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对发展问题一直很感兴趣，但直到后来我才意识到，发展问题的背后是一个不平等的全球秩序。”
这是法尔瓦·西亚尔对自己学术道路的起点回溯。这位来自巴基斯坦的学者，长期生活在伦敦，在两地之间往返，但她关注的始终是一个更宏大的追问：“为什么在所谓‘非殖民化’之后的整个时期里，交换条件仍然不利于全球大多数国家？”
法尔瓦走上学术研究这条路，正是因为对这些问题的执着。但很快她就意识到，发展不能从主流技术官僚的角度来看待，而必须放在帝国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框架下去理解。从IMF份额制度的失衡，到“去风险”策略的本质是补贴全球北方的私人资本，再到集体债务拒付作为一种政治策略，法尔瓦的论述始终在揭示一个核心判断：当前的金融架构本身就是结构性的制约。
同时，她对中国减贫路径的成就充满好奇。“为什么有些国家做得更好？中国的减贫路径是怎样的？它是如何确保生活水平提高的？同时中国又面临着哪些挑战？我很关心这些问题。”
法尔瓦坦率地指出，仅靠个别国家的努力不足以改变当前的游戏规则。在她看来，全球南方正处在一个转折点上。资本主义模式对这些国家没有奏效，必须另寻出路。“第三世界计划的复兴，以及社会主义转型的复兴，这种转型要真正服务于全球南方大多数劳动人口的利益，这是我关注的。”
其实正如法尔瓦指出的那样，当前的国际金融架构本身就是不平等的产物，全球南方国家始终处于被动承受的位置。
截至2025年底，全球债务总规模已攀升至348万亿美元，这一宏观数字背后，发展中国家的债务增速和成本增速尤为触目。由于国际融资市场上主权信用评级偏低、货币贬值风险高，这些国家的借贷利率远高于发达国家，导致其净利息支出占政府收入的比例从2014年的4%急剧翻倍至2025年的9.5%。而这一局面的结果是：34亿人生活在偿债支出高于教育或卫生支出的国家，56个发展中国家将超过15%的财政收入用于支付利息……
观察者网与法尔瓦·西亚尔展开对话
对此，全球南方需要一场“政治摊牌”。
近期，观察者网与伦敦大学亚非学院经济学系副研究员法尔瓦·西亚尔展开对话，围绕“金融帝国主义如何困住全球南方”这个话题，法尔瓦给出了自己的见解。
【对话/观察者网 郑乐欢】
日本和整个非洲的投票权重相当，这合理吗？
观察者网：您在研究中指出，当前全球金融架构具有“帝国主义”性质。对于全球南方国家而言，这种体系对于它们的产业政策会造成怎么样的影响？如果我们讨论“产业自主性”的话，您认为这种帝国主义金融体系在多大程度上压缩了全球南方国家的产业政策空间？
法尔瓦·西亚尔：对于全球南方或发展中国家而言，要实现自主发展，全球金融架构的改革至关重要。我的观点是：这个体系必须实现彻底地重构。
用“帝国主义”这个词来形容现行体系，其实非常准确，因为这个体系从根子上就有问题。
从历史来看，1944年召开了布雷顿森林会议，当时有44个国家参会，地点在美国新罕布什尔州的布雷顿森林。那次会议确立了全球金融秩序，并创建了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等机构。
但仔细想想，1944年的时候，世界上还有一半的地区处于殖民统治之下。可以说，非洲根本不在会议桌上，亚洲也不在。当时来自印度的代表，其实是英国殖民当局派出的。所以，这就是现行全球金融架构的起点——这段历史并不遥远，却埋下了体系的根本缺陷。
再往后看，这个体系的演变一直在多方面制约着全球南方国家。
首先，金本位制崩溃后，美元成为世界核心货币，当然日元和欧元也占有一席之地。但这对全球南方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它们永远要承受汇率成本，因为它们的货币处于弱势地位——而这是一种人为设定的结构。无论怎么做，这些国家都很难积累起发展所需的美元储备。
与此同时，还有一个问题叫做“融资渠道”。也就是说，欠发达的全球南方国家要发展，必然需要资金。但问题在于，要获得这些融资，门槛极高。比如信用评级机构给这些国家打上A、B或B+的评级，而这些评级取决于政治风险、经济风险等因素，形成了一个循环——这些国家永远被困在里面，难以脱身。
那么，这对产业政策意味着什么？在帝国主义体系下，这些国家无法推行真正的产业政策。现在流传着一种说法，认为靠产业政策就能够摆脱帝国主义，我认为这是一种奇怪的迷思。
