奔腾不息的黄河，雄浑肥沃的黄土高原，孕育了灿烂的中国史前彩陶文化。
距今约7000年前，生活在黄河第二大支流汾河流域的先民，选泥为料，抟土成器，研矿着色。经过水与火的淬炼，黏土制成的陶器在陶窑升腾的烟火里，缓缓拉开了山西史前彩陶的序幕。
今年是西阴遗址发现一百周年。7月20日至9月30日，山西考古博物馆举办“花开西阴——汾河流域的史前彩陶”专题展览。在这里，观众可探寻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发展脉络，也能透过彩陶纹饰，近距离感受史前先民在泥土与火焰间淬炼出的生活智慧与艺术审美。
一道红褐纹，开启符号化表达
汾河，出于管涔，纵贯山西，汇于黄河。其流域以黄土为基，气候宜人、资源丰富、水草肥美，为史前先民提供了宜居宜农的自然环境，成为孕育中华文明的核心区域之一。
史前先民利用火来加工食物、烧制陶器之时，生活质量已有了质的飞跃。当人们开始在陶器上印纹作画，并出现彩陶之时，则是人类的又一次突破。
彩陶是在未经烧制的陶坯上，以天然矿物如赤铁矿、软锰矿等为颜料，描绘出纹饰之后，再经入窑焙烧而形成的一种陶器。
山西目前发现年代最早的彩陶，出自距今7000至6400年的枣园文化遗存。本次展览展出的红顶敞口陶钵、红顶敛口陶钵、敞口平底钵、钵形陶鼎等器物，皆源于此。
这些彩陶的纹饰朴素简洁，偶见弦纹、曲折纹或宽带彩绘作为点缀。以敞口平底钵为例，其口沿那一道浅淡的红褐色彩带纹，尽显质朴风格。“这类纹饰是这一时期彩陶的典型特征，说明当时先民对颜料性能的掌握还处在初级阶段。”山西省考古研究院公众考古部工作人员徐如柏介绍。
山西省考古研究院馆员武卓卓表示，即便如此，这些纹饰仍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标志着史前先民开始为实用器物赋予符号化表达。
过渡阶段，彩陶纹样迎来革新
斗转星移，距今6400至6000年，汾河流域的彩陶风格进入了承上启下的过渡阶段。
居住在运城盆地的史前先民，依托优越的自然环境，聚族而居，形成了稳定的聚落形态与原始农业社会。这一区域内，居住在夏县师村遗址、河津古垛遗址的先民，已经开始烧制带有几何纹饰的彩陶。这一时期，彩陶纹饰从仅装饰于口沿的单一宽带纹，扩展到器腹部位的几何三角、菱形与圆点组合纹样，同时还出现了弧边三角纹与花瓣结构的萌芽。考古学界将这一文化特征命名为仰韶文化东庄类型。
正在展陈的宽带纹彩陶钵，其口沿处有一圈极为醒目的黑色宽带纹；对顶三角纹彩陶钵的器腹部位，则清晰呈现出对比强烈的三角纹图案。由此可见，早在6000多年前，当时的陶工就已经具备了将自然界的物质形态转化为平面几何图形的创作能力。
在临汾盆地，以翼城北撖遗址为代表的仰韶文化遗存，既保留了本地陶器体态瘦长的传统特征以及圆点、钩叶等元素，又积极与周边地区进行文化融合。这种兼收并蓄的风格，为后来闻名于世的西阴文化彩陶奠定了基本特色——既有地域传承，又有开放包容。
西阴遗址，揭开史前制陶密码
从展示彩陶纹饰由朴拙至规整审美演进过程的“肇始——抟土与初绘”单元，移步至见证汾河流域史前彩陶最为繁盛发达阶段的“繁盛——华彩与融合”单元，观众可以领略距今约5800—5300年以汾渭流域、晋陕豫交界为核心区域的史前文化彩陶上的纹饰。
展柜内，一件出土于临汾桃园遗址的花卉纹彩陶盆格外引人注目。这件器物上，黑彩圆点、弧边三角和流畅曲线交织成“花瓣纹”，红黑撞色，繁复精致。
