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丁毅超
2026年7月21日晚间，泽连斯基宣布解除西尔斯基的武装部队总司令职务，联合部队司令德拉帕季接任。这次换帅的导火索是国防部长费多罗夫被免职后在乌克兰社会中引发的抗议，但真正改变抗议性质的是费多罗夫在随后记者会上的发言。他说这场战争在西尔斯基的领导下打不赢，并首次公开指出旅级部队的物资补给取决于指挥官是否效忠于总司令个人。
西尔斯基选择了一种带有既视感的应对方式。从海军到领土防御部队，各军种指挥官纷纷在社交媒体发帖表达坚定支持，结果却适得其反。而空中突击部队旗下没有一支旅发布支持视频，西尔斯基最看重的425突击团和225突击团同样保持沉默。这也不奇怪，毕竟一个月前独立媒体Babel刚曝光425团训练基地至少25名新兵的非战斗死亡，此时替西尔斯基背书，等于把自己和那些死亡绑在一起。
为了选出新司令，泽连斯基花了三天时间与各军团指挥官逐一视频通话。据《乌克兰真理报》获得的信息，进入最终考量的人选有四个。其中空中突击部队司令阿波斯托尔是西尔斯基培养的接班人，联合部队司令德拉帕季被视为军方首选。
而名单上另外两个名字透露出完全不同的信号。亚速运动创始人、第三军团司令比列茨基，以及亚速营前指挥官、第一军团司令普罗科彭科赫然在列。泽连斯基甚至单独与比列茨基进行了面对面会谈。
最终上任的是德拉帕季，但比谁当总司令更重要的是那张四人名单的构成本身。当一个国家的军事领导层换血时，替代人选中有一半来自一个极端民族主义运动的谱系，这就已经不是人才短缺的问题了。
同样的结构性张力在另一件事上也清晰可见。就在西尔斯基下台两个月前，泽连斯基签署命令表彰了乌克兰起义军（UPA）。在波兰，UPA的名字与沃伦大屠杀直接关联，约10万波兰平民在其行动中丧生。此举导致波兰停止交付米格29战斗机，超过44%的波兰民众转而认为对乌克兰的援助过多，波乌关系急转直下。
425团的丑闻扳倒了总司令，亚速系的壮大迫使总统表彰纳粹合作者的后继组织，两件事情都指向乌克兰战争体制对民族主义准军事力量的制度性依赖，以及这种依赖必然产生的后果。
亚速营和西尔斯基的对照实验
2025年，泽连斯基在半年内签了三道总统令。5月纪念乌克兰起义军；7月将亚速旅和第三突击旅编入新组建的军级作战单位；10月将亚速运动创始人比列茨基擢升为准将。
泽连斯基和比列茨基
比列茨基远不止是一位有争议的军官。他在2000年代共同创建了社会民族大会，信奉种族民族主义和白人至上主义，公开声称乌克兰右翼的使命是对抗闪族领导的劣等人。这在现任犹太人总统的领导下显得格外讽刺。
2014年他创建的亚速营使用带有新纳粹色彩的狼之钩标志，美国国会专门立法禁止向该单位提供武器和训练。六年前泽连斯基以和平候选人身份当选时，亚速系就是和他最不对付的政治对手之一。毕竟当时的泽连斯基更多是以民粹化的反腐败形象登上政治舞台，他的意识形态坐标比较温和，被认为是典型的中间派领导人。
然而六年后，泽连斯基亲手给比列茨基戴上了将星。原因很简单，亚速系已经膨胀到必须被重视的地步。
很多人对亚速系的认识还停留在战争初期，当时它只是一支被收编为国民警卫队的千人规模部队。但据昆西国家事务研究所的评估，亚速系领导层现在已掌控着包括第1军团和第3军团在内的数万人，占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兵力的10%。
仅比列茨基直辖的第3军团就包含五个旅，控制着超过百分之十的前线。在其他部队减员严重、日益低迷的时候，这支部队满编运转且仍在增长。仅第三突击旅一个旅就有约一万人，九成是志愿者。据《泰晤士报》报道，至少还有数万人排队报名想要加入亚速系的部队。
