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识一下青年尼采
作者丨杜兰特
尼采真可算是达尔文的儿子，俾斯麦的弟兄。他嘲笑英国进化论派和德国国家主义，这并不奇怪：他本来就习惯于唾骂对他最有影响的那些人，这是他对自己受益于他人的不自觉的掩饰。
斯宾塞的伦理哲学不是进化论的最必然的结论。如果人生就是为生存而竞争，在竞争中，适者生存，那么，强壮便是至上的美德，而柔弱就是最大的缺陷。幸存、获胜便是“善”。忍让、失败就是“恶”。
对这种必不可免的结论，只有维多利亚中期的英国达尔文主义者、富有绅士风貌的法国实证主义者以及德国社会主义者，才会加以隐瞒。这些人虽有足够的勇气摈弃基督教神学，却不敢顺乎其理地摈弃由这种神学而产生的种种道德观念，摈弃对温存、柔顺、利他的崇拜。
他们不再是英国国教教徒、天主教徒、路德教徒，却不敢不继续做基督教徒。——尼采是这样论断的。
从伏尔泰到孔德，法国自由思想家所受到的内心刺激就是不甘滞留于墓督教的理想之后，而要尽可能去超过它。孔德“为他人而活着”的主张，比基督教还基督教。在德国有叔本华，在英国有穆勒，他们大肆宣扬以同情、怜悯、利他作为行动原则的理论。而所有社会主义体系又蒙昧地以这些学说为共同基础。
达尔文无意中完成了百科全书派未完成的工作：他们挖空了近代道德的神学根基，却留存着近代道德本身，使它完好无损，依然神圣不可侵犯，照样奇迹般地高悬于空中；可是，只消生物学的一口气就吹走了这残余的空架子。
头脑清醒的人很快就能领悟各时代最深刻的思想家早就明白的道理：在我们称作生活的这场斗争中，我们所需要的不是善而是力，不是谦卑而是高傲。
不是利他的慈悲，而是果敢的智慧；平等和民主违反自然选择和自我保存的本性；进化的目的不是民众而是天才；各色各样的事物，所有的命运，其主宰是力量，而不是“正义”。——在尼采看来事情就是这样的。
如果所有这些都是对的，那就没有谁能比俾斯麦更伟大、更有正义感了！只有他才知道人生的真诺，他直言不讳地说；“国与国之间没有利他主义”当今之世，胜负的决断靠的不是舞文弄墨和投票选举，而是铁与血！对于被幻想、民主、“理想”弄得溃烂不堪的欧洲，俾斯麦是好一阵摧枯拉朽的旋风啊！
仅短短的几个月时间，他令颓废的奥地利俯首称臣；仅短短的几个月时间，他使陶醉于拿破仑传奇的法国威风扫地；就在这短短几个月时间里，难道不也是他迫使德意志所有小邦国，所有小君主，所有领地和政权，都合并为一个强大的帝国，而成为强力新道德的真实标志吗？
这新德意志在军事上和工业上方兴未艾，正需要一种新的呼号；武力的裁断正需要一种为之辩护的哲学。基督教不行，达尔文主义却行！只要稍有胆识，便可完成此事。
尼采有此胆识，他便成了这呼号。
然而，他父亲是一个牧师，他的双亲都有沿袭久远的教士家世，连他自己始终也是一个传教士。他攻击基督教，正是因为在他身上有很多的基督教道德精神。
他的哲学试图以极端的否定，来矫正偏于温和、慈善、和平的那种难以遏止的趋势。善良的热那亚人称他为“圣徒”，这该不算是最大的侮蔑吧？
他的母亲，像抚育过康德成长的那位母亲一样，是个虔诚的清教徒；就是尼采自己，除了某种或许是不幸的反常情况之外，也终身保留着虔诚清教徒的本色，犹如石雕一般纯朴：
也正因为如此，他才攻击清教主义和虔诚。这位固执的圣徒，是多么渴望成为罪人啊！
他出生于普鲁士的洛肯，生时为1844年10月5日——恰好是当时的普鲁士国王腓特烈·威廉四世的生辰。他的父亲曾经教过几个皇家子弟，为有这样爱国的缘分而高兴，就以国王的名字为这孩子取名。
他父亲过早去世，他就由信教的家庭主妇们来抚育，他成了受害者，被她们娇养成几乎是女性般的脆弱敏感。他很厌恶邻里那帮坏小子。这帮人捣鸟巢、偷果子、扮大兵、说假话。他的同学们唤他“小牧师”，其中有一个还把他描绘为“教堂里的耶稣”。
他喜欢避开众人，自个儿阅读圣经，或者满怀激情地把圣经念给人家听，使人们听得热泪盈眶。但是，他骨子里有一种近乎神经质的忍耐力和自尊心：有一次，同学们不相信斯凯沃拉的故事，他竟点燃一束火柴置于自己的掌心上，直到火柴化为灰烬。
这只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而已。他一生都在寻找种种体力上和智力上的锻炼方法，以便把自己塑造成理想的男性。“我所不是的，在我看来，就是神与德。”
也许其中的《超越善恶》是了解尼采本人最好的入门书。《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含义隐晦，其后半部倾向于详尽的阐述。《权力意志》比别的书包含更丰富的内容。最完备的传记是弗斯特-尼采[尼采的妹妹]写的；阿累维写的传记很短，但也很好。索尔特的《思想家尼采》（纽约，1917年版）是学术性很强的评注。
