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25日，广州市人民政府文史研究馆馆员、历史学研究员陈泽泓做客“文史广州”系列讲座。他带来题为“杨孚与《异物志》”的讲座，深入剖析了该著作的历史地位及杨孚对岭南文化的深远影响。
杨孚所著的《异物志》（又称《南裔异物志》）是迄今可见的南海郡人的第一部学术专著，亦是全国最早的异物志。陈泽泓认为，《异物志》所载物产不止于岭南地区，还涉及周边地区、海外国家，除物产外，还记载有海外一些地区或国家的情景。从书中可以寻得汉代岭南与海外交流乃至对海外异国记载的蛛丝马迹，具有极高历史价值。
江畔贤才杨孚
杨孚是岭南地区晋升朝官的第一人。陈泽泓介绍道，广州市新港路下渡村东约一巷现存一口杨孚井，相传是杨孚故宅后花园的水井。他的居住地被称为“河南”，至今仍是广州珠江以南区域的代称。
2007 年，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在宝岗大道与同福中路交界处的建筑工地上，发掘出了清理出了西汉南越国时期的灰沟和灰坑，以及各历史时期的水井 20 眼。这是首次在珠江南岸（即“河南”一带）发现如此密集的水井群和南越国生活居址遗迹 。“这意味着从南越国时期，就有人定居‘河南’，在这里劳作，繁衍生息。”陈泽泓说。
此外，1956年，考古人员在小港路大元岗发现了一座西汉晚期墓，其中一件出土陶壶的盖里刻划了“杨本”二字。“杨本”很可能是墓主姓名，这是迄今广州汉墓中姓名可考的最早的“河南”居民。
这些考古挖掘也印证着，中原文化的影响并不囿于城墙之内，文化认同与融合已及河南之洲。杨孚正好成长于岭南地区文明初开的时代。东汉光武帝是新莽时期的太学毕业生，高才好学的他深知学问的重要性，立国之后更加注重文化教育，在全国范围内兴学办校，提倡儒学，尊重儒生，其后的明帝亦尊奉光武制，崇儒重道。居住在番禺城郊下渡村的杨孚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接受了良好的教育。
在科举制尚未诞生的汉代，自汉武帝起，朝廷主要通过“察举”制度选拔人才，被举荐者经考试合格后，由政府量才录用。汉章帝诏令各地推举贤良，杨孚获得举荐北上京师洛阳，参加“对策”考核，成绩优秀，官拜议郎，相当于皇帝身边的高参和顾问。
陈泽泓表示，杨孚提出其中一个重要政治主张为以廉选吏：“郡邑侵渔，不知纪极，货贿通于上下，治道衰矣”！主张要提倡廉政，整顿吏治，考核和选拔官吏要以廉为标准。他对于外放官员向朝廷珍献之事的反对态度，也属于核吏倡廉的行为。
“杨孚著述《异物志》的动机，原为‘正贡献’而作，旨在讽谏。”陈泽泓说。
面海而作的《异物志》
杨孚致仕后退居家乡，撰写了《异物志》。陈泽泓认为， 其所载物产，涉及周边地区、海外国家；所述许多海产，有些产自深海，更有当时的主要贡品，“这是岭南最早有海上丝路相关记述的志书，是全国最早记载海外风物的志书，也是迄今所见最早记述扶南等海外国家的古籍”。
杨孚是如何获取这些内容的？陈泽泓分析，一方面在于杨孚日常注重文献与见闻的积累；另一方面，也说明当时的番禺已具备收集海外信息的现实条件。
他表示，迄今为止，学术界公认《汉书·地理志》是最早记载西汉时中国官方商船前往南海诸国的行程的文献。这一海上贸易活动，是中国官方开拓海上丝绸之路的确切标志。据载，此次出航启程“日南障塞、徐闻、合浦番禺”，汉使终点到了已程不国（今斯里兰卡）。番禺地处天南一隅而兴发，当因其作为对外贸易商品集散地毫无疑义。
陈泽泓表示，《异物志》多处述及合浦、交趾、朱崖等地物产，正反映了汉代番禺与岭南各处沿海港口乃至今之越南、海南等地的往来联系及其交通大港的地位。
《异物志》的记载不止于物产，还涉及海外一些地区或国家的情景，主要是民俗。如，雕题国“画其面及身，刻其肌而青之，或若锦衣，或若鱼鳞”；狼膜国“男无衣服，女横布帷，出与汉人交易，不以昼市，暮夜会，俱以鼻嗅金，则知好恶”等等。从这些记述可见杨孚采访记述视野之广。
《异物志》也成为我国第一部地域性物产志，也是我国南方最早的物产记载。为了纪念杨孚，后人曾在广州市海珠区漱珠岗建有南雪祠。至今，广州市“河南”“下渡路”等地名和位于杨孚宅第遗址的“杨孚井”还流传着关于杨孚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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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写：南都N视频记者 李竹 通讯员 颜戴丽 郑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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