亚速系如此吸引人的原因有很多，其中媒体经常提到的是他们更先进的征兵方式。亚速系拥有独立的征兵体系。当其他乌克兰军队在强征壮丁时，他们却能推出一周的体验营项目，不适应的人可以自主退出。
他们还建立了半独立的后勤体系，资金直接来自网络募捐，能够绕过乌克兰低效的官方后勤，直接采购所需物资。
但最根本的原因其实只有一个，亚速系真的很能打。在正规旅整建制溃退的战区，亚速系部队往往是最后一个走的。自从2025年下半年比列茨基接管120公里前线后，俄军在红利曼的推进几乎大幅放缓，而此前乌克兰在该方向每月丢失约60平方公里。
最典型的例子就是红利曼本身。虽然俄军渗透部队现在能频繁进入城区，但他们始终拿不下由第三军团防守的北部关键阵地，如果没有第三军团的坚守，俄罗斯早在今年春天就该占领红利曼了。
这种战场上的强势表现形成了一个良性循环，亚速系战绩越好，就越能吸引募捐和优秀志愿兵的加入，而这些资源和人员又进一步提升了他们的作战能力。
但仅仅打得好还不构成充分解释，国家完全可以自己组建同样精锐的部队。西尔斯基就是这么尝试的，他创建了425独立突击团作为乌克兰最大的突击团，拥有约一万三千人，直接由他指挥调动。
这支部队不缺资源，也从来不缺最艰苦的使命。更关键的是，它的创建者哈尔卡维是一名以无人机战术起家的技术军官，没有任何极右翼背景。425团是对专业主义可以替代意识形态这个命题的最终检验，如果战斗力仅仅来自资源和勇猛，它应该成功。
然而它没有成功。2026年6月，乌克兰独立媒体Babel的调查报告揭露了一个令人震惊的事实：该团训练基地内至少25名新兵死于非战斗原因，官方记录的肺炎和心血管疾病诊断与法医检查发现的肋骨骨折和胸部钝器伤明显不符。报告还显示基地实行严格的军事管制，新兵被武装押送，周围还埋有地雷。
西尔斯基真的对自己的精锐部队一无所知吗？西方媒体曾试图将他塑造成一位能够快速适应西方军事体系并具有改革意愿的指挥官，但在担任总司令之前，他在西方媒体中的绰号是“屠夫”。一个多月后，425团的丑闻成了把他推下总司令位子的助力之一，他培养的接班人阿波斯托尔也没能替他续命。
425团的这场危机表明，专业主义作为意识形态的替代品最终导向了什么样的结果。亚速系和425团都需要解决同一个问题，怎样让一个人冲进炮火和无人机之中。比列茨基本人在接受采访时坦言，“物质激励没有用，没有人愿意为钱去死。在最困难的时刻，一个人必须认同战士的身份、军事兄弟会和一个比自己更大的使命。”他们最鄙视的正是西尔斯基那种依靠恐惧驱使炮灰的方式。
乌克兰年轻人用脚投票的现实最能够说明这一点。当利沃夫的年轻人掀翻征兵车的时候，另一个人却可以自己主动走进亚速系的招募站。不是乌克兰人不愿意打仗，是他们不愿意在某种体系下打仗。
启蒙的奇点
425团的下场不只是一支部队的管理失败，它反映了现代政治制度在极限条件下的结构性崩溃，那就是无法产生赴死的意愿。要理解这种崩溃的必然性，需要追溯到这套体系最初的设计逻辑。
自霍布斯以来，现代国家的核心理念就是建立一台中立化的机器。十六至十七世纪的宗教战争让欧洲的政治思想者得出了一个结论，如果国家试图统一公民的内在信仰，只会带来无止境的纷争。
以将政治变为科学为名，霍布斯的解决方案是把内在信仰整个驱逐出世俗政治领域，划归私人空间。（或者用他的说法，内心是属于神法的领域。）你的内心信仰无关紧要，只要在外在行为上服从主权者，就是合格的公民。国家因此从有机体转变为中立的外在工具，任何政党夺取政权后都能用这套机器推行自己的意图，这正是整个启蒙秩序的基础。
