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友好医院病理科的肝穿刺会诊库里，病理玻片层层叠叠，像无声的史册，封存着疾病的起伏印记。窗前的樱花谢了又开、开了又谢，我国著名病理学家、肝脏病理学领域奠基人之一、中日友好医院病理科创科主任王泰龄，就在这里伏案几十载，在玻片上的细胞纹路里，在甲肝“风暴”和慢性肝炎的侵袭之中，为国人确立疾病诊断的标准。
前些日子，医院和科室筹备许久，以一场隆重的庆典为王泰龄庆贺即将到来的百岁寿辰。庆典上，一部关于王泰龄的纪录片徐徐播放。一番稀松平常话语，一条漫漫行医长路，道不尽的是人生百年。
摸到剖开疾病真相的“金钥匙”
1927年5月，王泰龄出生在河北唐山的一个书香门第。父亲是当地中学的校长，母亲是数学老师，王泰龄的儿时印象中，家里书桌上常常摊放着书本。每到盛夏，王泰龄一家会就近前往北戴河避暑，隔壁院落刚巧住着北京协和医院内分泌科专家刘士豪教授。有一年，王泰龄突发急性胃病，绞痛难忍，刘士豪只打了一针，就很快解了病痛。“我还没反应过来，针就打完了。”多年后回忆起那一幕，这位百岁老人眼底仍有少年时的欣喜。更让她记了一辈子的，是刘士豪每次下乡出诊，总要拖着几箱厚重的专业书籍。医者济世、向学的两种模样，在王泰龄的心底扎下学医的根。
1944年，17岁的王泰龄从北京慕贞女中毕业，以榜首成绩考入北京大学医学院，成为班里年纪最小的学生。4年后，她进入北京协和医学院实习，初心本是追随林巧稚医生，做一名妇产科大夫，可林巧稚的话意外锲下了她职业生涯的转折点：“妇产科医生一定要先做1年病理，看不懂病理，就做不好临床诊断。”王泰龄注意到，每一台手术结束，林巧稚都会第一时间到病理科等候结果。年轻的王泰龄从中读出：病理是剖开疾病真相的“金钥匙”。
与此同时，我国现代病理学奠基人胡正详教授看到了王泰龄在阅片方面的天赋，主动邀她转入病理系。从此，胡正详治学严苛、追求完美的行事风格，也深深影响了王泰龄。一次，她自认为已吃透了课程内容，准备登台授课。可胡正详当场发问：“国际上最新的炎症机制研究文献，你都看过了吗？”见她摇头，胡正详当即让人推着小车，从图书馆搬来数十本外文专著和前沿期刊，勒令她全部精读吃透，才可再站上讲台。
20世纪50年代初，我国病理学领域近乎空白，全国专职从事病理解剖工作的专业人员不足50人，多数医院无独立病理科，临床诊疗也少有客观病理依据。1953年，一纸调令送达26岁的王泰龄手中，她当即响应国家号召，独自踏上前往吉林长春的火车，来到解放军第一军医大学（现吉林大学白求恩医学部）开展病理学科的创建等工作。
王泰龄（左二）前往长春投身病理科建设时，同事们在火车站为她送行。
20世纪80年代，王泰龄（中）在当时的白求恩医科大学病理生理实验室开展解剖带教。
20世纪80年代，王泰龄在当时的白求恩医科大学基础楼白求恩塑像前留影。
当时，解放军第一军医大学刚刚组建，三所附属医院都没有病理科，实验设备、标本储藏室、试剂操作台一无所有。王泰龄带着几名年轻技术人员白手起家，亲手制作标准病理标本，从零开始搭建实验室，建立起东北地区第一套完整的病理诊断流程与质量控制体系。她坚持“尸检是认识疾病最直接、最准确的途径”，将尸检率常年维持在60%～70%，并亲自完成数千例，积攒了大量珍贵的临床病理资料。
长春30余载，王泰龄育人才、建科室，数百名病理专业骨干从她的门下走出，成为全国各地病理学科的中坚力量；三所附属医院病理科从无到有，成为区域病理诊断和教学的核心；王泰龄还是国内实施免疫组化、电镜等病理技术的先驱之一，为临床诊断和科研工作提供了重要支持。
肝病“风暴”中攻坚起“沉疴”
