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京报记者 杨菲菲 编辑 缪晨霞 校对 杨利
2026年7月23日晚，中国数学界迎来历史性突破——在美国费城举行的国际数学家大会上，北京大学数学科学学院2007级本科校友王虹、邓煜双双摘得菲尔兹奖。这是中国籍数学家首次获此殊荣。
“这是令人欢欣鼓舞的大事！”在现场见证两位北大校友的荣耀时刻，中国科学院院士、北大讲席教授、北京国际数学研究中心创始主任田刚难掩兴奋。在他看来，中国数学家能够在这一奖项取得突破，证明中国籍数学家完全有能力在国际数学前沿作出原创性、引领性的贡献。
大洋彼岸，夏日的北大燕园郁郁葱葱，未名湖碧波荡漾。而在湖岸之北，挂有“北京国际数学研究中心”牌匾的四合院内，依旧宁静如常。这份宁静，因校友的荣耀而更显厚重。
这个研究中心成立于2005年，它既是北大数学学科版图中一块年轻的拼图，也承载着我国现代大学数学教育的厚重续章。田刚对它寄予厚望：希望北京大学在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征程中拥有一个与之匹配的一流数学中心，为我国建设数学强国贡献力量。
这份期盼，正与当前国家加强基础研究的战略部署同频共振。今年4月3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强调，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
如何加强数学领域的基础研究？中国距离成为“数学强国”还有多远？北大在发现“数学苗子”、培养数学家方面有哪些经验……带着这些问题，新京报记者近期专访了田刚。
作为中国数学界的领军人，田刚多年来深耕数学教学、人才孵育与基础研究。他的思考与实践，折射出中国数学发展的脉动与走向。“数学——有趣，有用，是科学的基础。”田刚反复强调。在他看来，加强数学基础研究，既离不开长期稳定的支持体系，更需要在学术评价中真正“以学术为标准”——少一些评审带来的“帽子”焦虑，多一些对冷板凳岁月的包容与耐心。“中国数学正走在从大到强的路上，需要更多人的兴趣、耐心与定力。”
▲中国科学院院士、北大讲席教授、北京国际数学研究中心创始主任田刚。张卓宇 摄
谈王虹、邓煜等数学家成长：
不争人才独占，以开放互动激活中国数学人才培养
新京报：此次北大校友王虹、邓煜同时获得菲尔兹奖。对此，你怎么评价此事？
田刚：这是令人欢欣鼓舞的大事。菲尔兹奖被誉为数学领域的最高荣誉之一，中国数学家能够在这一奖项取得突破，对于国人而言是一种巨大的振奋和鼓舞，中国籍数学家完全有能力在国际数学前沿作出原创性、引领性的贡献。
王虹、邓煜都在中国完成了基础教育，王虹和邓煜曾表示北大数学为他们打下了数学基础，有助于他们后来进入数学前沿领域。王虹、邓煜在北京大学学习期间，北大数学在人才培养方面已经形成了行之有效的做法，有活跃浓厚的学术环境。王虹、邓煜获奖对于我国的教育界、科技界是莫大的鼓励，尤其是对年轻人而言也将倍增自信。
新京报：你认为如何才能培养出北大数学“黄金一代”“新黄金一代”？
田刚：人才培养需要长时间积累，耐心和充满热情地投入其中，先打好基础，将学生们引导到学术前沿，提供机会让他们的研究工作得到国际学界的认可。北大数学在人才培养方面形成了行之有效的做法，建立起活跃浓厚的学术环境。这个过程并不是一蹴而就，而是全体北大数学人多年努力的结果。
自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我便开始在北京大学探索数学拔尖人才的培养工作，凝聚北大的数学同仁以及海外华人数学家开展人才培养的探索。在20世纪90年代中国数学与世界先进水平仍存在差距的时期，如何发现、培养和支持具有潜力的青年数学人才，使他们尽早接触国际数学前沿，成长为未来的数学领袖，这些是我思考和工作的重点。
从90年代开始，我参与发起和主持“北京大学特别数学讲座”。通过这个平台，多名国内外的著名数学家为学生们带来前沿课程，这在当时非常难得，也是很少有的机会。这个讲座为学生们了解国际数学动态、进入国际研究前沿提供了一个重要窗口。