专业化军队是这套逻辑在军事领域的极致展开。士兵服务于国家这台机器，个人的内在信念无关紧要，重要的是奖惩和晋升渠道。对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有限战争和治安战来说，这套机制可能是有效的。因为个体存活的概率大于死亡，制度激励指向的那个"活着的未来"仍然是可信的。上文所说的425团就是典型的例子。它拥有充足的资源和最高统帅的直接关照，指挥官是高度专业化的技术型军官。
施米特对现代国家的诊断之所以尖锐，正在于他看到了个体内在与外在的这种分裂。人的内心世界和外在世界本身就是两个相互影响的部分，这是每个人用自己的日常生活体验就会发现的事实。强行割裂内外联系必然导致利维坦的瓦解。
理性主义将国家降格为技术性管理工具的同时，实际上也抽掉了民众对国家的内心认同。这台行政装置在日常生活中确实可以运行，但它丧失了无法在紧急状态中动员人的关键能力，因为紧急状态要求的正是那些被它驱逐的东西。而死亡，是这道裂缝最极端也最不可逆的表达。
所有制度激励，无论是钱还是未来的地位，你必须先活下去才有意义。专业主义可以给一个士兵最好的装备和最充足的口粮，但你没法在后勤清单上找到一个愿意为之去死的理由。征兵阶段的裂缝至少还可以用强制手段去弥合，毕竟被征召者尚未面对死亡，强制力与求生本能之间尚可维持一种脆弱的均衡。但当士兵被推到真正需要赴死的阵地上，这种均衡就彻底崩塌了。强制力可以阻止逃跑，却无法驱动冲锋。
425团训练基地里被绑在全地形车后面拖拽的士兵，以及伪装成肺炎的死亡，就是中立化国家机器运转到极限时的真实面目。当所有内在意义被抽空，机器唯一的语言就是极端暴力，士兵沦为可消耗的结构性工具。
与425团相比，亚速系运行在一套比霍布斯更古老的逻辑之上。在这套逻辑里，内在信念与外在职能之间不存在分裂。士兵的政治身份和军事角色是一体的，他来当兵，是因为他相信自己属于一个有机共同体，这个共同体的存亡比他的个体生命更重要。这种内在与外在的重新合一，让亚速系的成员自愿走向死亡。
启蒙理性在过去几百年里不是没想过解决这个问题。卢梭是最重要的一次尝试，他的解决方案是公意。卢梭构造了一套极其精巧的论证，当你签订社会契约的那一刻，你就不再是自然状态中的旧人，而是一个被共同体重新塑造的新人。作为新人，你的生命本身就是共同体的有条件赠品。因此当国家要求你去死的时候，你不是在牺牲个人权利，而是在偿还你的存在本身所依赖的那个前提。
这个论证在启蒙理性的框架内已经是最强的回答，但卢梭自己也明白它的局限。纯粹的理性推演无法让一个真实的人在炮火中放弃他唯一的生命。所以他把全部的希望寄托在教育身上。《爱弥儿》不是一部教育学著作，而是一份政治工程图纸。通过从幼年开始系统性地塑造情感和认同，让公民在面对死亡时无需理性计算就自然地选择牺牲。
换言之，卢梭试图用理性的手段制造非理性的效果，用教育人工合成那种原本只存在于有机共同体中的无条件归属感。
这暴露了启蒙的自我矛盾。卢梭承认理性论证不够，必须依靠非理性的情感纽带，但又坚持这种纽带可以通过理性设计的教育体系来制造。这是个自相矛盾的工程。
英国政治哲学家迈克尔·奥克肖特对此有一个更直观的解释。实践知识和技术知识是两种不同的知识，技术知识可以编纂成规则通过课堂批量传授，但实践知识只能在具体的传统和共同生活中被浸润式地习得。卢梭的教育方案恰恰是试图把一种实践知识转化为技术知识，写进一套可复制的教育课程中。问题是，归属感能让人赴死，正是因为它不是被教出来的，而是在有血肉的共同体中生长出来的。
这种启蒙的困境同样也出现在第二国际之中。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第二国际高呼全世界无产者共享的阶级利益超越国界，帝国主义战争不值得为之流血。然而四天之内，这种声音化为灰烬。德国社民党投票赞成战争拨款，法国社会党人集结在三色旗下。
