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巴蜀大地，历史悠久，文脉绵长。从《蜀王本纪》到《华阳国志》，从《蜀梼杌》到《蜀鉴》，历代史家对巴蜀历史的记载与研究从未间断。为承继前贤研究、力求创新探索，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历时多年，编著而成《四川简史》，与常见的通史不同，本书将叙述重心放在历代四川在经济、社会和文化方面的突出成就与特点，它采用专题研究的方式，打破时代的限制，将一个历史事件或一项主要成就的来龙去脉完整呈现，帮助读者快速把握重点与特点。
本书的时间跨度从远古一直延伸至2022年，地域范围则明确界定为今日四川（1997年重庆直辖后的新四川）。在叙述1911年辛亥革命以前的历史时，则沿用传统四川的地理范围。资料来源既有正史、方志、考古文物，也有近人研究成果和最新的政府工作报告，内容扎实可靠。
我们将在公众号上陆续发布本书的精彩章节，带您穿越时空，系统了解四川这片土地的经济奇迹、文化高峰与社会变迁。欢迎您持续关注，并留言分享您心中的巴蜀印象。
《四川简史》
近代四川（十一）
新民主主义革命
在四川的发展与胜利
川军走向抗日战场
1.统一川政
据统计，从 1917年的“刘罗之战”到 1933年的“二刘大战”，四川军阀混战持续 16年，发生大小战争400余次。
这一时期， 四川省级政府更迭十分频繁，且其驻地长期在成都、重庆等地迁转。这一时期， 四川省政府有名无实，省长多由地方军阀将领担任，其政令不能通达全省，多为各防区军事斗争的附庸。 四川省级政府以下，初设道、县，后又裁道，改各县直隶于省。1928年置成都市， 1929年置重庆市，属省级政府管辖。九一八事变前后， 四川省级政府经南京国民政府的决议，暂由刘文辉控制。此时， 四川的军阀斗争进入刘文辉与刘湘两个地方实力派斗争的局面。随着“二刘战争”爆发及局势的演变，刘文辉最终退守雅安一带。刘湘虽然取胜，但在对红军“围剿”行动中损耗巨大，也没有足够的实力控制全川。1934年11月，刘湘不得不向蒋介石求援。同年12月， 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南京国民政府任命刘湘为四川省政府主席， 同时任命甘绩镛、刘航琛、杨全宇、郭昌明、邓汉祥、谢培筠为四川省政府委员。其中，甘绩镛兼任民政厅厅长，刘航琛兼任财政厅厅长，杨全宇兼任教育厅厅长，郭昌明兼任建设厅厅长，邓汉祥兼任省政府秘书长。1935年2月10 日， 四川省政府在重庆成立。刘湘发表就职演说，称要集中力量，按国民党中央训令整理省政。“于民政则整肃官箴，严惩贪污，心敕雷霆，转移仕途风气；于财政则节流制用，培养税源，务使经济自给，入超减少；于建设则改良土货， 发展交通，务期因民所利，费简效宏；于教育则学归实用，勤习劳作，务期生产教育，合流同化；于军事则改良素质，精强贞固，务使冗滥汰除，日趋紧缩。”
1935年7月6 日， 四川省政府迁往成都，9月1 日正式在成都督院街办公。为实现川政统一后川军的“国家化”，国民党中央势力入川后便开始推动川军整编计划。1935年6月5 日，蒋介石在成都召集川军将领讨论裁减军队问题，他指出： “第一件根本的事情，就是先要裁兵， 以现在四川兵额之多，部队之杂，至少要裁去半数，然后才可以说到整理。”蒋介石还说， 只要川军“经过中央的点验和承认， 当然每个月可以照中央军队一样的发饷”。
随后，参谋团开始着手整编川军。到 1935年 10月，川军被整编为第20军（军长杨森）、第21军（军长唐式遵）、第23军（军长潘文华）、第24军（军长刘文辉）、第41军（军长孙震）、第44军（军长王瓒绪）、第45军（军长邓锡侯）、第 104师（师长李家钰）及四川善后督办公署直属部队（3个师6个旅）。与此同时， 四川省政府还成立了财政整理委员会，统筹四川省的财政改革。1935年7月，蒋介石授权成立“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行营驻川财政监理处”，管理、审核四川的财政，为四川统一财政、货币，稳定金融奠定基础。
川军出川抗战时用鸡公车运送军用物资（四川文艺出版社/供图）