有学者认为，西阴文化彩陶上的花卉纹，或许就是“华夏”之“华”的由来。而“华”与“花”，在古汉语中本就同源。
这一时期，先民制作的彩陶以黑彩为主，兼施红彩与白彩。纹饰更加丰富——除了此前常见的宽带纹、几何纹，花卉纹与动物纹开始大量涌现，且在腹部表现尤为突出。
若要进一步探寻此时先民制作彩陶的工艺，西阴遗址则是最佳的窗口。
西阴遗址位于运城夏县，1926年由考古学家李济主持发掘——这是中国学者首次独立主持的田野考古工作，在中国百年考古历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
2025年，考古工作者在仰韶遗址的第三次发掘中，发现了大量彩绘颜料盘、研磨器与磨盘——此类工具在此前历次发掘中仅零星出土。
这批集中出现的遗物，为复原史前陶器制作工艺提供了清晰线索：先民先筛选陶土、制作陶坯并阴干，再用研磨石和研磨盘将矿物颜料研磨成细腻粉末，于陶器残片制成的调色盘上调试颜色，最后在阴干的陶坯上绘画，入窑烧制而成。
不同颜色为所用矿物不同所致：黑彩主要是氧化锰与氧化铁的混合物；白彩来自石英类矿物如石膏等；红彩则以赭石、赤铁矿为主。
“彩绘革命”，礼制取代实用性
到了仰韶文化晚期，汾河下游的晋南地区彩陶逐渐式微。对比“繁盛——华彩与融合”单元展陈中繁花似锦的彩陶纹饰，“变革——兴替与礼成”单元陈列的彩陶褪去了原本鲜亮的橙红色，纹饰也趋于简化。
展品中的“彩陶小口罐”以黑色环纹为主，显得颇为单调。然而，在同一时期，考古工作者从晋中盆地出土的彩陶依然以红彩为主，黑彩较为少见，并呈现出与周边文化交融的明显特征。
从太原镇城遗址出土的带流彩陶罐上，观众可以看到大量网格状纹饰元素，与内蒙古中南部庙子沟文化彩陶的网格纹饰颇为相近。此外，义井类型中出现的“背向对勾纹”——形如两个“6”字背靠背的纹饰——在豫北冀南大司空类型彩陶中也有发现。这些相似性实证了仰韶时期汾河流域与内蒙古中南部、豫北冀南地区的密切交往。
随着时间推移，距今4800年至4300年前，汾河流域庙底沟二期文化的陶器整体以灰陶为主，红陶罕见，彩陶基本消失，仅在少数墓葬中偶有出土。
与此同时，晋中盆地的彩陶依然鲜艳精美，如饰有蜥蜴纹的“彩陶折腹盆”和带有紫彩的“双系彩陶壶”，纹饰华丽精美。
然而，在陶寺文化时期，陶器制作工艺发生了根本性变革——从先绘制纹饰再入窑烧制的传统彩陶工艺，简化为烧制完成后在器表施绘的“彩绘陶”。这一变化降低了烧制火候与工艺难度，但彩绘更易剥落，保存状况不如早期的彩陶绚丽完好。彩绘陶的实用功能逐渐降低，更多成为代表身份与地位的礼制象征。
从汾河谷地第一道稚拙朴素的宽带纹，到盛放九州的“华夏之花”，彩陶所承载的，远不止先民朴素的审美意趣，更是史前人类对生命秩序的细腻描摹，以及对天地宇宙的深沉咏叹。
这条绚烂绵延的彩陶纹脉，深植于黄土高原的层层积淀之中，为早期中国的萌发与成形，铺陈下厚重而温润的精神底色，也成为中华文明绵延不绝的美学基石与内在基因。
本次展览策展人、山西省考古研究院党委书记兼副院长郑媛指出，“以小见大，由一件器物出发，去透视宏观社会的变迁轨迹——这或许正是考古学的终极关怀所在。本次展览的意义，亦正在于此。” 记者 梁耀华 文/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