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浦东高桥，有一家上海市第七人民医院。很少有人知道，它的前身，是1931年的一间小诊所，全院只有8张床。掏钱办它的人，是当年上海滩最大的黑帮老大。
他一边给穷人治病，一边卖鸦片，杜月笙对底层老百姓，到底是好，还是狠？
1888年8月22日，农历七月十五，杜月笙出生在江苏川沙厅高桥镇南的杜家宅，今天的上海浦东。
穷，一眼望不到头的那种穷。
四岁，母亲没了。六岁，父亲也走了。他被外祖母拉扯大，舅舅是个木匠，自己都吃不饱。
私塾只上了半年，此后再没进过学堂。他伸手讨过饭。舅舅给他本钱，让他去卖大饼油条，本利一起被他赌光。后来他摸舅舅的钱，被赶出家门。
1902年，14岁的杜月笙流浪到上海，他落脚的地方叫十六铺。
那是黄浦江边最脏最乱的一片码头，扛包的苦力、拉车的、要饭的、烂赌的，全挤在这儿。他先进鸿元盛水果行当学徒，没干多久被开除，又转到潘源盛水果店。
他有一手绝活：削梨。一刀下去，皮不断，于是有了第一个外号——"莱阳梨"。
听着挺体面，其实是骂人的，上海话里，"莱阳梨"就是烂梨，谁都能咬一口。
这就是杜月笙的起点，他这辈子认识的第一批人，就是底层老百姓。他知道一个苦力一天挣几个铜板，知道穷人生了病只能躺着硬扛，知道饿肚子是什么滋味。
记住这一点，后面全靠它。
也正是在十六铺，他给自己定下了一条活命的规矩，后来他把它总结成一句话：人生有三碗面最难吃——人面、场面、情面。
一个没爹没娘没本钱的烂梨，手里唯一能攒的资产，就是人情。
十四岁那年，他拜青帮的陈世昌做"老头子"，正式入帮。靠这层关系，他进了黄金荣公馆打杂。
黄金荣是谁？法租界巡捕房的华人探长，黑白通吃。杜月笙一个跑腿的小瘪三，本来这辈子也就到头了。
但他有一样东西别人没有：会做人。
黄公馆的女主人林桂生病了，他守了几天几夜。林桂生赏识他，交给他一笔钱去办事，他办完了，钱一分不少全退回来。
林桂生对黄金荣说："这小子，留得。"从此，法租界的赌场"公兴俱乐部"归他管。
1911年，他加入八股党，开始碰鸦片。1918年，他和黄金荣、金廷荪在法租界公馆马路的惟祥里挂出一块牌子——三鑫公司。
名义上，这是一家"鸦片运输保险公司"。
说白了，就是收保护费。烟土进出上海，交货值一成给他们，保你路上平安。后来干脆自己卖，还向法租界所有烟馆再收一笔"烟枪捐"。
有史料记载，三鑫公司鼎盛时期，一年的利润相当于当时北京政府财政收入的三分之一。
一个水果店的学徒，十几年，成了上海滩说一不二的"杜先生"。
可你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这些钱，是从谁身上刮下来的？
鸦片的钱，一分一厘，都是从抽大烟的人身上榨出来的。
1920年代的上海，抽大烟的都是些什么人？码头工人、黄包车夫、纱厂女工、破产的小贩。有钱人抽垮了还有家底；穷人抽上一口，一家子就没了。卖房、卖地、卖女儿，最后死在烟榻上。
三鑫公司挣的每一块钱背后，都站着一个散掉的穷人家。
1927年，他又干了一件事。
4月11日晚上，杜月笙下了一张帖子，请一个人到华格臬路（今天的宁海西路）杜公馆"喝茶谈事"。
被请的人叫汪寿华，26岁，中共江浙区委负责人之一，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的领导者。说白了，就是当时上海最能替工人说话的那个人。
组织上劝他别去，中共上海区委书记罗亦农反对，工人纠察队总队长顾顺章说，要去就带一个排的枪。
汪寿华摇头，他说："我过去常和青洪帮打交道，不去反叫人耻笑。为了党和工人阶级的利益，我宁愿牺牲一切。"
他只带了一个人，走进杜公馆，门在他身后关上，灯灭了。
据章君谷《杜月笙传》记载，杜月笙的"四大金刚"埋伏在里面，捂住汪寿华口鼻，装进麻袋，运到沪西枫林桥活埋。另有一说出自1996年《上海党史研究》，依据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保存的审讯笔录，汪寿华是被押到枫林桥后，于12日遭枪杀。
哪一种说法都不重要了，结论一样，他死在杜月笙的家门里，26岁。第二天，就是"四一二"。
看到这儿，答案好像很清楚了，杜月笙对底层老百姓，狠。
可偏偏，同一个杜月笙，还干了下面这些事。
1931年7月，他掏钱在老家高桥镇办了一家时疫医院，8张病床，10月改名济群医院。1935年扩到40张床、14名医护。为什么办？因为高桥乡下缺医少药，穷人看不起病。
他还在杜家祠堂的空房里办了"正始小学"，专收本地子弟；1946年参与创办高桥中学，在法租界善钟路办了正始中学，自己当董事长。
