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有人都觉得李培恩投了个好胎。
父亲是央行董事，母亲是大学高级讲师。家族名声在外，体面，受人尊敬。逢年过节，亲戚提起他们家，语气里全是羡慕：“看看人家老李家，要什么有什么。”
可只有培恩自己知道，那扇大门背后，从来不是一个家。
那是一座贴着“为你好”封条的刑房。
规矩多到让人窒息。
分数低于一百，那晚的餐桌就没有他的位置。奥数比赛失利，父亲的皮带扣就成了他后背的常客。从记事起，那些话就像钉子一样敲进他和哥哥的骨头里——男人不准哭。不准抱怨。男人必须强硬。必须完美。
有一次，他实在太累了，小声嘟囔了一句“好累”。父亲当场暴怒，一只手掐住他的脖子，差点把他掐死。在那个男人眼里，孩子说累，等于在否认父母的辛苦。罪无可赦。
培恩至今都记得，小学时自己哭过一次。
那会儿他每天的生活是上学、补习、再上学、再补习，像一台上满发条的钟，永远不准停。有一天他终于在父亲面前掉了眼泪。那张脸冷得像块铁，丢给他一句话：“你是男生。男生不准哭。你哭了，就说明你不配当我儿子。”
从那以后，培恩给自己定下了一条生存法则：只要我够完美，就能免于惩罚；但如果我犯一点错，就没人会再爱我。
为了这个“被爱”的资格，他把自己逼到了极限。
每天将近二十个小时钉在书桌前，肉眼可见地消瘦下去。但他不敢停。他以为一直考满分，一直拿奖，总能换到一次认可、一句“你做得很好”。可现实是，家里那两个人从来看不到他已经跑得有多快，只看得到终点线永远在前头。
那次高烧，烧到快四十度。
第二天就是奥数竞赛。培恩躺在床上浑身发抖，可父亲连眼皮都没抬一下，语气轻松得像在聊天气：“吃药就行了。别指望我准你请假。你在学校代表的是我的脸面。因为一点小病就放弃，丢人。”听到这话，培恩的脸瞬间惨白。他不是因为发烧才觉得冷，而是他第一次那么真切地感受到，原来自己在这个家，不过是一张要挂在墙上的奖状。
第二天，他拖着烧得发烫的身体进了考场，然后倒在了考桌前。
睁眼的时候，他第一个反应不是喊疼，不是找水喝。
他抓住旁边人的手，声音虚弱却急迫地问：“题…题怎么样？我做完了吗？结果出了吗？我赢了吗？”没人回答他。那一刻他满脑子只有一件事——如果这场试考砸了，他会面对什么。他知道。他太知道了。回到家，迎接他的不是安抚和担心，而是一种他自己都说不出口的、铺天盖地的恐惧。
就是从那次之后，培恩学会了一个残忍的道理：生病等于软弱。软弱等于废物。
而父亲，容不下废物。
渐渐地，他就成了这个家族最贵的那件投资品。
“你是我们家的未来。”“别在亲戚面前让妈妈丢脸。”这些话像循环播放的录音带，一天到晚在他耳边转。从来没有人问过他一句：“你一定很累吧。可以休息一下的。休息一下也不会有任何损失。”
没有。一次都没有。
他的脑袋像被强制格式化了，除了父母那些扎心的句子，什么都存不住。
最让人喘不过气的是，无论他怎么努力，永远都是错的。
初一那年，他拿了知识竞赛第二名。他攥着奖状站在客厅中央，心跳得很快，甚至有一点期待。他想，这次总该不一样了吧？
可父亲看他的眼神，比骂他还让人难受。
没有你以为会来的“真棒”，没有别人家那种揉着头发说“已经很厉害了”的哄。只有沉默。那沉默里藏着极大的失望。仿佛第二名就是一个残次品，不值得被高兴，更不值得被夸奖。
培恩站在那里，突然就明白了——他永远拿不到父亲要的那个满分。因为他就是那个不被允许存在的缺口本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