1984年，已经57岁的王泰龄人生轨迹再次发生转变。那一年，中日友好医院刚刚落成，病理科无设备、无团队、无成熟规制流程。在国家的召唤下，王泰龄再度收拾行囊，阔别31年回到北京。招募团队、采购设备、搭建标准化工作体系，同步推进尸检、分子病理技术……短短数年，王泰龄带领科室成为全国病理界标杆之一；她率先在国内规模化普及免疫组化技术，一举拉高全国基层医院病理诊断精度。
但4年后，一场突如其来的甲肝“风暴”打了她和所有同行们一个措手不及。短短几个月内，近30万上海市民感染甲肝。“那黄黄的皮肤、黄黄的眼珠，接连不断出现在医生面前。肝炎门诊的老弱病残似乎已经招架不住。甲肝、甲肝……在病历卡上，医生们不断重复地写着这几个字。”媒体的一段记载，还原了当时上海处于疫情“风暴眼”中，多家医院所面临的迫切局势。
王泰龄回忆，那时上海很多仓库、校舍、旅馆都改造成临时病房，疫情快速蔓延至全国。北京全城也开展了大规模预防性消毒，时任中日友好医院病理科主任的王泰龄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压力：“每天都有大量的肝病标本等待诊断，好像周围的人都得了病似的。”她带领全科人员轮班拆解切片、出具诊断报告，以精准的病理结论支撑临床一线救治，平稳扛过了这场全国性公共卫生危机。
甲肝的冲击终于消退，但潜伏在国人身体里慢性肝炎的隐患，更是一代人难以摆脱的沉疴。彼时，我国慢性肝炎患者超1亿，病程绵长、分型复杂，但全国却没有统一的慢性肝炎病理诊断标准。王泰龄心下焦急：恰逢国际肝炎分型标准即将重新修订，如果中国人拿不出自己的标准，就只能全盘照搬国外。
念念不忘，必有回响——王泰龄的兄长、北京友谊医院院长、知名消化病学家王宝恩此时刚参加完一场国际会议归来，带回了相关国际前沿信息。兄妹二人一拍即合，决意联合全国病理、临床顶尖专家，制定一套贴合中国人群、与国际前沿同步的慢性肝炎病理标准。
这是一场耗时数年的攻坚。王泰龄牵头收集数千例慢性肝炎肝穿刺标本与完整临床随访病历，在无数个深夜反复比对切片、校验每一项病变指标，以惊人的速度制定出与国际接轨的《慢性肝炎病理分级分期标准》，并纳入我国《肝炎防治方案》在全国推广实施。
这个标准被业内称为“王泰龄标准”，它的出台结束了我国慢性肝炎病理诊断无统一标准的历史，极大提高了我国慢性肝炎的诊断和治疗水平。该标准将慢性肝炎的炎症活动度分为4级，纤维化程度分为5期，采用半定量计分的方法，客观、准确地评估肝脏病变的严重程度，至今仍在临床上广泛应用。此后，王泰龄又先后主持制定了重型肝炎、脂肪肝、酒精性肝病、药物性肝损伤等多种肝病的病理诊断标准，“一砖一瓦”地构筑了完整的肝病病理诊断体系，为我国肝病防治事业作出了里程碑式的贡献。
2015年，88岁高龄的王泰龄再度扛起重任，承担起中华医学会肝病学分会《药物性肝损伤诊治指南》中病理诊断标准的制定工作。为了兼顾科学、实用、与国际接轨，她总结了自己10余年来积累的1000多例药物性肝损伤肝穿刺病理资料，反复修改完善；同年，她关于慢加急性肝衰竭的研究论文发表在国际期刊《肝脏病学杂志》上，影响因子达11.33，展现了中国肝脏病理研究的国际水平。
在病理科留下不灭的灯
2021年王泰龄生日期间，中日友好医院举行了“泰龄肝病病理发展基金”揭牌仪式。病理科主任钟定荣对此感慨万千：“王老退休后数十年始终坚持阅片会诊，毕生积蓄全部捐赠设立基金，专门培训基层病理医生、扶持青年人开展科研。”对此，王泰龄赶忙挥了挥手笑着补充：“肝脏病理总得有人搞。人老了肯定有这样那样的‘磨损’，我得在‘报废’之前，把应该做的事都做出来。”
事实上，直到4年前，大家都没觉得王泰龄真正地“退休”过。早8时准时落座显微镜前，晚8时离开科室——这个维持了数十年的作息她从未更改。