为了让学生尽早接触真正的研究前沿，我开设了本研高级讨论班课程，我在2011年春季开设的Morse理论课程，包括王虹在内的很多学生都参加了。这个课程以菲尔兹奖得主米尔诺的《Morse Theory》为教材，由我讲授部分章节以及一些相关基础知识，之后引导安排学生分工研读并在课上报告其余章节的内容，以锻炼学生的数学思维和表达能力。
王虹在我的这个课程上是第二位做报告的学生。这门课程为学生们提供了接触和理解经典数学思想的机会，帮助学生理解真实的数学研究。除了这些，我们北大数学有很多优秀教师在指导培养学生中做了大量工作，为学生的数学功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拓展他们的学术视野，为他们成长为优秀数学家提供机会。
新京报：你对未来北大数学人才培养有何期待？
田刚：世界级数学家的成长是个人天赋努力、教育、文化等多个因素共同塑造的结果。对于数学而言，国际交流非常重要。海外数学家是中国数学与国际数学链接的一个重要纽带。
我们要继续欢迎优秀海外学者回国访问讲学、共同培养学生、组织研讨班，以各种形式参与中国数学发展建设。对今天的中国数学来说，我们不必刻意追求人才的封闭占有，而是要努力形成人才、知识和国际学界有效互动的开放格局。期待中国数学能有更多更好的人才和成果涌现。
谈加强基础研究：
优化学术评审制度，给学者足够包容与耐心
新京报：加强基础研究，是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迫切要求，是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必由之路。那数学领域的基础研究是什么？
田刚：基础研究主要分为理论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两大类。第一类理论基础研究，以基础数学为代表。这类研究短期内很难产生直接实用价值，核心目标是拓宽人类认知边界，很多研究源于学者纯粹的求知兴趣、对数学内在逻辑美感的追求。
比如，欧几里得《几何原本》是典型的理论基础研究典范。在这本书问世前，数学仅用于丈量土地、天文历法等实际场景；而《几何原本》构建完整公理化理论体系，在成书两千多年里没有直接落地用途，仅仅追求逻辑体系的完美，但后世所有数理学科发展都离不开这套理论。
理论基础研究是0到1原创创新的源头，是我国建设数学强国、科技强国必不可少的核心支撑，也是引领原创突破的根基。
第二类应用基础研究，智能计算、储能算法都属于此类。相比纯理论研究，它和国家当下科技发展需求结合更紧密，但也无法立刻落地产业化，研究目标更明确，针对性解决现实科技难题。例如气象预测，底层理论体系尚未完全完善，只能依靠搭建数学模型、优化计算算法开展研究，这就是应用基础研究需要攻克的难题。
新京报：当前国内数学领域的基础研究还面临哪些堵点？
田刚：当下数学领域的基础研究有两大核心问题需要重视。第一，必须持续加大理论数学扶持力度，这也是国家顶层战略需求，想要诞生世界级数学大师，理论基础学科不能缺位。
第二，学界对应用数学的评判标准存在误区。理论数学成果可以依靠高水平学术论文评判；应用数学不能完全以论文数量作为考核标准，更要考核落地价值，能否构建可落地、具备实际效用的算法、模型。气象预测模型就是典型案例，建模、算法优化是核心难题。
新京报：基础研究周期漫长，属于“冷板凳”学科，短期很难产出成果，如何吸引青年学者长期深耕？
田刚：核心是搭建优质、纯粹的学术环境。当下国家推行“破五唯”改革，各类人才项目激励有正向作用，但需要把控尺度。如果所有资源、待遇、认可度全部绑定各类人才头衔，评价体系就会走偏。
我们中心的内部评价规则是拥有人才头衔是加分项，但绝非硬性门槛。部分青年教师入职四五年没有拿到各类人才项目，依旧享受同等薪资待遇。我们引进青年学者时，依据入职时评估的学术水平约定全部待遇标准，不会因为后续未拿到头衔降低待遇。
学术评价、薪资待遇完全以学术实力为唯一标准，不用头衔、标签划分学者层级。如果评价体系掺杂学术以外的标准，学者很难安心长期深耕。评审很难做到百分百绝对公平，部分学者会因此产生心理失衡；即便学者自身定力充足，生活压力也会影响长期治学。
新京报：但理论基础研究价值显现周期极长，如何客观判定一项基础研究的学术价值、实用价值？
田刚：不存在完美无缺的评判体系，我们只能尽可能优化机制。引进青年学者时，综合评估过往学术成果、研究规划、学术潜力，给出足够长的预聘周期（六年），预留充足时间供学者自由探索，不急于要求产出成果。预聘期满后，依托国际同行外部评审，客观评估学术成就，再决定是否转为长聘教职。
