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anne ten Brinke
一些极具魅力、表面温文尔雅的人，可能也是善于表演、懂得用谎言、操控情感的人。他们不一定是坏人，甚至看起来是很正常的人，但足以让你的生活陷入持续的疲惫、焦虑与自我怀疑。更糟糕的是，你往往说不清问题出在哪……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人格心理学家利安娜·坦恩·布林克（Leanne ten Brinke）把这种人格称为“暗黑人格”。作为暗黑人格领域的知名学者，她追踪了监狱里的冷血罪犯、职场里的“优秀”领导者、生活里善于情感剥削的恋人，形成研究著作《有毒的人：识别并应对你身边的暗黑人格者》。书中，她揭示了一个被长期忽视的真相：暗黑人格并非“全有或全无”的标签，而是像光谱一样分布在人群中。
实际上，暗黑人格不仅仅影响到人际关系，还会深深地影响到经济与政治，特别是在社会竞争激烈和充满不确定性的今天，暗黑人格不失是一个观察人际、社会乃至政治的视角。
本文是学人scholar团队对布林克的专访。本次访谈由学人Scholar志愿者陈诗浣、曾佑瀛、徐军共同完成。
暗黑人格内涵：高情商必定就是暗黑人格吗？
学人：很多心理学研究依赖量表和实验室数据，但您的研究同时深入了监狱、企业等真实场域。在量化“心理伤害”这个最难测量的指标时，您遇到的最大挑战是什么？您是如何建立科学的评估体系的？
布林克：伤害是一个外延极广的概念，表现形式多种多样：情感伤害、人身伤害、经济损失、组织损害等等，不胜枚举。
现有的研究文献探讨了各类场景下暗黑人格特质带来的影响，并未采用单一标准衡量伤害程度。更确切地说，研究者会选取贴合自身研究问题的结果变量开展测算。有时研究指标是刑满释放人员的再犯率：这类再犯行为既可能对受害者造成人身伤害，造成侦查、起诉、关押产生的各项成本，也必然给社会带来经济损耗。另一些研究则统计高暗黑人格特质人群的伴侣遭受的各类侵害。与高精神病态者有交往的受访者普遍反映，自己承受了严重的情感、身体、经济的伤害与性虐待的痛苦。伤害也可体现为让人丧失良好的发展前景，因为如果管理者为人更加温和、少些算计，人们本易取得更加理想的发展。
职场研究发现，管理者的精神病态特质越高，下属承受的工作压力越大；对冲基金经理若具备这类特质，客户的投资回报率会更低；政治领域，精神病态人格特质往往伴随着更强的敌对倾向、更易两极分化，同时会让议员的实际影响力有所削弱。
可以说，伤害的定义宽泛，需结合具体场景判定，但核心内涵始终一致：它致使人或事物遭到损害、处境恶化。
学人：大众很容易把强势、严格、直率误判为“有毒”。请问如何区分正常高要求人格和隐性操控型暗黑人格，有明确的判断标准吗？
布林克：人格特质指思维、情绪与行为的稳定模式，评判依据并非一个人的主观感受，也不是其造成伤害的大小。如果想判断身边人是否具备高暗黑人格特质——精神病态、马基雅维利主义、自恋、施虐倾向——需先明晰各类特质的定义，并长期、多场景观察与之匹配的思维、情绪与行为表现。
精神病态是一组复合人格特质，并非单一特质，多种特质叠加才构成精神病态。鲍勃·黑尔（Bob Hare）博士很早就划分出其四大构成维度，大致对应擅操纵、冷酷无情、冲动无常、反社会性四类特征：
1.擅长操纵：人际交往中频繁撒谎，惯用表面魅力，自大自负，自我认知极度膨胀；
2.冷酷无情：情绪浅薄且短暂，作恶毫无愧疚悔意，漠视他人，拒不承担自身行为责任；
3.冲动无常：对待风险异于常人，行事不经深思、不顾长远后果，行事草率不负责任；不愿踏实投入长期精力经营事业、维系稳定关系，依附他人度日；
4.反社会性：无视规则，既包括违法犯罪行为，也包含违背社交礼仪、公序良俗、职场规范等行为。
此外，马基雅维利主义表现为，极度渴求地位与掌控权（财富、名望、权力），不择手段操纵他人；无视道德准则，推崇损人利己，且习惯性猜忌他人。
自恋表现为，自认理应享有特权，为满足私欲肆意利用他人。这类特质初期会让人看起来受欢迎、富有魅力，但长久相处极易引发人际矛盾。
最后，还有施虐倾向，这种人以残忍为乐，核心是从他人痛苦中获得快感。
