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刷到一个视频,博主分享了他和一位德黑兰大学教授的故事。这位教授来到西安的第一件事情就去西安碑林,在里面整整看了9个小时。
博主疑惑地问他:“碑林有什么好看的?不就是一块块石碑嘛!”
教授回答他说:“碑林里有一块碑,是我们伊朗人找了200年才确认的,它证明了公元7世纪波斯帝国灭亡后波斯末代王子带着整个流亡朝廷逃到了长安,大唐收留了他们,给他们封官划地建寺。一个亡国的皇族在你们的城市活了下来,我整个人怔在那儿了。”
(《唐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完整拓片)
这位博主说的这个故事,是编排的段子还是实情,不得而知。但是,视频中这位波斯教授说的这块碑,确有实物,叫《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以下简称《景教碑》)。这块碑如今就矗立在西安碑林博物馆第二室入口西侧。从史实的角度看,这块碑记录了7世纪基督教传入中国、在中国生根发芽的全过程。从文化的角度看,这块碑证明了大唐王朝开放包容的胸襟和中国文化博大精深的气象,证明了古代中国长期处于世界经济、文化中心,堪称“全世界的光”。
《景教碑》从矗立的那天起就命途多舛,随着国运强弱而起伏,还差一点被外国侵略者偷运出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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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教碑》上的大秦指的是东罗马帝国。景教指的是基督教聂斯托利派。
公元428年,东罗马帝国君士坦丁堡的基督教大主教聂斯托利创立了一个新教派——聂斯托利派。这个教派被当时正统基督教派视为异端,受到打压和排斥。聂斯托利派不得不向外传播,5世纪传入波斯(今伊朗),又逐渐从波斯传播到中国的西域地区。公元635年——大唐贞观九年,聂斯托利派传教士、叙利亚人阿罗本来到长安传教,受到唐太宗的盛情款待。
《景教碑》的碑文完整记录了这段历史:
“大秦国有上德曰阿罗本,占青云而载真经,望风律以驰艰险。贞观九祀至于长安。帝使宰臣房公玄龄总仗西郊宾迎入内。翻经书殿,问道禁闱,深知正真,特令传授。”
唐太宗让阿罗本住在皇宫里,翻译带来的全部经书。经过3年的辛苦翻译,阿罗本终于译完全部经书,并进献给唐太宗。
唐太宗非常高兴,于贞观十二年七月下诏,准许景教在中国全境传播,并拨专款在皇宫西侧的义宁坊建造波斯寺,度化景教僧人21名。该寺后来改称大秦寺。
唐太宗的诏书也完整记录在《景教碑》中,原文如下:
贞观十有二年秋七月。诏曰:“道无常名。圣无常体。随方设教。密济群生。大秦国大德阿罗本。远将经象来献上京。详其教旨。玄妙无为。观其元宗。生成立要。词无繁说。理有忘筌。济物利人,宜行天下。”
太宗之后,高宗、玄宗、肃宗朝,景教都深得皇家信任。高宗朝,景教寺院如雨后春笋在各州新建,阿罗本被奉为“镇国大法主”。
唐朝尊崇道教,奉道教为国教。景教作为外来宗教,能得到皇家首肯在全国传播,十分难得。当时的景教信徒描述当时的情景:“法流十道,国富元休;寺满百城,家殷景福。”
公元781年,唐德宗建中二年,为了纪念阿罗本在大唐传播景教的贡献,景教76位高僧齐聚长安大秦寺,决定写文刻碑,记录景教在大唐的传播经历。经与会者集体讨论,碑文由景净起草,吕秀岩书刻,景教传教士伊斯出资建碑。碑建好后,安放在大秦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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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源自印度,传入中国后便在全国传播,成为中国第一大宗教。
然而,佛教不断发展壮大,逐渐与政治势力勾结,霸占田产,把持经济,不上税、不服兵役和劳役,引起了朝廷的不满。朝廷为了缓和矛盾,不得不拿佛教开刀。中国历史上曾发生过四次大规模镇压佛教运动,史称“三武一宗”灭佛,即四位皇帝在位期间发起的灭佛运动。其中一位就是唐武宗李炎。唐武宗在位期间(841年至846年),颁发了一系列打击佛教的政策,史称“会昌灭佛”。佛教寺院被捣毁,田产、财物被没收,僧人被勒令还俗。有学者统计,会昌灭佛捣毁佛寺4600余所,强制僧尼还俗26.5万人,没收财产无数。
佛教遭遇灭顶之灾的同时,景教也受到波及,2000多名景教僧人被驱逐出境,景教寺院被大量拆除,矗立在长安大秦寺的《景教碑》被埋入地下,踪迹全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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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教碑》重见天日是在800年后的明代。
