在矛盾的一个缩影。当天，福奇与华盛顿特区市长穆里尔·鲍泽一同走访了阿纳科斯蒂亚河以东、以非裔美国人为主的费尔劳恩社区，目的是推销他们的新冠议程。他们试图说服一位有所疑虑的黑人居民接种疫苗。就在同一天，福奇得知并隐瞒了一件事实：他在接种新冠疫苗仅数月后，已经发生了一次肺栓塞——肺部出现血栓。然而，这一健康事件并没有削弱他推行强制接种的立场。他仍然欢迎对雇员实施强制接种，包括拜登政府颁布但最终被最高法院否决的那道行政令。福奇还力主对学龄儿童强制接种，全然不顾家长们合理且坚实的异议。
在戴维斯看来，正是上述种种过往，构成了一条从谎言、滥权到灾难后果的因果链。如今，当国会终于要求福奇解释其“往轻了说是严重管理不善、往重了说是欺骗”的行为时，他却躲在第五修正案之后，彻底拒绝了国会共和党人所要求的那份答案。而拜登赦免的存在非但没能排除疑虑，反而让整件事增添了更多谜团：既然已经免于追究，为什么还如此恐惧开口？无论福奇未接受赦免还是隐藏了别的东西，他的沉默都已经无法阻挡公众积压已久的追问。戴维斯的文章标题直截了当：“问责必须到来。”在他看来，国会山的听证室不应是终点，联邦法院、各州检控乃至参议院军士长的拘捕令，都应该逐步进入操作程序。追责的强度，此刻不是减弱，而是需要升级。
从法律机制上审视，戴维斯的逻辑链并不复杂。首先，福奇在收到传票后拒绝如实作证，已经可能构成藐视国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