我们必须认清现实：全球南方国家在金融、经济、贸易等各方面都受到严重束缚，它们甚至没有足够的自主权来制定未来两三年的发展规划。多重因素叠加，使得这些国家举步维艰，难以向前迈进。
观察者网：这可以被认为是全球南方国家面临的普遍问题吗？
法尔瓦·西亚尔：是的，我会这么说。当然，全球南方并非铁板一块。按照联合国的分类，最不发达国家和中等收入国家肯定还是不一样的。但总体来看，大多数国家确实面临着相似的困境。看看现在不断攀升的主权债务规模就知道了，这可是个大问题。
所以，全球南方国家虽然不同质，在地缘政治问题上也未必立场一致，但它们都受制于这套全球金融体系的束缚。
具体来说，我们可以拿IMF举个例子。IMF有个“份额制度”，也就是决定各国投票权大小的依据，而这个投票权直接关系到资源如何分配。美国的份额最高，大约在17%左右。这些年有过好几次份额改革的尝试，最近一次是2023年。但说实话，改革并没有朝着投票权均等的方向走。日本大概占了6%的投票权，而整个非洲大陆加起来的投票权也差不多是6%。一个国家和一个大洲，投票权竟然相当，这合理吗？
我们都知道IMF是这些国家的最后贷款人，而投票权分配的不合理就意味着，在获取资金方面这些国家会陷入一个循环：每当它们急需更多资金时——比如新冠疫情期间那样的全球紧急状况——钱却到不了它们手上。
全球北方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投票权占比是全球南方的9倍图片来源：三大洲社会研究所
观察者网：这确实是一个制度性的困境。顺着这个思路，我想再请教另一个相关的问题。您曾批评过一种做法，就是用公共发展资金来为私人投资“去风险”。在当前官方资金受限的情况下，很多发展中国家恰恰依赖这种模式来撬动私人资本。那么，您认为这种“去风险”做法的根本问题在哪里？能否结合具体案例来说明？
法尔瓦·西亚尔：是的，这是很多国家面临的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正如我刚才谈到国际金融架构时所说——这些国家几乎无法进入资本市场，除非承担极高的利息，而这种高利率从长远看对全球南方国家非常不利。
北方国家给它们提供的“出路”或“唯一方案”，就是所谓“公私混合资金”——也就是让这些发展中国家以及全球南方国家的公共部门，为全球北方的私人资本提供某种补贴。所谓“去风险”，本质上就是在提供补贴。
这种补贴基于几个理由：第一，认为私人资本更有效率——这完全不对，没有任何指标能证明私人资本比公共资本更优或更高效。第二，说这些国家风险太高，所以要吸引私人资本，就必须给它们补贴来降低风险——这也有问题，因为我们根本不知道私人资本什么时候、为什么投资到哪些国家。事实上，看看绿色能源领域就知道，私人资本非常愿意投资全球南方市场，因为回报率极高。
举个例子：不管是一个绿色基础设施项目，还是一个普通的基础设施项目，私人资本的回报都非常可观。比如一座桥或一条路，过路费要收五年，而这五年成本最终是由那个发展中国家的公众承担的，对吧？这意味着，这套逻辑实际上是在为北方投资者输送高额利润和收益。
至于私人资本什么时候能派上用场、什么时候能有效率——其实非常有限。只有在国家通过监管来引导私人资本的情况下才有可能，但目前根本没有上限，也没有任何机制保证私人资本的收益会被限制在合理范围内。这可以说相当“野蛮”，而且很多人并不了解这一点。进入这些市场的投资者，依然是全球北方的公司，而不是全球南方本土的投资者。所以我们实际上是在补贴那些非常富有的公司和投资者，而实际情况是：他们根本不需要补贴。
所以回过头来我们看这个大前提：第一，私人资本更高效；第二，它们能带来规模或更多资金——这两点都没有证据支持。正因如此，这种补贴是个大问题。我们甚至不应该叫它“去风险”，这本质上是一种掠夺方式——是在攫取全球南方极其有限的资源和财富，而这些财富正以各种方式被抽走，流向全球北方。
观察者网：既然如此，这些国家自身有意识到这个问题了吗？
法尔瓦·西亚尔：这是个好问题。因为当我们谈论全球南方国家时，“依附性”这个概念往往没有被真正理解——它常常被简单描绘成一种“走投无路”的状态。但实际上，依附性也是一种非常具体的形式，表现为这些国家的精英阶层与北方投资者联手，并从中分配收益。也就是说，真正承受依附代价的，是这个国家的普通民众。
所以，每当我们讨论这类模式时，都必须从底层、从民众的角度来看。当然，每个国家内部——不管是政府官员、反对派还是其他利益相关方——都有人意识到，他们将要承担巨大的成本。但具体如何表现，则因国而异，也取决于那个政府的立场。