原因很简单。工人当然是工人，但工人也不止是工人。他同时也是法国人或德国人，一个家庭的父亲；他身上沉淀着一种语言、一片土地和世代传递的记忆。当敌国军队攻入城市、杀害妻子儿女时，第二国际式的阶级团结在这种古老的生存焦虑面前像薄纸一样被撕碎了。
启蒙运动两百年后，哈贝马斯将启蒙推进到宪政爱国主义的最终形态，主张公民忠诚应指向宪法所体现的普遍理性原则而非民族文化。这实际上就是西方支持乌克兰的理论根基，乌克兰人在捍卫他们理性选择的自由民主秩序。
但战场用最直接的方式否证了这个理论。能让人放弃生命的从来都是一种先于理性、扎根在血肉和记忆中的确信，我属于这个共同体，它的存在比我的存在更真实。这种无条件的自我牺牲源于对共同体的原始确信，而这正是启蒙理性花了三百年试图从公共领域中驱逐的东西。卢梭和哈贝马斯两百年的理论大厦在真正需要士兵赴死的时刻就瓦解了，因为它们从一开始就在用理性推演来填补一个理性推演无法填补的空洞。
西尔斯基的下台用最新的事实验证了这个判断。乌克兰六天的街头抗议就换掉了一位战时总司令。用启蒙那套来说，这是契约论逻辑在正常运转，公众发现了机器的故障，所以撤回了委托。但悖论在于，同一套逻辑赋予公民诊断失败的权力，却没有赋予他们在同一框架内修复失败的工具。
候选名单上最能打的两个人来自亚速系，而他们之所以能打，正是因为亚速系运行在社会契约之外的逻辑上。泽连斯基本人同样困在这个悖论里。他的合法性来自民主选举，他的战争却依赖选举逻辑无法生产的力量。泽连斯每一次对民意的回应，都进一步加深了对那种力量的依赖。
自由主义秩序的坍塌
上一部分的论证指向一个抽象的结论。启蒙理性在死亡面前必然失灵，它的每一次修补都在更大的圈子上回到同一个死胡同。这种抽象结论正在乌克兰战场上转化为可观测的、不可逆的政治后果。这些后果构成了一幅欧洲建制派不得不面对的结构性噩梦，一个系统按照自身逻辑正常运转的产物。
我们先来看看前线士兵在极端压力下到底选择认同些什么。第422无人机系统团自称Luftwaffe，使用的鹰徽与纳粹空军几乎一模一样，团里出售印有纳粹鹰徽的卫衣和钥匙扣来筹集军费。第三突击旅的一个下属单位使用了二战中党卫军迪列万格旅的修改版徽章。带有党卫军色彩的黑太阳和狼之钩从亚速系内部扩散到了原本毫无极右翼背景的第156营和第110旅无人机营。
这些正规部队的士兵佩戴纳粹符号，大概率不是因为他们突然变成了法西斯主义者。在绞肉机般的战场上，士兵崇拜的是能带领他们活下来且能打胜仗的强者，而亚速系恰好就具备这种能力。这导致原本属于极右翼的符号在崇拜强者的心理下发生了语义转变，变成了精锐和胜利的代名词。
关键是，这不是巧合。不是这些部队碰巧既有纳粹符号又能打仗，而是因为亚速系的意识形态体系能够制造战斗力，所以它的符号才被整支军队当作强者的图腾来崇拜。在人真的会死的地方，卢梭的理性公民消失了，赫尔德的有机民族站了出来。
符号的泛滥只是对自由主义最表层的反动，更深层的表现是整个形式法律秩序的系统性瘫痪。乌克兰2015年的法律明确禁止宣传纳粹符号，违者可判五年监禁，但这条法律在乌克兰形同虚设。同样的，泽连斯基在法律上是武装部队最高统帅，但他签署的每一份涉及亚速系的总统令，更像是对现实的追认而非真正的命令。
形式法律秩序与实质权力秩序之间已经系统性脱节，反纳粹法律也失去了约束力。征兵体系同样空转，它动员公民的唯一合法依据在死亡面前已被证明毫无效力。真正让部队运转的权威来自兄弟会内部的信念纽带，而不是总统令。