18岁时，他就失去了祖辈所传的对上帝的信仰，此后，他一生都在追寻一位新神；他认为“超人”就是这位新神。后来，他说他很容易实现了这个转变，不过，他本来就是一个善于自我欺骗、不可靠的自传作者。
他渐渐变得愤世嫉俗，就像一个孤注一掷而全盘皆输的人；宗教原来是他生活的支柱，而如今，生活对他来说，似乎是空幻而毫无意义的了。
在波恩和莱比锡，他与几位同学突然变得纵欲淫荡，竟克服了过去很难改掉的那种娇生惯养的习性，染上了烟酒等男性的嗜好。但不久，烟、酒、女人也使他厌恶了；他转而嘲讽当时全国性的嗜酒风气；说酗酒和抽大烟的人是没有能力作清楚观察和敏锐思考的。
大约在1865年这段时间，他发现了叔本华的《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犹如发现了“一面镜子，我通过它照见了世界、人生和我自己那被描绘得无比崇高的本性。”
他把书抱回住所，逐字逐句、如饥似渴地读了起来。“好像叔本华亲自在对我讲，我感到他的热情，仿佛他就站在我面前，一句句大声地叫喊：放弃、否定、顺从。”
叔本华哲学的阴沉基调永久地铭刻在他心上：
不仅当他是《教育家叔本华》（他一篇论文的标题）的忠实信徒的时候，而且当他谴责作为颓废形式的悲观主义的时候，他骨子里仍是个抑郁寡欢的人，他的神经系统似乎是专门为受苦而设计的，他把悲剧弘扬为人生的快乐，但这不过是另一种自我欺骗罢了。
↑歌德
只有斯宾诺莎和歌德能把他从叔本华那里解救出来；他虽然颂扬“宁静”和“爱命运”，但他自己却从未实现过；哲人的安详和心境的宁静都永远与他无缘。
23岁时，尼采应征服兵役。他眼睛近视，又是寡妇的独子，本可幸免，但军部逼之甚严，仍不放过他；在萨多瓦和色当"的辉煌日子里，就是哲学家也得去当炮灰。可是，他骑马摔了下来，扭伤了胸肌，伤势很重，征兵官不得不饶了他的劫难。
尼采的这次创伤以后一直没有完全康复。他的军旅生涯如此短暂，以至于他离队时几乎和入伍时一样对军人想入非非；斯巴达式的艰苦生活，训令与服从、忍耐与惩戒，都萦纤在他的想像中，现在，他不必亲自去实现这个理想了；他之所以崇拜军人，正是由于他身体欠佳，当不了军人。
尼采从军队生活走向了其反面——过着语言学家的学究生活；士兵当不成，却做了个哲学博士。25岁，受命为巴塞尔大学古典文献学教授，占居这安全的位置，他尽可安静地赞颂俾斯麦那血腥的嘲弄。他对自己的缺乏英雄气概的书斋生活带有一种古怪的悔恨：
一方面，他希望从事实际而活跃的职业，如医务工作；同时又发现自己迷上了音乐。他有几分钢琴家的真赋和技能，而且作过几支奏鸣曲；他说：“没有音乐，生活将是一种缺憾。”必在离巴塞尔不远的特里布申，音乐巨人理查德·瓦格纳正在那里和别人的妻子在同居。
1869年，尼采被邀请到那里过圣诞节。他对未来的音乐极为热心，而瓦格纳也不轻视能以学问和大学的威望为自己的事业带来声誉的后生们。
在这位大作曲家的魔力感召下，尼采开始写他的第一部书，此书以论述希腊戏剧开头，以讨论（尼伯龙根的指环｝结尾，宣称瓦格纳是当代的埃斯库罗斯。他隐居在阿尔卑斯山中，远避疯狂的人群，安心著述；1870年，他在那里听到德法开战的消息。
他迟疑了：希腊精神，以及诗歌、戏剧、哲学、音乐众女神都已把圣手伸向他。但他不能拒绝祖国的召唤，那里同样充满诗情画意。
他写道：“这里，你们有国家，其起源是可耻的，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它是永不枯竭的痛苦泉源，是在频繁的危机中毁灭人的火焰。但它一声呼唤，我们的心灵立即忘却自己。它以血腥的呼唤，鼓励民众激昂奋发，去表现英雄气概。”
他在上前线的路上，经过法兰克福时，看见一队军容整齐的骑兵，伴随轰鸣的马蹄声，耀武扬威地穿城而过；当时当地，他说，涌现出那种灵感、那种幻象，从而产生了他的全部哲学。
“我第一次感到，至强至高的’生命意志’决不表现在悲惨的生存斗争中，而是表现于一种‘战斗意志’，一种‘权力意志’，一种‘超权力意志’！”由于患眼病，他没有资格直接参加热火朝天的军务生活，而只能满足于做护理事务；虽然他看够了恐怖景象，但他并不真知道战场上野蛮残忍的实况，
后来，他怯懦的心灵全凭没有经验的强烈想象把它理想化了。即使做护理工作，他也显得太敏感脆弱了，一见到血，他就受不了，他病倒了，最后被送回废墟中的家。
从此以后，他一身兼备了雪莱的神经和卡莱尔的脾胃；战士的盔甲内却隐藏着一个弱女子的灵魂。
杜兰特｜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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