如果我们把美国主导的帝国主义在这些国家的存在视为一种“主要矛盾”，那就意味着国内必然有某些群体与这种帝国主义模式相契合、相配合。但这一切，始终是以牺牲该国长期发展目标为代价的。
观察者网：您提到了依附性概念，您认为21世纪的依附性与20世纪相比发生了哪些根本性变化？全球南方能否真正打破这种结构性依附？
法尔瓦·西亚尔：我认为，要思考依附性或帝国主义如何发生了转变，我们必须关注金融的作用和科技的作用。“物理殖民”对大多数全球北方国家来说已经不再“划算”了，因为成本太高。因此，帝国主义呈现出了不同形态，金融是其中之一。国家现在可以通过金融现象以多种方式被控制，比如被全球北方的利益所挟持，科技也是如此。
所以，依附性现象如今最明显地体现在金融化上，体现在为极少数跨国精英阶层的利益服务上，服务于所谓全球1%的人口。而且，这种模式甚至也不符合全球北方普通民众的利益。我们看到极端的两极分化，也因此看到持续不断的战争。我们看到去工业化现象持续存在，但这也导致了全球南方过早去工业化——自由化、私有化、缺乏规划，使得全球南方国家持续陷入过早去工业化的境地，它们缺乏必要的资源来大力投资于那些至关重要的产业。
但我也认为，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需要什么样的工业化？我们不能仅仅痴迷于制造业或服务业，除非这两者都能真正服务于公共利益。
所以我们必须回到根本问题上去理解：我们需要什么样的制造业？什么样的服务业？不能只是出口导向型。
长期以来，给这些国家提供的模式一直是“你必须成为一个出口导向的成功故事”。没错，我们有越南的例子，一定程度上也有孟加拉国的例子，但这些国家内部也存在极端的财富不平等。所以这个模式不仅没有真正奏效，而且不可持续。
来自孟加拉制造与越南制造的鞋子
如果价值链重新调整方向会怎样？那些没有加入价值链的国家会怎样？那些处于第二梯队的价值链国家呢？现在不是每个人都能靠生产服装致富，也不是每个人都能生产电动汽车。竞争极为激烈，这意味着只有某些国家在特定时期拥有特定优势。
这些都是工业化过程中必须牢记的问题。这意味着工业化必须满足国内需求，必须建立可持续的供给，必须服务于国家利益——同时还要顾及全球环境挑战。
科技的目的是让生活更简单，但现实却截然不同
观察者网：您在研究中也关注知识产权垄断对产业政策带来的挑战。您认为，我们应该如何看待知识产权保护与技术扩散之间的冲突？这对全球体系下的工业化又意味着什么？
法尔瓦·西亚尔：实际上，我在上海这段时间，跟很多学者和学生讨论得很多，大家都很关注这个话题，我也很受鼓舞。
首先要注意的是，当我们谈论“科技垄断”时，具体指的是谁？在全球范围内，我们说的其实就是美国的垄断企业——它们攫取了所谓知识产权和数据带来的绝大部分收益，尤其是在过去这一年多的技术变革中。事实上，连欧洲在这些公司面前都不具备竞争力。
所以，第一点，权力是高度线性的、高度集中的，集中在这些科技巨头手里。其他西方公司、或者全球南方的大公司，规模上根本无法与之匹敌。
这就是垄断资本在现代的体现——它集中在科技领域，集中在金融领域。我们得从地理上去理解这个现象：绝大多数这类公司都位于美国或西方。它们带来的挑战，说白了，就是那种掠夺性模式的延续——北方国家推动的、基于收集个人数据、基于极差劳动条件的模式。同时，也包括物理基础设施，比如数据中心，这些设施非常耗能。所有这一切，都在打造一个让西方垄断资本不断壮大的生态系统，而代价则由全球南方承担。
说到竞争政策，不同地方不一样。美国的竞争政策和欧盟的差别很大，它们都在试图监管这些科技垄断企业。但在我看来，它们根本没能阻止这些企业的扩张。也许能处理一些具体的“堵点”，却无法应对这种垄断作为一个生态系统的全面性——而这个生态系统始终试图主导整个经济体。
现在我们谈科技垄断，涵盖的东西很多：iPhone上的应用、信息流、电子商务、外卖配送等等。这条价值链如何“俘获”全球南方，本身就是个问题。