长聘制无法完全杜绝少数学者躺平，但大多数学者发自内心热爱学术，会持续深耕研究。如果全程用短期指标不断催促产出，基础研究学者根本无法沉下心长期攻关。这套预聘-长聘体系，适配基础研究长周期的特点。
新京报：所以北大依靠预聘-长聘制，给青年学者充足时间、资源自由开展研究，不用被迫追逐短期成果。
田刚：是的。预聘-长聘体系目前是全球通行的主流体系。国内头部高校基本全部落地，只是各校命名、细则略有区别。
预聘阶段不强制追逐各类人才头衔，配套充足科研资源，允许学者试错、自由探索感兴趣的方向。我们中心有一位优秀的青年教师，多年未能获评各类青年人才项目，但中心全程保持同等资源、薪资支持，最终其学术成果获得学界广泛认可。
新京报：如今国内很多高校实行“非升即走”，设置硬性论文指标，年限内无法达标就要离职，你如何看待这种模式？
田刚：非升即走模式本身没有对错，关键在于评判标准、执行方式。如果设置死板、量化的论文数量硬指标，会催生学术浮躁。院校引进青年教师的筛选门槛至关重要。部分高校一次性大批量招聘青年学者，仅预留极少数长聘名额，大部分人最终离职，这种模式过于急功近利。
新京报：换位思考，作为青年数学研究者，什么样的评审、评价体系能让你保有长期深耕研究的动力？
田刚：第一，评价体系贴合数学学科自身特色；第二，评价标准公平公正，唯一评判依据是学术能力，不掺杂其他无关标准，避免负面情绪干扰；第三，给青年学者足够包容与耐心。
同时青年学者自身也要具备定力，保有对数学的纯粹热爱，即便遭遇短期挫折也能坚持，减少生存、评价带来的额外焦虑，才能专心做研究。
新京报：要想真正成为数学强国，未来还需要在哪些方面持续发力？
田刚：第一，政府层面保持长期、稳定、持续的科研经费支持，这是基础研究发展的根本保障。
第二，重点扶持青年学者，给予充足资源、宽松环境，支持青年学者自主开拓新方向。
第三，持续优化学术评审制度。当前各类评审频次过高，容易造成学者普遍焦虑、内卷。可以适当精简评审次数，把工作重心放在提升评审质量，组建高水平同行评审专家队伍。如果评审人员自身学术水准不足，评审工作就失去意义。优质评审体系，也是打造纯粹学术环境的重要一环。
谈北京国际数学研究中心：
数学“特区”试验二十余年，应鼓励学者开辟研究新赛道
新京报：当时为什么想要牵头在北大设立北京国际数学研究中心？
田刚：北京国际数学研究中心于2004年启动建设，是校内的“学术特区”，当时设立了两大核心目标：一是打造世界一流数学中心；二是发展数学学科，学科发展的核心是人才队伍建设。2017年，外部专家评审已正式认可我们是世界一流的数学中心。
中心的核心价值之一是搭建优质平台吸引全球优秀数学人才回国，全面补强北大数学师资队伍，为青年学者提供成熟完善的学术成长环境。过去二十年间，中心人才引进成果显著，许晨阳、刘若川是最早引进的两位青年学者。许晨阳虽后续前往海外的普林斯顿大学、麻省理工学院任职，但每年都会回国开展学术工作，中心长期保留其合作通道，随时支持长期归国工作，他的大量核心研究成果也是在国内完成。
其次是搭建国际化学术交流平台。数学研究离不开学术交流，中心常年邀请全球顶尖学者来访、开设学术报告和校内教师合作研究、面向本科生开设前沿讲座。十年前，国内高校这类国际交流活动十分稀缺，依托中心的常态化活动，如今北大数学学院整体国际交流氛围全面提升。
我们还有一个长期的发展目标，就是以中心带动整个北大数学学科整体升级。中心作为新体制学术特区，不能长期脱离校内原有体系，如同深圳经济特区，发展成熟后需要和全国发展一盘棋融合。北大原有传统体制保障教学稳定，中心新体制形成示范，逐步带动学院整体改革。如今北大数学学院整体推行新体制办学，中心起到了引领、辐射、带动作用。
新京报：从“量的增长”转向原创引领性研究“质的突破”，关键发力点在哪里？
田刚：过去国内数学研究大量细分方向研究人员稀缺、整体水平偏低，经过二十年人才引进、本土青年学者培养，国内数学整体水平实现跨越式提升，顶尖期刊论文产出只是其中最直观的一个体现。
想要提升原创研究质量，我认为核心有两点：第一，鼓励学者开辟全新研究范式、新兴研究方向，不要长期局限于已有经典主线开展重复性研究。
第二，培养更多全球顶尖领军数学家。判断学科国际顶尖水平的一个重要标志是，全球各地优秀青年学生愿意主动前来求学任职，而非出于经济待遇考量等因素。国内数学学科进步显著，但距离这一目标仍有巨大提升空间。