公元1625年——明天启五年(一说1623年,明天启三年),《景教碑》在今陕西西安西郊(一说盩厔,今周至)被出土地,安置在西安金胜寺。
《景教碑》上有古叙利亚文,很快就引起了生活在明朝境内的耶稣会基督教传教士的注意。他们专门到西安观摩这块碑,释读上面的文字,还把碑文拓印下来寄回欧洲,在西方汉学家群体中流传,引发轰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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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教碑》在金胜寺静静矗立了200年,时间来到晚清。
晚清时期,国家衰弱,外有列强入侵,内有百姓起义,国家动荡不安。《景教碑》的命运也变得坎坷。
1862年,陕西爆发回民起义,建在《景教碑》上的碑亭被焚毁,石碑也受到破坏。幸好破坏程度不严重,整块石碑仍旧完整。
由于这块碑在欧洲汉学界名气很大,很多汉学家看到石碑暴露在外,十分心疼。有学者建议将石碑运往英国,由大英博物馆保管。1886年9月,英国外交部正式向清政府提出将《景教碑》运到英国。幸好当时朝廷没有同意,这块石碑才没被运走。否则,现在中国学者要看《景教碑》,还得去大英博物馆。
当时的清朝内忧外患,国力虚弱,连一块石碑都没法妥善保护。五年后,清政府为了保护《景教碑》,朝廷专门拨款在金胜寺建碑亭。结果,拨下来的钱被各级官吏层层贪污,辗转到西安的时候,就只剩下5两银子。碑亭没能建起来,《景教碑》依旧暴露在风雨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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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文物贩子一直盯着《景教碑》。英国外交部的要求被清政府否定,明着来不行,他们就暗箱操作,企图将这块碑偷运出去。
1907年,丹麦驻中国记者荷尔姆与地方官和僧人秘密谋划,荷尔姆用3000两白银“买”下《景教碑》。为了掩人耳目,他们照着原碑重新摹刻了一块碑,准备用新碑替换原碑,再偷偷将原碑运走。幸好这件事被人发现,清政府立刻制止。荷尔姆没能把原碑运出,只将摹刻的《景教碑》运到了美国。
荷尔姆盗买国宝的事情传出后,在文化界引发热议,清政府的腐败无能一览无余。为了防止《景教碑》再次被盗,西安政府把它移出金胜寺,安置在西安碑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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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块被荷尔姆运到美国的《景教碑》,1908年在纽约艺术博物馆展出,引起了极大轰动。后来,这块碑被一位商人买走,赠送给罗马教廷,收藏在梵蒂冈博物馆。
抗日战争时期,日军大举入侵中国。1938年,徐州会战失利后,国民政府为迟滞日军西进,扒开黄河花园口大堤,导致河南、安徽、江苏三省遭灾,约1200万人流离失所,大批难民涌入陕西。为了筹钱救助灾民,陕西省历史博物馆拓印了500份《景教碑》拓片,配上碑刻的全景照片,拿到海外售卖。由于《景教碑》在海外汉学界名声很大,这些拓片很受欢迎,很快就被抢购一空。售卖这批拓片所得钱款全部用于赈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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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块石碑的命运,往往是一个文明气运的缩影。《景教碑》从大唐盛世中立起,到会昌灭佛中被埋入地下,再到明末重见天日、晚清险遭掠夺、抗战时化身赈灾义卖——它的每一次沉浮都与国运紧密相连。大唐之所以伟大,不在于疆域辽阔,而在于它敢于接纳万里之外的文化与流亡者,让异域的信仰在这片土地上生根开花。而晚清的衰败,也不仅仅体现在割地赔款上,更体现在连一块石碑都无力守护的窘迫之中。值得深思的是,即便在最黑暗的年代,这块碑依然以另一种方式完成了它的使命——抗战时期的义卖拓片,让千年古碑化作救死扶伤的善款,仿佛冥冥中呼应着碑文里“济物利人”的大唐精神。
如今,站在《景教碑》前,看着它沧桑斑驳,承载了千年的历史和文脉。天佑中华,如今我们的国运蒸蒸日上,万邦来朝,《景教碑》再也不用担心被外敌偷走。
参考文献:
1.中国珍稀碑帖丛书《唐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
2.包泉万《中国古碑》
3.秦妍《<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出土地点再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