那么，除中国外，全球并不存在一个可以让全球南方国家自由获取技术转移的无知识产权壁垒的制度，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数字化本身对全球南方国家来说是很新的事物，因为它们显然没能从技术转移中获益。在培训、技能转移方面，它们仍在学习。很多法规它们并不熟悉，却正从美国等国家被输出过来，而这些法规并不符合它们的利益。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我认为必须重新思考：全球南方国家应该拥有怎样的知识产权宽松政策？如何将这些政策吸收进自身经济体系？又如何导向为了满足基本需求的生产性工业化——而不是为了无节制的资本主义消费，也不是为了那种无益于公共福祉的增长。
因此，在诸多方面，这套体系实际上限制了全球南方国家在新科技时代前进的空间。当一些国家已经在讨论电脑与大脑的接口时，另一些国家连基础民生设施或基础劳动技术都还没有。
观察者网：您来自巴基斯坦，请问目前巴基斯坦政府或者民众是如何看待这类问题的？
法尔瓦·西亚尔：过去这几年发生了一系列变化，当然这些都与世界格局的变动有关。知识产权是其中之一，此外还有严重的气候变化问题，以及金融资本的强大力量。所有这些在巴基斯坦、也在其他全球南方国家交织在一起。
巴基斯坦始终在应对全球范围内发生的转型，而且它处于“政策接受端”，而不是“政策制定端”。这意味着，在知识产权法律方面，它不得不与美国的诸多利益保持一致，原因很简单——存在依附性，经济上的依附性。在气候变化方面，我们本来可以受益于无知识产权壁垒的技术转让，但过去没有这样的机制，所以现在缺乏基础设施。在金融方面，情况也类似——国家受制于国际金融市场的波动。
所以我们不能孤立地看知识产权问题，而必须看到这些转型是如何交汇的，以及像巴基斯坦这样的国家如何被动地承受这些变化，同时努力在双边关系和多边论坛中为自己争取空间。
在技术发展方面，比如新的电子商务、新的风险投资市场，它们试图寻找整合技术的新方式，但实际上却让普通人的生活更加艰难。别忘了，巴基斯坦存在教育问题，大量人口在没有智能手机、也不懂如何使用的情况下，被强行推入数字时代。这使得生活更加复杂、更加官僚化。科技原本的承诺是让一切变得更简单，让通往未来的路更顺畅。现实却根本不是这样。
针对结构性不公，全球南方需要来一场“政治摊牌”。
观察者网：您曾在一篇文章中呼吁“取消全球南方债务以满足人类需求”。在当前地缘政治竞争日益激烈的背景下，您认为实现这一提议的真正障碍是什么？我知道关于债务问题存在很多冲突和分歧，甚至西方国家也会批评中国。我很想听听您的看法，您认为这些问题的真正障碍在哪里？
法尔瓦·西亚尔：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话题。因为目前已有54个国家被认定为处于债务困境或面临债务困境的风险——这是很大数量的国家，占全球南方国家的大多数。它们可能是低收入国家，也可能是中等收入国家，但都在经历一场规模空前的主权债务危机。上一次出现这种情况还是1980年代，当时那批债务——我不能说被免除了，而是以不同方式进行了重组，当时有个叫“重债穷国倡议”的计划，而且那次问题主要集中在非洲。
想要理解这个问题，我们必须先理解全球南方债务的驱动因素。而这些驱动因素，归根结底，又与全球金融架构的问题有关——货币等级制、不公平的融入条件、进入全球金融市场的苛刻条款、糟糕的评级等等。与此同时，还存在不平等的交换条件。
所以可以说，全球南方是在为一个并非自己制造的体系买单——这是一个被强加给它们的体系。
这一点在气候变化上也很明显：历史上这些国家的全球碳排放占比只有0.1%左右，但它们却在以前所未有的规模承受气候变化的代价——洪水、生计损失等等。它们预算中的大部分都被拿去应对气候变化，这自然意味着债务只会不断攀升。
此外，全球债务格局也发生了重大变化。与70、80年代不同，现在我们既有双边债权人、多边债权人（如IMF），也有私人债权人，比如贝莱德（BlackRock）——它们是投资公司或对冲基金。我们可以将它看成是一个正在延续的帝国主义故事，我认为这个语境很重要，在这个背景下才能找准定位。
中国在过去二十年里的角色显著上升。事实是，中国现在已是许多国家最大的双边债权人之一。但我认为，我们必须结合现有债务局势、结合那些至今依然存在的传统基础设施框架，来理解中国的角色和责任。
首先，债务是历史积累的。它已经积累了很长时间，因为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强加给这些国家的一系列自由化和结构调整政策，导致它们无法有效应对——比如，教育体系被瓦解，各个层面都在推行紧缩，没有医疗体系，因此也就没有投资机会，无法在这样的条件下实现增长或发展。