1931到1932年全国大水灾，急赈会总共筹到261万元，其中53万是杜月笙一个人募来和捐出的，超过总额的五分之一。
1932年"一·二八"，日军打上海，市政府直接瘫痪，杜月笙出任上海市民地方维持会副会长。据当时《申报》报道，维持会战时募得93万元捐款，开办60多个收容所，收容3万多难民。救济组开的7处临时医药所，有4所是杜月笙自己出的钱。为救济崇明难民，他一个人捐了1000元，占那笔募款总额的四分之一。
十九路军军长蔡廷锴后来讲过一句话："35天血战，十九路军永远不会忘记一个人，这就是杜月笙先生。"
1937年"八一三"，难民更多，市救济会办公处挤不下了，杜月笙把浦东同乡会二楼腾出来给他们办公。浦东同乡会前后设了12个收容所，收了4000多人，底楼大厅挤得满满当当。
同年10月，八路军驻沪代表潘汉年找上门，说前线缺防毒面具。杜月笙二话不说，捐了1000套荷兰进口的。
一边活埋工人领袖，一边收容三万难民。
一边卖鸦片，一边办医院。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杜月笙给过穷人好处，这是真的，但有一件事必须看清楚——他的慈善，是有算法的。
1932年之后，朱学范当上上海市总工会主席。上海一有工潮，工会就请杜月笙出面调解。杜月笙有求必应，有时甚至自己掏腰包，替资方满足工人的罢工要求。
工人当然感激，可事情一办完，报纸上必定登出一条启事："鸣谢杜镛先生"。那几年《申报》上，这类消息登得最多。
看明白了吗？他掏出去的是钱，收回来的是名。
钱花完了就没了，人情和名声不会，这就是他那句名言的底色——钱财用得完，交情吃不光。
但这套算法，有边界。
工人闹一闹，要加工资、要米贴，他给。可工人一旦要的东西碰到了根子上，他立刻翻脸。
1936年11月，上海十万纱厂工人大罢工。杜月笙伙同吴开先千方百计瓦解，瓦解不成，转头把矛头对准救国会，为"七君子之狱"推波助澜。
再往前一年，"一二·九"运动，上海学生上街，市政府严厉镇压。杜月笙以地方领袖的身份公开表态，市政府之一切处置为适当。
所以，答案出来了。
杜月笙对老百姓好，是真好。他对看得见的穷人特别好，站在他面前的病人、难民、门徒、老乡，他给钱、给药、给饭，一点都不含糊。
可他对看不见的穷人，从来没手软过。烟馆里那些抽垮了的人，他看不见；被他的钱和势力死死压住的整个上海劳工的处境，他也不想看见。
这不是简单的虚伪，这是一整套精心设计的生意。
因为在旧上海，没有社会保障，没有兜底的公立医院，没有像样的劳动法。穷人生病只能等死，穷人失业只能上街，政府管不了，租界不想管。
这个真空里，谁填进去，谁就是老天爷。
杜月笙填进去了，他给你一碗粥，你就得记他一辈子的情。他救活了你儿子，你就得替他卖命。
慈善在他手里不是负担，是投资，是把散钱变成人心，把人心变成势力，把势力变成谁都动不了的地位。
这才是"上海皇帝"的真正含义——他在干一个失灵政府该干的活。
但皇帝，也有被扔掉的一天。
1945年抗战胜利，杜月笙自认功劳大，想当上海市长，起码副市长，结果蒋介石一个位子都没给。1946年12月，他以最高票当选上海市参议会议长，蒋介石不点头，他只好辞掉。
他说了一句很凉的话："沦陷时上海无正义，胜利后上海无公道。"
1948年8月，蒋经国到上海"打老虎"。9月初，他的儿子杜维屏以"投机倒把"被抓。
杜月笙气得几天下不了床，说了那句流传至今的话："蒋介石把我当夜壶，用的时候拿出来，不用的时候塞到床底下。"
他反手举报了孔祥熙的儿子孔令侃，逼蒋经国"大义灭亲"。折腾到最后，孔令侃放了，杜维屏判了6个月。
1949年，他既没留在上海，也没去台湾，选了香港。
在香港，那个呼风唤雨的杜先生，变成了一个整天听收音机的病老头。哮喘、心脏病、神经衰弱，一身毛病。一百多口家眷门生要养，只出不进。
1951年8月初，他快不行了，他让大女儿杜美如去汇丰银行保险箱取来一个包裹，当着全家人打开。
里面全是别人写给他的借条，最小的一张5000美元，最大的一张1000两黄金。签名的人里，有国民党军政要员，有"四大家族"的人。
家里人以为，他要交代怎么去讨这笔债。
他说："我不想让你们在我死后去打官司，我杜月笙的儿子，不可以做讨债的人。"
然后让人一把火，全烧了。
8月16日下午，杜月笙病逝于香港，63岁。
他一生经手的钱以千万计，死的时候，只剩下十一万美元。
据女儿杜美如回忆，他回光返照时说的最后一句话是："我没有希望了，可你们大家有希望，中国还有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