学人：很多普通人也会存在间歇性的冷漠、利己、回避责任的行为，很容易被误判为暗黑特质。从您的研究来看，正常的自我保护、适度利己与真正的暗黑人格之间的根本不同是什么？判别标准是动机、频率，还是行为后果？
布林克：判断一个人只是暂时表现出操控他人还是冷漠无情，最关键的依据是：其当下行为与平日一贯表现是否相悖，并且这一当下行为更适合用所处环境来解释，还是归结于其人格本身。
我们大概都有过状态糟糕、言行反常的时刻，做出过冷漠算计、刻意拿捏别人的举动。倘若有人恰好撞见彼时的我们，大概率会心生评价：这个人极度自私、工于心计或是行事鲁莽冲动。而这恰恰是我们评判他人时常陷入的思维误区，心理学上将其称作基本归因错误。也就是看到别人做出不当举动时，我们会认定根源在于对方本性——此人本就冷酷刻薄、拥有暗黑人格。可当自身犯错失度时，却会归咎于外部处境逼迫。这也告诉我们，订立处事原则、守住人际底线固然重要，但当他人身处低谷、情绪低落时，多一分体谅与包容同样不可或缺。
这类失当行为的出现并非毫无缘由，依托具体情境，我们能够预判人在哪些情境下更容易变得自私冷漠，或是萌生说谎、舞弊的念头。当人处于匿名状态时，撒谎、欺骗、偷窃的意愿会显著上升；挫败感、心理压力与高温环境，容易催生攻击性与敌对情绪；睡眠不足同样影响巨大。
一篇颇具参考价值的新近研究曾开展相关调研：一方面记录受试者的睡眠时长与睡眠质量，另一方面统计他们当天是否会靠撒谎达成目的、行事毫无愧疚感，也就是暂时性表现出暗黑人格特征（即便这并非其稳定的人格底色）。研究结果表明，睡眠质量越差的人，越容易虚伪欺瞒、毫无悔意且凡事以自我为中心。研究者认为，这一关联背后的核心原因是：睡眠缺失会大幅降低人对负面情绪与压力的耐受能力。
我们应当认清一个事实：任何人在特定场景下，都有可能做出冷漠功利、刻意操控他人的行为，这其实是十分普遍的现象。只有当这类负面行为能够跨越不同时间、各类场景，始终稳定显现时，才能将其定义为一种人格特质。
Leanne ten Brinke的研究著作中译本：《有毒的人：识别并应对你身边的暗黑人格者》
学人：您强调暗黑人格者的魅力和伪装是其难以识别的关键，请问这类人群的“魅力伪装”是否属于暗黑人格的固有特质？其心理动机与普通社交讨好、高情商社交的区别是什么？
布林克：《黑尔精神病态核查量表-修订版（PCL-R）》（该量表由罗伯特・黑尔（Robert Hare）编制，是国际上测量精神病态人格的权威工具——编者注）共包含二十项评判指标，“魅力伪装”就是其中的一项，该量表用于司法临床场景评估精神病态人格特质。不过，即便某人不具备这一特征，其精神病态特质总分仍可能偏高，但“魅力伪装”属于精神病态人格中擅长交际、操纵他人的典型表现。“魅力伪装”和普通的友善应酬有本质区别：其目的是掌控、摆布他人，以此谋取私利。
学人：读完本书后，部分读者在发现身边人带有一些暗黑特质后，会带着偏见眼光看待对方，加深刻板印象。也就是说，“暗黑人格”可能变成人们粗暴评判他人、给人贴上标签的工具。您是否对此感到担忧？一旦被贴上这类标签，是否也剥夺了这个人自我成长、改变的机会？
布林克：如今大众文化里，“自恋者”“精神病态者”这类词汇被随意滥用。我希望读者读完这本书后，能真正读懂这些术语的准确含义。暗黑人格特质呈连续光谱分布，绝大多数人的特质程度都处于正常区间，达不到临床诊断标准。但这不代表和这类人相处会轻松愉快。不过，如果我们学会如何与暗黑特质偏高的人打交道，就能减少他们给我们生活带来的压力、矛盾与伤害。
同时，我也客观说明了人格改变的现实情况：充满对抗性、敌意的人，自身主动改变的意愿通常很低，而且人格改变本身难度极大，需要极强的主观坚持。但改变依然存在可能性，尤其是幼年就表现出冷漠无情特质的孩子。鼓励拥有这类特质的人自我成长、做出改变，对所有人都有益。想要推动他人改变，我们可以先从自身做起。如果我们真心希望世间少一些冷漠与算计，每个人都能从小事入手，约束自身同类负面行为。即便我们自身的暗黑特质水平偏低，也依然有自我完善的空间。
学人：据您观察，对比传统社会，在社交媒体高度普及的当下，暗黑人格相关负面行为的传播模式发生了哪些变化？