所以说，认为中国突然介入，通过资本流入或外商直接投资就能解决全球南方债务问题——这是不现实的。中国的贷款确实是优惠性的，也有很多案例表明中国在展期债务，但它无法让一个国家摆脱全球金融架构既有的约束。中国的债务与现有债务是交织在一起的，必须在这个框架下分析。
不过，我们确实看到传统援助模式在衰退，各国与私人债权人、与IMF的整合甚至更深了，而中国的角色始终存在。中国也需要认真思考在这种情况下如何推进。所以我们首先不能孤立地分析中国，必须把中国放在债权人群体中、放在债务积累的环境中来审视——包括IMF的附加费，这些附加费极其高昂，占很多国家GDP的相当大比重。大量卫生预算、教育预算实际上都拿去还债了。那怎么能指望中国的债务来转型这些经济体呢？
但我也想强调，随着中国债务的持续，必须探索新的方式、新的关系、新的改革，这些也必须纳入考量。
全球南方国家人口占全球80%以上，经济总量占40%以上，但在IMF和世界银行等国际金融机构中的话语权却严重不足，在债务重组等关键决策中处于边缘地位。新经济思维研究所
观察者网：可以理解，全球南方国家要实现工业化，必然需要大量资金。随后由于自身资本不足，不得不对外举债，而现实中许多国家借了钱却无力偿还。您认为全球金融体系的不公平是导致这种局面的原因吗？
法尔瓦·西亚尔：我认为通常的理解是——既然借了钱，你就得负责。但我们这里要问的是：为什么这些国家要借钱？因为它们实际上并没有作为主权国家在运作。这是第一个要点。
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要推行资本密集型战略，比如工业化等，你就必须扩大财政赤字，必须增加支出。当然你也可以采取某些策略，把偿付压力延后。问题在于，只要涉及与全球北方的关系，那本质上就是一种掠夺性关系——从这些国家抽走资本，不断让它们陷入借新还旧的循环。这就是金融架构的本质，也是贸易关系的本质。
如果条件更公平的话，这些国家根本不会陷入那样的债务。就像我刚才说的，这些国家在殖民结束后，最多也就独立了七十年，你指望它们立刻变成全球北方国家？有多少北方国家是建立在殖民掠夺之上的？而且至今仍维持着对全球南方不利的关系？所以你不能这样期待，发展不是这样运作的。
当然，我们也可以说，这些国家确实有责任——这并不是说它们没有责任。但这种责任无法在当前的金融架构下实现，因为在这个架构里，美国在IMF拥有巨大的投票权份额，它代表这些国家决定事情该怎么运作。从根本上说，这就是一个不平等的体系——无论是联合国还是金融架构都是如此。
从这个意义上讲，你甚至无法实现债权人的多元化。举个例子，有些国家尝试过远离IMF，比如转向海湾国家，或者与中国实现多元化。但问题是，这远远不够。因为你还要偿还旧债，还要谋求发展，还要推进工业化，还要满足公民的基本需求——在当前情况下，这一切都无法同时实现。
观察者网：您一直强调需要将学术研究转化为国家层面和多边层面的政策行动。如果请您给目前正在制定产业政策的发展中国家政策制定者提一条建议，您会说什么？
法尔瓦·西亚尔：我认为学术与政策应当融合，但同时我们也需要重新思考“政策”到底是什么。政策不是只在高层发生的事，也不只是少数核心技术官僚的事。政策关乎每一个人，关乎每一位公民。所以，当我们谈论政策时，必须从根本上重新理解它。
我想从如何推进这个领域来谈几点。
第一，这些国家必须重新思考它们与全球北方国家的关系是如何被塑造的。比如说，它们要学会拒绝那些补贴北方投资者、却无法满足全球南方需求的私人金融工具——这些东西对国家永远不会有好处。你要知道，这不是一个任期五年的政府的问题，这是一个国家的问题。所以，贸易条件必须不断去重新谈判。
第二，必须把公共利益放在中心位置——这意味着公共服务、公共产品的提供。这不仅仅是社会层面的问题。我们要理解，社会和经济本是一体，不可分割。如果社会结构正在恶化，那就意味着不会有投资。所以即使从投资的角度来看，也必须把公共产品的提供放在中心位置。
第三，我认为各国必须思考一种社会主义式的气候变化应对路径。因为气候变化是全球南方国家将要面临的最大问题——它与债务、冲突、帝国主义交织在一起。所有这些都必须被重新思考。我认为，各国现在应该更多地追求一种区域性的、南南合作的发展路径，而不是继续沿用当前这种由全球北方主导的议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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