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7月的一个阴雨午后，第五军溃退队伍在野人山腹地重新集结，只剩不足两百人。此刻，饥饿比子弹更可怕，潮湿的空气混着腐叶味道，像一张网罩住众人。徐芝萍把干瘪的日记本塞进衣襟，抬头望了望乌云，心里却惦记两天前失踪的同袍李亚兰。
时针往回拨到5月末，远征军甩开日军追击，仓皇闯入这座叫枯门岭的原始森林。开初，军纪尚存，官兵见到克钦族村寨都会侧身绕行，双方互不侵犯；然而随着干粮见底，局面迅速失控。为抢玉米，饥民般的士兵开枪驱散克钦人，森林里立刻埋下仇恨的种子。克钦人的毒箭日夜追索离散的小股队伍，死亡名单一日长过一日。
越往深处走，人迹消失，取而代之的是更隐秘的“森林守卫者”。老兵们叫他们“野人”，没有正式族名，也不留聚落，一支短矛、一张弯弓就是全部文明。传闻真假难辨，但丢了脑袋的尸体不断说明一点：闯入者只有活目标的意义。
6月上旬，一场突降暴雨导致河水暴涨，队伍再度散成数股。徐芝萍与三名女兵、十几位男兵靠一棵倒树当桥，才涉过激流。彼时，她们每人仅剩一把手枪、五发子弹、一袋干瘪的炒面。夜幕降临，男兵出去探路，留女兵在溪边守火。就在这时，两名皮肤漆黑、浑身涂泥的女野人步出雾汽，动作夸张而暧昧。男兵们一阵哄笑，有人半真半假吹口哨，女野人发出拖长的“嗷”声回应。徐芝萍低头不语，心里升起莫名不祥。
笑声转瞬消散，真正的威胁在深夜到来。轮到李亚兰拾柴，她脚跟刚踏进灌木丛，旁边昏红火光突然被树影遮挡。“小心！”张玉芳喊了一声，却只听得枝条折断的脆响。李亚兰像被拉杆猛拽，整个人朝林子深处飞去，连枪都未来得及举。四周黑得像墨，唯有雨滴落在叶面的声音。
次日清晨，雨停得毫无征兆。三名女兵循着折断的藤蔓一路找去，看到的是凌乱脚印、被拖拽的痕迹，以及地面血迹与一片撕碎的军衣。线索戛然而止，仿佛獠牙吞掉了行走的证据。此后两昼夜，她们不敢再分散，只能缩在火堆旁轮守。
7日夜半，细雨复来。徐芝萍迷迷糊糊听见树叶抖动，睁眼便见一道摇晃的身影立在火光外缘，她下意识抓枪，却顿住了——是李亚兰。那身影纤瘦得近乎透明，裸露的皮肤遍布紫黑齿痕，胸口缺了一块肉。血已干成暗色痂块，从腿间蜿蜒到脚踝。她双眼空洞，脖颈系着一条新剥的青藤。
“别过来……”张玉芳声音颤抖，却还是扑上前去托她大腿。藤条被割断，躯体倒在湿土上，四肢僵硬已无法弯曲。雨丝落在脸上，也洗不净那层惨白。崔媛媛抱头呜咽，发声却像沙纸摩擦，连哭都哭不响。
通过撕裂痕、拖行轨迹以及散落的箭头，几名女兵复盘出大致经过：至少两名成年雄野人潜伏在灌木下，捕到猎物后立刻分工抛接，避开枪火追击，转进密林。李亚兰虽握有手枪，但后背受制，无法转身开火；野人以牙齿、石器施暴后，或许嫌她体重不足，不足以担任食物，便弃之原处。此时，她尚存一息，靠着求生本能摸回营地，却再无勇气面对侮辱，遂以藤条结束生命。
那天夜里，大队人马只剩一小堆余烬与一具遗体。天亮前，部队哨兵吹响集合号，三名女兵跪地将李亚兰埋在树根下，坟前插一枝折枪作标记。她们不敢久留——持续的雨水很快抹平脚印，更会引来野人嗅血。
7月中旬，饥饿与疟疾双重收割，原本上万人的第五军仅余七百余人走出野人山。徐芝萍没能等到胜利会师。8月初，她在瘴气与高烧中昏迷，临终前将日记塞进一位云南籍通信兵的背包。那本浸满汗渍与雨水的薄册，记下了李亚兰之死、记下了野人山的毒瘴、饥馑与背德之苦，也记录了一个二十岁女军医从从容赴战到绝望自缢的完整轨迹。
有人曾质疑：极度饥荒下的远征军能否保持记录？那本日记的确残破，墨迹被雨水晕开，一行行字迹忽明忽暗，却仍能读出少女笔触里混杂的倔强与惶惑。“若能重见高原星空，愿再握手术刀，不再握枪。”这是她最后清晰的一句。
远征军滇西反攻胜利后，生还者将尸骨一一收敛，李亚兰的埋骨之处终究难以确认，只知在那片云雾缭绕的深沟。一位老兵叹息：“她是我们永远的‘迷路医生’。”话音落下，篝火劈啪，夜风卷着苦艾香飘过，仿佛仍有少女的脚步声在林中回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