2003年，她亲手搭建了中日友好医院肝穿刺会诊库，其中每一份病例都由她亲自整理归档，并细致记录患者临床信息、镜下病理特征、长期治疗随访效果。至2023年，该会诊库已存纳近万例全国疑难肝病病理标本，覆盖几乎所有常见、罕见肝脏疾病，是国内肝病病理研究、人才培养无可替代的宝库。“这些病例资料是我一辈子的心血，如果不把它们整理出来，将来就会变成一堆废品，太可惜了。”王泰龄说。
除了日常病理会诊和科研工作，王泰龄还不知疲倦地投身于人才培养中。她坚持为全国肝病病理学习班讲课，每年都有数百名来自全国各地的病理医生慕名而来，聆听她的教诲。她毫无保留地将自己数十年的诊断经验和治学心得传授给年轻医生，手把手教他们看病理切片、分析疑难病例。她常对学生说：“学医的人不需要特别聪明，但一定要认真。只要肯下功夫，就一定能学好医。”
2020年，王泰龄（右一）和病理科专家们讨论疑难病例。
如今，一批批年轻医生已接过了她的接力棒，成为病理专业的中坚力量。在她的带领下，中日友好医院也建立了一支梯队合理、技术精湛的肝病病理诊断队伍，为临床肝病诊治和肝移植的实施提供了坚实的支撑。
从17岁走进医学院校门，到百岁犹未停下脚步，王泰龄一生以一双慧眼勘破千万肝病谜题，以一套套标准树立诊疗坐标。“我老了，但事业不能老，要一代一代传下去。”在王泰龄之后，相信病理科那盏曾陪她熬夜的灯，也将会继续亮很久很久。
记者手记
迎着晨光赶路
医院为王泰龄举办百岁庆典这天一早，晨光斜斜扫过中日友好医院的大门，也给王泰龄的满头银发掺进了一抹金色。从她位于樱花园小区的家中走来，只有短短几百米。她特意把家安在离医院近的地方，早年脚力轻快时，她7分钟就能到达，可如今在搀扶下得走20分钟。今天，她照例早到，可推开会议厅的大门，满屋的同僚、后辈已将目光稳稳地落在她身上。
活动中，《王泰龄教授画册及会诊病例报告集》编纂工作同步启动，这段百年人生与跨越半世纪的行医历程也将得以再现。王泰龄起身致辞，两手摩挲着指尖若有似无的老茧。这双手曾触碰过的无数病理切片，曾是她一生的精神寄托。发言中，她颔首微笑，坦言自己人生最大的快乐，便是在显微镜下找到病变的关键线索，解开困扰临床许久的诊断难题。这份纯粹的热爱铸成“百炼钢”，也化为“绕指柔”。它支撑王泰龄熬过无数个为攻克重大疾病而不眠的夜晚，也扛起过无数次从零开始的重担；亦可让她在转身后，为身边的一本小书、一朵小花而雀跃、而感恩。
听王泰龄讲述往事，最动人的就是这份举重若轻。王泰龄家中有间小书房，门口显眼处，一台半旧的显微镜被郑重地用丝绒布盖好，余下的便是满目书籍。而在书架深处一个不起眼的角落，却不着痕迹地藏着那些耀眼的过往：国家科技进步奖一、二、三等奖，“六五”“七五”“八五”国家科技攻关证书，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结题证书……证书金边上泛起微光，正像王泰龄在显微镜下幽微的目光。在微观世界中，细胞悄无声息地记录着生命体与疾病反复博弈、交手的经过。它们留下了怎样的印记，疾病的故事有怎样的发展？人体遭到了何种攻击，如何抗争，最终转向什么命运？这些问题，是王泰龄终其一生的追寻。
百岁庆典结束，王泰龄在年轻人的搀扶下离开。手中的鲜花贺礼是医学后辈对她百岁的隆重敬意，回家的小路是她往返了几十年的行医轨迹。如今，她已不必再日日迎着晨光赶路了。而她一路走来留下的脚印，沿途那一棵棵樱花定会永远铭记。
文：健康报记者 魏婉笛 通讯员 王秀红
供图：中日友好医院
编辑：魏婉笛 肖琰（实习）
校对：于洋
审核：秦明睿 徐秉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