1937年2月， 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提出要继续整编全国军队， 以形成统一编制，增加战斗力。同年6月， 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发布《川康军事整理委员会组织大纲》。7月6—9 日，何应钦、顾祝同等与川军将领部署具体整编工作。到8月 10 日，川军第二次整编基本完成。整编后的川军共26万余人，刘湘川康绥靖公署直辖部队共3个军、2个独立师和7个独立旅；刘文辉部第24军编为2个师和 1个独立团；孙震部第41军编为3个师和 1个独立团；邓锡侯部第45军编为3个师；李家钰部第47军编为2个师；杨森部第20军编为2个师。
2.川军出川抗战
1931年 ，九一八事变后，举国掀起救亡运动热潮， 四川民众抗日救亡的呼声也日益高涨。1932年，一二八淞沪抗战后， 四川人民除采取通电、请愿等形式外， 1932年3月8 日，还以“四川省抗日救国大会”为阵地，组织发动成都八万民众举行出兵大游行，要求川军出川抗日，支援上海前线。此时的川军将领赖心辉、杨森、刘存厚等曾发表通电，表示愿意率部出川抗战。刘湘还派范绍增为先头部队，东出夔门进驻宜昌待命。不过，这一时期的川军将领，总体上忙于内部争斗和“围剿”红军，并没有过多精力投入抗日救亡运动中。
1937年 ，卢沟桥事变后，成都、重庆、南充、叙永、广元、南溪、通江、威远、越西、南江、绵阳、安县、崇宁、眉山、青神、茂县、奉节、云阳、雅安、剑阁、江油、昭化等地的抗日救亡群众组织纷纷集会，进行抗日宣传，并电请四川军政当局，要求川军出川抗战， 四川人民誓为后盾。朱叔痴、夏之时、向楚、唐宗尧等46名四川老国民党人，也致电国民党中央，要求声援华北，并请川军出川抗战。国民党中央军校成都分校陈执功等23名学员联名向学校当局呈请北上杀敌。川军将领刘湘、邓锡侯、潘文华、李家钰等也先后电呈蒋介石请缨抗战。
7月14日，刘湘又通电省军政首长：“日军侵略，非一省一部之问题， 主张全国总动员，拼与一决；望全国上下， 同德一心，在全国整个计划之下，共赴国难。”张曙时以中共中央特派员身份与刘湘接触；不久， 中共中央代表罗世文与刘湘取得联系，并被刘湘聘为顾问。其间，刘湘也先后派代表叶雨苍、王干青多次去延安会见毛泽东，共同商谈抗日事宜。在中国共产党的努力以及四川人民抗日救亡运动影响下， 以刘湘为代表的四川实力派，逐渐改变了内战思想与政治态度，走向支持抗日的道路。
1937年8月7 日， 国民党中央在南京召开最高国防会议。刘湘当日下午从四川乘飞机赶到南京， 晚间参加会议并发表演讲。其发言主要是以下内容。首先，“要抗战才能救亡图存，才能深得民心，要先攘外才能安内”。其次，“日本的军事力量虽然较我军为优，但它必须利用交通线，才能展其所长，它的军队离开了交通线，不但军队运动困难，而且给养补充也不容易解决。我们的军队只要采取正规战与游击战相互配合，在交通线的两侧及其前后，与它尽力周旋，就可以作持久战”。再其次，“就国际形势来说，日、德、意三个法西斯国家，想独霸世界，英、美、法、苏不会坐视不理， 由中日战争的发展，演变成国际战争，是可能的。抗战的最后胜利，必然是属于我国。”刘湘最后在会上说：“抗战， 四川可出兵30万，供给壮丁500万，供给粮食若干万石。”当日，成都各界抗敌后援会举行了十万余人的市民大会，要求川军出川抗敌。
1937年8月26 日，刘湘在告四川各界人士书中称：“四川七千万人民所应担荷之责任，较其他各省尤为重大。我各军将士，应即加紧训练，厉兵秣马，奉令即开赴前方， 留卫则力固后防。”
随后，川军出征，川军将士在淞沪会战、太原会战、南京保卫战、徐州会战、马当之战、安庆之战、武汉会战、枣宜会战、武宁战役、第一次长沙会战、第二次长沙会战、第三次长沙会战、中条山之战、上高之战、鄂西会战、常德会战、豫中会战、桂柳会战、长衡会战、独山战役等战役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抗战中，川军将士足迹北达陕西、山西、河南、山东，南及上海、江苏、安徽、浙江、江西、湖北、湖南、广西、贵州 13个省区市。抗战后期， 四川军人还驰援印缅战场，为阻击日本从印缅方向入侵做出了重要贡献。在各大战役中，川军英勇抗敌，李家钰、王铭章、饶国华、赵渭滨、许国璋等大批川籍将领战死沙场，为国捐躯。
1937年 12月， 中共四川省工作委员会建立后，进一步加强了上层统战工作，并取得了显著成效。推动川军出川抗战，就是在党中央领导下四川党组织开展上层统战工作和群众性抗日救亡运动推动的结果，再加之川军广大将士出于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民族义愤和由此而激发的爱国热忱，使出川抗战的川军成为中国抗日战场的一支重要力量。
（未完待续）
来源：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