新京报：你常年走访各地高校，像大湾区大学、西湖大学、福耀科技大学这类新型研究型大学，和传统高校相比，两类院校在数学人才培养路径、发展侧重上有什么区别？
田刚：新型研究型大学是国内高等教育全新试验模式，值得大力支持。这类新型大学普遍走小而精路线，不会全面铺开所有学科，每所学校会结合区域优势，选定重点发展方向。
西湖大学数学相对偏理论，大湾区大学依托产业优势，数学学科会侧重应用方向，他们和北大全面覆盖理论、应用全分支的综合数学体系存在明显区分。
新型研究型大学的优势是轻装上阵，可以集中财力、人力深耕国家急需、科技前沿领域。所有新型院校数学学科建设逻辑一致：首先完整覆盖数学基础必修领域，保障学生获得全面基础知识；在此基础上聚焦特色方向，大湾区大学重点布局智能计算、信息安全等和产业深度绑定的应用数学分支。北大依托充足师资，能够完整发展所有数学细分方向，综合性、全面性是传统高校独有的优势。
谈数学人才培养：
“我不支持大范围把大学数学知识下沉至高中甚至初中”
新京报：现在很多高校会跟中学联合起来，进行大中贯通培养。但有时候这类贯通培养常被质疑提前拔苗助长、功利化超前教学，你怎么看？
田刚：我非常认同这类模式存在拔苗助长、功利化的风险。我不支持大范围把大学数学知识下沉至高中，甚至初中。极少数天赋极高的学生可以针对性特殊培养，但属于个案，不能大面积推广。
我目前负责北京大学“数学英才班”，这个项目的核心目标不是下放大学课程，而是发掘真正热爱数学、具备天赋的学生苗子。大部分学生的成长需要遵循自然规律，过早灌输高阶知识，学生无法完全理解，仅仅为升学走捷径，会催生极强的功利化倾向。
我曾收到过十几岁的学生寄来的学术论文，很难分辨是其独立完成还是他人代笔，这类功利化行为往往弊大于利。我也接触过一些国外的数学家，很多人是成年后才系统深耕数学，依旧能取得顶尖成果。所以，人才的发展核心不在于起步早晚，而在于天赋与长期稳定的学习兴趣。
新京报：大中贯通培养需要把握哪些核心原则？
田刚：严防拔苗助长，拒绝无差别超前灌输高阶知识；贴合学生自身能力、天赋把控学习节奏，可少量开设适配的高中衔接课程；全程去功利化，以保护、培育学生数学兴趣为核心目标。
新京报：国内各地依然存在着教育资源差距，但这不代表偏远地区没有优秀的“数学苗子”。在你看来，如何打破发现“数学苗子”的地域限制？
田刚：我一直认为，有数学天赋的学生在全国是都有分布的。但北京、上海、江浙地区因为教育资源丰富，学生有更多机会展露天赋、提升自我；边远地区资源稀缺，有天赋的孩子很难获得同等成长机会。
打破这种地域限制，需要从两方面发力：第一，持续下沉科普资源，深入偏远地区开展科普讲座；第二，重点补强基层师资力量，这是国家层面需要持续投入的关键。除此之外，各类夏令营、学术集训、学科竞赛应当向边远地区倾斜，专门划拨专项名额。
现在国家政策持续完善，边远地区走出的数学人才越来越多。比如，广西整体教育资源相对薄弱，王虹刚进北大的时候专业基础相比一线城市学生存在差距，但在校期间经过系统训练后，数学能力飞速提升。我的学生里也有不少来自广西，甚至有人本科就读的并非顶尖综合院校，但数学天赋十分突出。
新京报：很多知名数学人才大多依靠奥赛渠道脱颖而出。依靠竞赛选拔苗子，和常规课堂教学逐步培养，两种路径分别有什么特点？
田刚：我们不能简单定义竞赛选拔出来的孩子就都是“拔苗助长”。竞赛保送只是结果，学生在此之前会经历多轮考核。全国数学联赛、国家集训队、国际奥赛这套体系，是早期发掘数学天赋人才的有效途径之一。
但仅靠竞赛获得良好起点远远不够。一棵“数学苗子”能否成长为优秀数学家，核心有两点：一是发自内心热爱数学，具备基础天赋；二是完善的后期培养体系。
在二十世纪80、90年代至本世纪初，国内高校师资力量薄弱，人才培养体系不完善，很多数学苗子转行了。但是90年代末开始，大批学者回国，搭建各类学术平台，也持续为学生提供更多学习渠道。北大数学黄金一代的涌现，就和这批配套培养体系密切相关，后期系统化训练甚至比早期选拔更为关键。
值班编辑 王丹妮 实习生 沈玥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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