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百多人留在川滇黔边,最后能归队的,少得让人沉默。

一九三五年二月十二日,云南威信扎西一带,中央红军主力正准备回师东进。

队伍要走,可不能所有人都走。

一些伤病员、警卫通信人员、运输人员、卫生人员,还有从各部抽出的干部战士,被留下来组建川南游击纵队。人数四百多人,枪不够,弹药不多,前面是川滇黔三省交界的深山,后面是追来的国民党军和地方武装。

他们拿到的任务很清楚:牵制敌人,掩护主力,安置伤病员,开辟游击区。

可这支队伍没有想到,主力红军越走越远,他们这一留下,就从长征打进了抗日战争,又拖到了解放战争前期。

门关上了。

五龙山一带,临时集合的队伍站在山坡和庙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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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策、余泽鸿、戴元怀、夏才曦等人组成中共川南特委,负责领导这支新生的游击队。红军主力要机动作战,不能带着大批伤病员在川滇黔边区久留;但敌人也不能马上看清主力的真实去向。

这四百多人,就成了留下来的那道影子。

他们不是去打一场漂亮仗就撤下来。

他们要在叙永、古蔺、赤水、兴文、长宁、毕节、威信一带反复转移,让敌人分兵,让地方武装不敢安心追击主力。

山路窄,担架慢,伤员的呻吟声压在队伍后面。能走的扶着不能走的,能扛枪的把枪背在外侧。

他们心里明白,和主力分开的那一刻,最难的不是打仗。

是联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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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军主力一旦越过一道山、一条河,消息就会断。没有电台,没有稳定交通线,敌人又层层封锁。那时的一道命令,未必能穿过川南、滇东北、黔西北的山口。

他们只能按最初的任务往下打。

二月以后,川南游击纵队开始在边区活动。

黄坭、落包一带,队伍同追来的川军遭遇。枪声在山谷里炸开,游击队打退敌人进攻后,不能恋战,迅速转移。

这就是他们后来反复使用的办法。

打一下,换地方。

打得赢就缴枪,打不赢就钻山。白天藏进密林和岩洞,夜里下山贴标语、发动群众、筹粮、侦察敌情。

一支小部队,硬是在二十多个县的山地里搅出动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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敌人吃不准这支队伍到底有多少人,也吃不准中央红军主力到底去了哪里。对一支只有几百人的游击队来说,这已经是最大的战果。

可代价很快来了。

一九三五年七月,黔北游击队同川南游击纵队会合,番号改为中国工农红军川滇黔边区游击纵队。队伍看上去壮大了,压力也跟着压下来。

长官司一带,川军、滇军和地方武装相继扑来。

七月十三日,战斗打得很急。徐策负了重伤,后来在转移途中牺牲;副司令员张凤光、参谋长陈宏也先后牺牲。

指挥员一个接一个倒下。

第二天,特委在簸箕坝开会,重新调整领导。余泽鸿接过特委和纵队重担,刘干臣任司令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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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不是胜利后的整编。

这是伤口上的整编。

到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余泽鸿、刘干臣等人又先后牺牲。纵队主体遭到严重损失。按常理说,一支被切断联络、干部大量牺牲、物资匮乏的队伍,很快就会散。

可川滇黔边区的火没有灭。

原来的纵队力量,逐渐分成川南、贵州、云南等游击支队。许多队员不再穿完整军装,不再能集中成大部队行军。他们分散在山寨、岩洞、林子和群众家里。

番号还在。

枪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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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难熬的日子,反而是在任务已经完成之后。

中央红军完成战略转移,长征胜利结束,留下来的这些人却没有接到一个清清楚楚的收队命令。对他们来说,最初的命令仍然有效:坚持游击战争,发动群众,牵制敌人。

于是,战争换了名字,他们还在打。

抗日战争爆发后,川滇黔边区的形势又变。全国抗日的旗帜举起来,边区游击力量也因地制宜开展抗日救亡宣传,有的队伍改称抗日后援力量,有的继续在山区同地方反动武装周旋。

他们不是没有想过找上级。

可山外的局势变得太快,交通线断了又断,熟悉的干部牺牲的牺牲、被捕的被捕。一个支队要活下来,先得解决今天的粮、今晚的岗哨、明天敌人从哪条路来。

这时候,云南支队慢慢成了坚持时间最长的一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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殷禄才、陈华久等人带着队伍在威信、镇雄、彝良及川滇黔交界地带活动。最多时,队伍发展到数千人。他们袭击区乡政权,打击地方武装,破坏敌人交通和补给,也把红军曾经留下的政治影响继续往山里、往村寨里传。

十年过去了。

十二年过去了。

一九四七年二月,解放战争已经全面展开,西南还在国民党方面控制之下。

这时,云南支队迎来最后一次大围攻。国民党正规军和地方武装多路出动,扑向郭家坟一带根据地。

山口被封,村寨被搜,敌人一层一层向里压。

队伍突围后化整为零,分散隐蔽,但敌人继续清剿。到三月十九日前后,支队长殷禄才、政委陈华久等人牺牲,大部分队员也倒在川滇黔边区的山里。

这支从长征途中留下的红军游击力量,到这里基本结束了自己的战斗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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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一场战斗。

是十二年。

后来,有少数幸存者继续隐蔽斗争,有的参加地下党领导的武装,有的又投入迎接西南解放的斗争。可当年扎西分手时那四百多人的原始队伍,早已在一场又一场转移、突围、伏击和清剿里散进了群山。

张爱萍后来为这支队伍题过一句话:“红军主力长征北上,川滇黔边游击战场,孤军奋斗牵制强敌,壮烈牺牲万代敬仰。”

一九三五年二月,扎西山路上,那支四百多人的队伍同主力分开。

他们背着枪,扶着伤员,往川滇黔边区走去。

风从山口吹过来,队伍越走越小,枪声却在那片山里响了十二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