布林克：社交媒体让少数散播仇恨、制造猜忌的人，能够比以往任何时代更快、更广地传播负面内容。近期一项研究显示，大众主观预估有40%的网民会在网络上做出攻击性言行，但实际上仅有3%的人存在这类行为。问题在于，这3%的人群发言极其活跃，常年在评论区引战、散布虚假信息，营造出全网充斥恶意的假象，甚至让我们怀疑另外97%友善网民的真诚与善意。
暗黑人格与文化：某些暗黑人格特质在不同文化间差异明显
学人：不同文化对暗黑特质的包容度差异巨大。例如在集体主义文化中，部分马基雅维利式的权谋手段，有时会被当成“高情商”。您在研究过程中是否留意到不同文化下相关语境、包容度的区别？能否举例说明？
布林克：目前针对马基雅维利主义的研究大多开展于西方文化背景下，但部分新兴跨文化研究显示，该特质带来的结果在美国（个人主义文化）与中国（集体主义文化）存在明显差异。Maetal等人在2021年的研究表明：在中国，马基雅维利主义会提升员工工作投入度、降低职业倦怠；在美国则完全相反，该特质会带来负面工作表现。
与之不同，精神病态特质无论在哪种文化环境中，都会引发不良后果。我们还需要更多研究，才能厘清两种文化下马基雅维利主义产生差异化影响的深层原因。
学人：中国集体主义文化氛围浓厚，十分看重亲情羁绊与人情社交。暗黑人格者也更擅长利用亲情、孝道观念与人情往来实施精神操控。在您看来，这种注重集体与人情面子的中式文化，是否纵容了这类暗黑人格？
布林克：只要社会存在人情互助、有来有往的社交规则，就会有人借机只索取帮助、不愿对等回馈。绝大多数人会出于愧疚与羞耻感，克制自己利用他人善意的想法。但暗黑人格特质突出者（尤其是精神病态者）几乎不会产生这类情绪，他们完全不在意公平与诚信。因此，他们会心安理得接受他人帮扶却不予回馈，即便丢了情面，也会迅速转向新的人际关系继续索取。
而马基雅维利主义者则会策略性利用人情互惠传统，先经营人脉、获取他人信任，一旦维持这段关系的成本大于收益，就会果断抽身，转而追逐权力与地位。
学人：不管是政界还是商界，领导者往往需要一些异于常人的特质，比如无所畏惧、行事冷酷、强烈的支配欲等，才能在激烈竞争中取得政治或商业层面的成功。身处这类环境，人们总会担心“劣币驱逐良币”。那么这是否意味着残酷的竞争环境本身，就要求人具备部分暗黑人格特质才能生存？如果真是这样，滋生暗黑人格的土壤岂不是永远存在？
布林克：每当社会进入竞争加剧的阶段（例如战争、经济动荡时期），人们总会格外追捧强势、掌控欲强的领导者。而精神病态特质突出的候选人，恰好擅长向大众推销这套强权式领导风格。当他们宣称“只有我能解决一切问题”时，我们很容易轻信，默认他们的冷酷算计是为了集体利益。
可事实恰恰相反，依靠暗黑特质、强权管控的掌权者，只会持续激化矛盾，而非化解问题。政坛中，暗黑特质与负面竞选、言语冲突高度相关；职场里，专断强势的管理者会不断挑起员工内部对立，尤其在自身权力不稳时，这类行为会变本加厉。由此形成恶性循环：这类冷酷领导者制造出混乱，反而让大家更迫切地想要依靠“强硬者”脱困。
真正擅长平息冲突、稳定局面的领导者，大多拥有亲社会型人格特质。如果我们想要平稳发展，相比冷漠善算计的掌权者，富有同理心、待人真诚的领导者才是更合适的选择。
学人：暗黑人格的形成和不同的文化之间也有相当大的关系。您这本书被翻译成不同的语言，不同文化背景的读者在阅读这本书。您是否愿意给这些不同文化背景的读者一些阅读这本书的提示？
布林克：关于暗黑人格特质的研究主要是在西方个人主义文化中进行的。虽然现有数据表明，这些人格特质确实存在，且可以通过我们为WEIRD（白人、受过教育、工业化、富裕、民主）人群开发的同一套问卷在不同文化中进行测量，但关于“暗黑”特质在其他文化语境中如何运作以及如何影响社会结果，我们仍有许多需要了解的地方。如果您的文化中似乎存在某种机制，能够遏制暗黑人格特质造成的危害，请分享您的见解，以便我们能直接进行研究。
直面暗黑人格：人们往往比他们在网络上表现出的更为善良
学人：您在书中也有提到在各国的中小学校园中，都有小团体孤立、霸凌、精神操纵同学的未成年人案例，部分施暴儿童已经呈现出早期暗黑人格的特质，我们可以做些什么来进行干预？有可以直接借鉴的具体方法吗？
布林克：早在2-3岁的儿童身上，就能观察到冷酷无情和情感淡漠的特征。这些特征可能与行为障碍并存，且若在儿童期被诊断出这些问题，会增加青少年及成年期在精神病态特征测评中得分较高的风险。因此，早期干预至关重要。