施米特在1922年就说过主权者是决定例外状态的人，真正的主权在于谁的决断在紧急状态中能被实际执行。当一个国家的正式法律体系只能制造逃兵和暴动时，真正的权力已经转移到了别处。泽连斯基给比列茨基戴上将星，不是在下达命令，是在为这一转移补办手续。七月的候选名单又一次确认了这件事。当比列茨基和普罗科彭科被视为总司令的现实替代选项，权力的转移已走到什么地步，不需要更多论证了。
在正式法律的废墟上，一种基于血誓和共同信念的非正式秩序比前者运转得更有效。它决定着哪些阵地守得住，哪些城市暂时不会沦陷。
面对这幅图景，或者说从2022年起，自由主义的标准反应是对军事援助附加条件，要求亚速系去极端化，接受多元文化培训，纳入标准的北约指挥体系，这无异于痴人说梦。
如果亚速系的战斗力确实根植于其极端的民族主义意识形态，那么去极端化要求中的每一项就都在削弱这种战斗力的真正来源。然后泽连斯基和欧盟得到的不再是亚速旅，而是另一个425团。
自由主义的自身逻辑使这个困境比看上去的更深。一个以个体权利为最高原则的秩序，在结构上就比任何其他政治形态更难培养出愿意赴死的士兵。要求个体为集体献出生命，就是对个体权利的最高否定。事实上只要问一个问题就可以了。为什么冲突爆发后，乌克兰留下来当兵的总是那些强硬的民族主义分子，更崇尚自由主义的青年却纷纷逃往欧洲大陆？
自由主义对此心知肚明，它长期以来的应对策略是赎买这个矛盾。它用精确制导替代步兵冲锋，用高薪福利替代信仰，以为只要保持压倒性的技术和经济优势，这套赎买机制就可以勉强维持。
冷战后的几十年里这套办法确实奏效了，但这种赎买本身存在着根本的局限。一旦战争的规模和烈度超过了技术可以替代人命的阈值，赎买机制就会崩溃，自由主义秩序就不得不转向那些不需要被赎买的人。但这些人之所以不需要被赎买，是因为他们运行在自由主义之外的一套逻辑上。
这就是太阿倒持。伯克在《法国革命论》中早已发出过这个警告。当旧秩序的一切权威来源都被掏空之后，军队作为唯一剩余的有组织暴力，迟早会发现一个简单的事实，掌握枪杆子的人没有理由永远听从不掌握枪杆子的人。
亚速系从一个四百人的志愿营发展到实际掌控数万兵力的军级力量，走的就是这条轨迹。它既拥有真正的进攻能力，又展示过明确的政治意志，有能力颠覆任何未来与俄罗斯达成的和平协议。而战争每持续一天，它的兵员、经验和政治资本就增长一分。
问题是，放弃改造在自由主义的框架下同样不可行，这约等于放任一个自己无法控制的力量持续壮大。西方建制派对这场战争的核心叙事是民主对抗威权，乌克兰是自由世界的前线。各国援助乌克兰的武器和资金都是基于这个叙事流入的。
但真正在前线决定战争走向的力量从来不认为自己是自由民主的卫士，他们只是学会了用布鲁塞尔和华盛顿想听的话来换取武器和战斗机。他们为之战斗的是乌克兰民族的生存，而非西方的自由民主秩序，两者只是在面对共同敌人时碰巧重合。
启蒙理性在这里完成了一个自我否定的回路。它释放了原子化的个体，以个人权利为最高原则建构了国家机器，却在真正的生死关头发现这台机器无法运转，最终不得不向它最初试图驱逐的那种力量交出实质上的主权。
谢苗·伊万诺维奇·泽连斯基，1924年生于克里沃罗格，1942年入伍，红军近卫军中尉，在第57近卫步兵师指挥过迫击炮排和步兵连，两次获得红星勋章。他的父母在纳粹占领期间遇害，三个兄弟全部战死沙场。全家只有他一人从战争中活着回来，度过了战后漫长的和平岁月，最终以警察上校衔退休。
他有一个孙子，叫弗拉基米尔·亚历山德罗维奇·泽连斯基，现在是乌克兰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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