在“亲子互动疗法”中，父母学会在孩子对他人或玩具表现出善意时给予关注，重复孩子说出的善意话语，并表扬孩子的善举。与此同时，父母还要学会通过忽视或采用“时间暂停”的方式来减少孩子的破坏性行为，而不是训斥或严厉惩罚。新南威尔士大学的伊娃·基莫尼斯（Eva Kimonis）博士的研究发现，经过21周的治疗，此类项目能够减少行为问题，降低冷酷无情特质（《精神障碍诊断与统计手册（第五版）》也叫“有限亲社会情绪特质”——编者注），并增强同理心。
虽然惩罚有其作用，但具有冷酷无情特质的儿童尤其容易受奖励驱动，治疗可以利用这种寻求愉悦的行为来产生积极影响。蒙特克莱尔州立大学助理教授佩维特·班萨尔（Pevitr Bansal）博士曾担任过针对具有冷酷无情特质儿童的夏令营辅导员。正如他向我所述：“惩罚无法教会新的行为，只会教会孩子如何规避惩罚，而且这并不能真正建立起积极的亲子关系或儿童与辅导员之间的关系……如果我只是在惩罚孩子，他们就几乎没有动力去按照我们的期望行事。”在夏令营中，孩子们因表现良好——比如耐心等待轮到自己，或者与同伴分享——而获得积分，并可以在“欢乐星期五”用这些积分在一家街机风格的商店里兑换奖品。
这个由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的丹尼尔·瓦施布什（Daniel Waschbusch）博士负责运营的夏令营，获得了家长们压倒性的好评，许多家长表示，在为期八周的项目中，孩子的行为有了显著改善。一位家长表示，这是他们第一次对孩子的未来充满希望。
学人：很多人在长期被暗黑人格消耗后，产生了严重的自我怀疑与认知扭曲。在您看来，被精神操控和情感剥削后的人，在走出这段“有毒”关系后，应当如何进行心理重建？
布林克：与一个冷酷无情且善于操纵他人的人相处，会让我们感到精疲力竭、心生恐惧，甚至不愿再信任他人。觉得独自一人更安全——把自己孤立起来、不信任任何人——这种感觉很正常。但与他人建立联系，往往是寻求支持、在生活中寻找意义以及重拾对人性的信心的最佳途径。你可以从小处着手，先找一个可以倾诉的人——可能是久未联系的朋友、总是倾听且不妄加评判的家人，或是心理咨询师。那些专门帮助人们摆脱虐待关系组织，或是由经历过类似遭遇的人组成的互助小组，也能成为重要的慰藉与关怀来源。
学人：研究暗黑人格这么多年，这件事有没有改变您自己的人际关系和生活方式？
布林克：我认为这让我对具有反社会人格特征的人有了更深的理解。研究表明，这些特征的差异中有50%源于遗传——毕竟你无法选择自己的父母——而50%则受环境影响。通常，这些环境因素包括幼儿时期遭受的虐待和忽视。这并非为他们的行为开脱，但确实帮助我对那些并不特别值得同情的人产生了一些关怀和同情心。
了解这些人格特质，也让我能够预见在何时何地可能会与这类人产生冲突，并学会如何应对这些特质。这并不是说具有高水平这些特质的人无法表现得诚实或乐于助人，但他们这样做的动机可能与其他人不同。例如，如果你在工作中看到一位似乎具有这些特质的领导者，且他对团队态度恶劣，你可以尝试以“契合”他性格的方式来改变他的领导风格。试图唤起他对团队福祉的关切，很可能收效甚微。但如果你指出，在他制造的当前压力下，团队表现不佳，而且他的奖金取决于团队的整体表现，他可能会对团队更友善一些。
学人：书的最后，谈到了两大危险，也把希望寄托于人性变得更加善良和日常的行动。面对这样的一个复杂且高风险的社会，寄托于人性，这会不会显得不切实际？
布林克：我的结论有充分的数据支撑，因此我认为它并非不切实际。那些具有所谓“暗黑”人格特质的人，其数量远少于那些通常诚实、善良且具有亲社会倾向的人。
现代社会面临的挑战在于：我们要记住，人们往往比他们在网络上表现出的更为善良；虽然身居高位者的人格阴暗面可能助长竞争与分裂，但不断升级的支配权之争绝非领导力的唯一途径——甚至不是最有效的途径。在选拔领导者时，我们应当看穿“暗黑”人格的神秘面纱，认识到无论是在权力殿堂还是在日常生活中，那些善良、慷慨且富有同理心的人，所带来的成功是属于“我们”的，而不仅仅是“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